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日前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强国林立的全球环境中谋求发展而受到打压是一种“发展的悖论”。面对阻碍和困难，中国应当从改善要素结构着手，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并加大自主创新。

9月10日，樊纲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演讲时说，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着两个“发展的悖论”。其一，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却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快才叫“发展”。

“如果美国每年人均收入增长3%，你也增长3%，不能缩小距离，就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他说。

其二，不同于两百年前英国崛起时没有更强大的对手，樊纲指出，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世界市场已经被大国、跨国公司所占领的情况下，如何去争取一席之地。“发达国家会打压发展中国家，包括今天中美贸易的问题，华为遇到的问题。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特殊的难处。”

樊纲指出，深究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收入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等只是表面现象，要素结构落后，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在增长要素结构中，优质要素相对较少。”他说，落后国家可能劳动力人数不少，但教育水平较低，所以人力资本并不多。

他进一步指出，在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则在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的差距。

因此，樊纲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重点就在于如何改变落后的要素结构——如何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人才；如何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有效利用资本；如何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改善要素结构，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樊纲说，短期内人为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改变基础性的要素结构，这种发展方式最终是不可持久的。他指出，上世纪50年代的现象是大炼钢铁、重工业赶超，最近这些年的现象是“提升服务业比重”、唱衰制造业，都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樊纲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是“人口红利”等比较优势奠定了发展基础，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后发优势”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花钱引进受专利保护的技术，缩短研发的进程；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利用前人所积累的很多不受或已经不再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和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的知识，来加速发展；可以学习别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试错成本等。”他解释称。

樊纲指出，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仅仅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没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增长而真正缩小差距的过程。

反观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慢慢的，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各行各业的发展，看到了技术的进步，看到了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他说，“这些都是由于对外开放而使知识“外溢”到我们这里来的缘故。”

着眼当前，樊纲认为，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之后，如今中国已经到了要加大自主创新的新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

“在有人比你先进、比你强大，而且已经统治了市场的情况下赢得一席之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面对像中美贸易战这样的事，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觉得不可接受。”樊纲表示，当下中国要做的就是准确地认识、分析、应对、破解它，做好自己的事情。

“当中国持续发展了，别人才会认识到封锁、打压也不起什么作用，情况才能向好的方向发生变化。”他说。

嘉宾介绍

樊纲，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樊纲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