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是奋斗的十年。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十年出生的人，童年便赶上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长大后他们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本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报道“50后”特选取了政法、文教、经济、艺术等领域11位人物。60多年来，他们听从祖国的召唤，在各行各业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中国建设者的理念和精神。

文|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张清华

责编|马蓉蓉

近几年中，我有机会去了几次山东高密东北乡。有两次是开会顺访，参观了莫言在故乡的旧居，还有一次是作为“文学顾问”，跟随纪录片摄制组的张同道等前往，一起陪莫言回了一次故乡。这次还参观了他当兵时在高密县城的旧居。

深秋时节，院子里的树叶一地金黄，虽略微寒碜了一点，但比老家那个旧居却是好得多了。莫言说他的《丰乳肥臀》就是这里写的，他告诉我，那时里屋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一摞写就的稿纸，其他什么也没有。 

莫言的故乡，比鲁迅的那个要简陋数倍 

所谓的高密东北乡，在小说里是一片磅礴原始而又苍茫的土地——甚至你可以将其解读为是“民间”或“大地”一样的概念性的去所，那么巨大的存在。但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小小的一点。

我时常回忆起在《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中的高密东北乡，在那其中，仅是胶河就十分宽广，还有一条稍远一点的墨水河，两者都是水流滔滔、流淌着逝水年华和历史变迁的名河，往昔的浮光跃金，如今都只剩下一条时常断水的小河沟了。墨水河我没看到，但胶河已然是断续的水洼。

自然的衰败——终归也是人事的衰微——似乎是无可挽回的，但现实与文学想象，确乎也有距离。

我遂感慨，童年的空间感就是如此，你直到长大了，才知道那片土地有多么小。

更小的是莫言家那片低矮的老屋，说是五间草房，其实总的面积也不过二三十平米，西头两间是当年他的父母亲住的，一盘土炕占了一间，另一间是贮藏室，放粮食和农具的地方，一架母亲用的纺车还蹲在那里。中间一间是门厅，其实也是灶屋，贴地盘着一个锅台，几个人进来就站不下了。

东面的，就是莫言的婚房了，当年娶媳妇、生女儿都是在这里。墙上糊着一层旧报纸，算是唯一不一样的“装修”，一张相框，里面嵌了许多张老照片，其中引我注意的一张是莫言戎装持枪的样子，很是威武。相框下摆着几个小件，其中一个是一只喝水的军用瓷缸子。似乎油漆还是完整的。

这便是昔年的全部家当。无法想象这就是昨天，这个家庭曾经历的清寒与贫乏，但就这里，诞生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诡奇想象，凝成了那些大河滔滔般的有生命的文字。

这就是故乡，比鲁迅的那个要简陋数倍，但同样是出发且归来的地方。

它才是莫言魂牵梦绕的。跟着他回来一趟，才会有贴近的这种感觉。 

他无法长时间地离开他的土地 

几年来屡有朋友托我捎话，让我劝莫言到国外住住，但都被他一笑置之。他说，不懂外语去了国外便很无趣，也很难适应人家的环境。这是他的回答。我有些不以为然，心想，只要他愿意，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但这才发现，莫言说那些也都是敷衍之辞，而真正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他无法长时间地离开他的土地。因为他的灵感很少来自别处，而总是出于那片狭小的、在地球上很难查找，但在他的精神与艺术世界里却无比广大的土地。

那次陪莫言回故乡，我们走在河边的一块洼地上，莫言穿过童年割草和放牛的荒野，走入了一片树叶寥落的杨林。那片林子的年龄肯定没有他大，所以他对着这林子述说着他的故事。他走着，深一脚浅一脚，声音也时断时续，我忽然看到他走进了一场大雪之中。

莫言走在他故乡以西三里远的河道里。那里是《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发生地，一座简陋的水闸还矗立在河边，连接着另一条更小的干脆已经淤塞的河沟。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个凄美的，荡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少年的幻想与悲伤仿佛还在空气里沉浸。

我知道那个砸石子的黑孩，其实就是莫言自己，但他现在穿了一件棉布夹克，戴着鸭舌帽，围着一块厚厚的围巾，摇着他中年的步子，走在荒草起伏的沟坎上，有几许兴奋、或者也有些许伤感地看着周围。他的手势一摇一摇的，在我们的前面兀自走着。

我看见他瞬间被大雪——乡愁般的大雪遮挡了身影。他回到了他的记忆、童年以及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而我们，却都是银幕以外走不进去的观众。 

一个短篇几乎包含了所有乡村历史的风云 

遇见乡人的时候，莫言就干脆收起了他那有口音的普通话。就像陶潜《饮酒》诗中所说的，“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还没等喝酒，便说起了似乎有那么一点“醉意”的高密东北乡的方言。

莫言告诉我，2012年末去瑞典领奖的时候，一位“洋老乡”驱车几百公里来祝贺他，这女士长着一头金发，一双碧眼，却可以说一口纯正的高密东北乡土话。她在中国出生并长大，1970年代才回到瑞典，是一位在高密东北乡传教的瑞典籍牧师的女儿。我遂知道，《丰乳肥臀》中所写的那个马洛亚牧师，确乎不是故意给设奖者“眉目传情”，而是确有原型的。

