作者 | 洛神

纪录片《徒手攀岩》6日上映首日722万票房，排片比10.8%，上座率3.3%。

这个数据很低（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但依然要比国产纪录片《零零后》好很多。

9月3日《零零后》首映，排片占比0.4%，票房35.7万。

院线版与两年前剧版《零零后》的观众反馈差得有点远。

2017年剧版《零零后》播出后引起很多年轻群体的热议，B站点击率也一路飙升，很多微信公众号与微博流量主都主动转发宣传，然而制作团队却表示几乎没有做任何推广。

一如两季以来吸粉无数的“网红”纪录片《人生一串》系列。

纪实类作品观众的年轻化，确实是一种趋势。

但备受年轻观众追捧的“网红”纪录片在变身院线版后，到底多少自来水能转化成票房？

去B站刷片，去线下体验店打卡，与走进电影院看大电影，似乎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这与“小鲜肉”的流量不能转化为电影票房一样，原因暧昧复杂。

《零零后》大电影与此前的《舌尖上的中国》大电影一样，失利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电影走入院线，探寻其潜在的商业价值。但由于纪录电影固化的叙事模式和错位的市场定位，市场化进程发展缓慢。行业的一次拐点始于2017年的《二十二》。

行业拐点与遇冷常态

对于中国整个纪录片产业而言，2012是一次新起点——风靡全国的《舌尖上的中国》横空出世。

讲究叙事手法，用“吃”的视角讲述打动人心的“人”的故事，《舌尖上的中国》让观众开始意识到中国也能创作出观赏性高的纪录片。

它成了一个IP。

而对于国产纪录电影而言，2014 年是个新起点。当年国产纪录电影票房达到1815 万，是1998年《周恩来外交风云》创造3000万票房奇迹之后，国产纪录电影年度票房首次逼近2000万。同年的《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狂揽近7亿票房，也引发了关于综艺大电影的激烈争议。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诞生在中国》（合拍片）、《生门》《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摇摇晃晃的人间》等内容和定位迥异的几部纪录电影先后上映。

直到2017年上映的《冈仁波齐》和《二十二》，先后以1亿、1.7亿票房让大家对纪录片的院线市场找回了信心。那一年的《重返·狼群》《我的诗篇》差强人意。

2018年至2019这两年来，藉由市场的向好局面，一些表现底层、边缘人群的纪录电影也争相走向大银幕，渴望在纪录电影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最后的棒棒‎》《大三儿》就是这样的纪录电影。

2019年1月初上映的《四个春天》，以家庭Vlog的内容和质朴的诗意，赢得了一致好评。小人物纪录片填补中国纪录电影类型的空白，可票房却不尽如人意。

如何“圈粉”又“圈钱”

纪录片无论如何发展，相对故事片、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而言，永远都是小众产品，是“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因此非常适合追求长尾效益。

尽管《舌尖上的中国》院线市场的探索并不成功，但制作方与爱奇艺合作获取网络点击分成，回收了一大笔制作成本。

优质纪录电影《生门》当年只取得了106万元的票房，但在爱奇艺上映的系列剧则实现了盈利。

2017年9月5日，纪录电影《生门》借助大象点映重回大银幕。

截至2017年底，又在全国88个城市完成了218场专场展映，场均观影人次 63 人，票房41.6万，而这部影片2016年公映总票房为106万，点映票房占总票房的38.3%（数据来源于李瑞华、樊启鹏《2017年中国纪录电影观察》）。

宣发模式确实要改变了。

首先是利用“大象点映”平台。

2017年，“大象点映”平台通过众筹点映的方式，发行或协助发行了多部纪录电影，如《摇摇晃晃的人间》《地球：神奇的一天》《天梯：蔡国强的艺术》和《我只认识你》。

此平台还将之前公映过的《我的诗篇》《生门》《千锤百炼》和《乡村里的中国》等纪录电影重新带回大银幕，为曾经下线的纪录电影做长线展映。

互联网时代是关注“长尾”，发挥“长尾”效益的时代。

其二，利用“意见领袖”（KOL）们的带动性。

如果纪录电影的内容选取是具有话题性的人物和事件，与高受众参与度的互联网联姻会扩大纪录电影传递的观念价值，从而在网络中形成影响力，带动市场。

从根源上说，“纪录电影的春天来了吗”“纪录电影进入寒冬了吗”了，这样的问题基本等同于“中国纪录片产业化机制建立起来了吗？”

我们为什么需要院线纪录片？

《二十二》对整个纪录电影行业的巨大拉动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下一部《二十二》在哪？答案无从得知。

不过退一步讲，不管市场困境大小，表达诉求一直都在。

像15年前的《幼儿园》一样，《零零后》也触及中国教育问题，因为导演有诉求、有表达、想展示。

《2017年中国纪录电影观察》中有一种观点：无论纪录片还是纪录电影，都能与现实社会产生一定的联动作用，这种作用是可以延伸到纪录片之外的。

《生门》对于医患关系和谐的促进；《二十二》为慰安妇受害者带来的社会关照；《舌尖上的中国》甚至被《华尔街日报》点评为“明显的政治片”，这显然有过度解读的嫌疑，但影片对于社会的镇定和润滑作用还是显著的。

在戏谑与调侃充斥的商业电影市场中，纪录电影应发挥其独有的艺术实践力，找寻不同的叙事主题和叙事角度，以珍贵的纪实视角折射出国家和社会的多层面向，呈现出多元的当代中国图景。

在大银幕上，我们不仅需要抚慰人心的平和喜乐，还需要更多的人才用悲悯的、不违背良知的镜头，去描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