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之一、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授滨下武志应邀出席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滨下武志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福建，如今他在历史学、汉学领域已深耕几十年。他的主要研究以东亚为中心，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领域。他的著述宏富，近年来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和《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作为战后第二代，滨下武志亲历了美日关系的转折。1951年，美日签订《美日安保条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民都在强烈抗议，滨下武志也是其中一员。

滨下武志认为，当时日本依附美国的做法与中国改革开放、破旧立新的新气象截然不同。于是他下决心到中国实地探访，先习中国历史，再来反观日本历史。他说，要想了解日本必须先了解中国。

记者会上，滨下武志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次来到中国，滨下武志说，当初来到中国福建、广东一带，觉得当地的闽南语和广东话非常难学。后来在8位汉学老师的帮助下，他经常和当地会普通话的年轻人交流，中文也慢慢变得流利。

谈及此次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他说，“我现在一般不参加论坛。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因为这里集中了全球对中国有兴趣的学者，比较有学术性。”

本次论坛主题是“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程”，滨下武志认为，时代变化速度很快，历史看似离目前的政策较远，但中国很多经济模式在历史上都能找到雏形。

提到中国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东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特点，滨下武志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地区依靠的都是海域经济，“从东北到广州、还有浙江、福建等地都有地方性，人才、资源、资金的流动都不相同。但就像历史上东海、南海的朝贡贸易，都是海域经济在起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朝贡贸易往来，元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同中国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原来的五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个。如今“一带一路”的合作形式再度重现。“从历史研究来看，中国公元1402年，‘一带一路’的海陆就畅通了，在地图上已经有形状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表现。” 滨下武志说道。

对于“一带一路”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滨下武志认为，“共同体有一体化的意思，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历史脉络，一方面进行区域的合作，要从层次化的区域关系角度来讨论。”

在他看来，上个世纪美日贸易关系和如今的中美贸易关系相似但有所不同。“当初在美日关系中，日本处于依附状态。现在中国对于市场经济原则性问题的把握越来越厉害了。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可能主要取决于中美双方是否可以维持市场经济的进程。”

除了东亚经济史，全球资源的再分配也是滨下武志最近关注的重点。他认为东亚的联合未来可能会出现。“环境条件有限且不可再生，所以要充分利用人力和能源。现在中国、日本、韩国都在面临老龄化问题，年轻的人力资源集中在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劳动力如何流动分配很关键。目前的国际条件和环境形势，东亚国家有可能再联合起来，塑造新的可能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滨下武志已在中国治学多年，对于中国的了解甚至比一些中国人还多。“我比较喜欢没有变化的部分，像中国民间的历史传统和流传下来的价值观。我喜欢去中国的庙宇、道观这些地方。中国民间社会蕴藏着很大的力量，这是和日本、韩国不一样的地方。”

关于中国学传承问题，滨下武志认为，在信息爆炸和碎片化的时代，对于治学者来说，如何沉下心来思考和选择有价值的信息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关于在流动的时代，如何培养下一代中国学的人才？滨下武志说，“现在学习、看书的习惯已经没有以前好了。我从日本来中国，来上海，跑来跑去地分享交流，就是希望让下一代年轻人能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