而我多年中，都无意识地放大了这个人物的“对话性意图”。

进了他的家——其实是他二哥的家，他九十多岁的父亲现住在老二家。老爷子的声音洪亮得很，但说的话别人基本听不懂，当然别人说的，他也听不懂。莫言就不断地转换口音，为他翻译。

至为奇怪，随他回了一次乡，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他小说世界中如影随形的人物。无论再次读旧作，还是初遇其新作，都有了一个挥之难去的幻觉，仿佛那些人物都是真的，是他那些乡人中的一个，而且也都成了我的熟谙的“故人”。

这些熟人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仿佛也让我穿越回了童年，或者往事之中。

在《地主的眼神》里，我看到着力的一个“意”字，那“眼神”似乎比人物本身还重要。眼神里，有着历史的恩怨纠结，难以言喻的人性奥妙，它让我们体会到历史确乎没有那么简单，善恶也没有阶级那么分明，乡村的伦理和农民的文化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家族的恩怨情仇似乎还一直在后人之中延续，又随着时间的沧海桑田在发生着和解与湮灭。

一个短篇几乎包含了所有乡村历史的风云，与人世的无常翻转。我在莫言的乡人中搜寻着，其实也是在我的乡人中搜寻着，仿佛一张旧照片，我感到他就存在于我童年的记忆中，觉得那么熟悉。

另一篇《等待摩西》，亦是对近几十年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写式素描。它所包含的其实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所传达的内涵也不亚于一个长篇的形制。这个半是好人半是骗子的柳摩西，他所做的一切，正是显示了乡村在这些年中的伦理颠覆与财富轮回，印证了人心世道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还有《左镰》《斗士》等，我都看到了莫言活跃的记忆及其不断的发酵，这是作家与我们不同的，也是作家必须有的责任。

真正强烈提醒的还有《天下太平》。在这篇幽默而又令人不安的小说里，充溢着莫言惯用的寓言笔法。水塘里的鱼是如此肥美，打鱼人心中充满了喜悦的贪欲，但叙述的情境却近乎一个荒诞的梦境，少年被那只鳖咬住了手指，引发了打鱼者与看守人的争执，也扰动了平静得近乎空心化了的村庄，更昭示了自然环境急剧且后果不明的恶化。所有的危机都似乎在一件不足挂齿的小荒唐事中露出了端倪，而鳖背上隐约可见的“天下太平”四字，反而更衬托出这种“乡村正在死亡”的危机的深远与难测。

我想表达的是，作为一个试图并且接近过作者的经验世界，特别是接近过其故乡以及故乡人事的读者，我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加直接和切近的角度。 

故乡依然是他灵感的温床 

当然还有历史，以及由历史演出的戏剧。以往莫言写出了戏剧般的小说，《檀香刑》《生死疲劳》都庶几近之，也写出了戏剧化的历史。远的不说，近的也有作为双重文本之一的戏剧体《蛙》，这次又读到了他的戏曲剧本《锦衣》。

我想说，他还是钟情于他的历史叙述——在借古喻今或是古今对话的笔致中，表达他的感愤或忧思，对人性与文化的解读与抨击。

只是，这次他彻底换了腔调，戏曲，地方性的戏曲——他写作中如果有“假想唱腔”的话，一定首先是他故乡的茂腔，或“猫腔”。不知为何，我在读《锦衣》时，耳边响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土话，间或还有操着家乡话在念白的莫言的口音。

我不想再重复戏中的精彩，这捕风捉影的故事或许有些许传说中的出处，但更多是移花接木与望文生戏，它说到底，仍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上固有的蛮荒与野性中疯长出的故事。

我读出了几许悲伤，还有更多的无奈。比之年轻时的澎湃汹涌，现在的莫言或许已是静水流深，但故乡依然是他灵感的温床。我读出了几分屈原和杜甫，也读出了几分陶渊明和李白，当然，都是下降到尘土、接上了地气的他们。

我终于知道，莫言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到老家去写作，这与现代作家几乎是背道而驰。鲁迅选择了离去，沈从文选择了遥想，而他却选择了归来，虽然他们所批评的、所切肤疼痛的东西，是这样的一致。

“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这也许是古老的天性，抑或是有现实的驱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我不太愿意用类似“晚期风格”(赛义德所谈)式的概念去形容，但这些作品中所显示的某种从容、宁静、缓慢、自然，以及它背后所隐含的某种不易觉察的矛盾、困顿、疲倦与伤感，还有其中可能的传统式的“归返心态”，确乎是绊住了我的心。

我知道，他只是不断地归来，还不是——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另一个陶渊明。“后诺奖时期”或许是有的，但“晚期风格”还谈不上，我们只是因之看到了他更趋多面的性质，对我来说，确乎有一个不断出发的现代主义的莫言，也无疑地看到了一个不断归来的模糊的莫言，他不再一味地“现代”，但却变得更为丰满。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