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夜狂欢，放浪形骸：上世纪的英国精英

20世纪80年代初，牛津大学附近以及肯特、萨里和白金汉郡的豪华庭院中总会在夜间举办私密活动，身穿各式礼服和燕尾服的来宾均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来这里吃饭、喝酒、调情、跳舞、亲吻、约会、打架、炫耀、八卦，之后继续喝酒。早在Instagram时代之前，他们已经在那开始有不雅行为了。

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隆曾经也是这些猎艳舞会、年轻名媛舞蹈首秀和社会婚礼活动的常客。电影明星休·格兰特也是常客之一。在牛津大学附近游走在等待区的奈杰拉·劳森也会现身。在那里，他们与未来的政治家、商界领袖、贵族、学者和统治阶级的其他前辈混在一起。

而摄影师戴维德·琼斯则手握相机，潜伏在隐蔽的地方。琼斯在这个时期的照片集《最后的欢呼》（The Last Hurrah）由英国出版商Stanley/Barker发行。

“在那个时期，英国的上层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琼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这样说，“他们非常自信地举办这些大规模的玩乐派对，即使这些活动常常十分疯狂，但他们并不在意。”

琼斯在牛津郊区长大（他说自己是一个城里人），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回忆中，城市里的学生“四处游走像流浪汉一样”。后来，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获选之后，琼斯发现牛津的学生“突然开始改变，想让自己可以同城市的其他人区别开来”。

全英国所有有钱有势的人再次涌动。“撒切尔执政之后立刻削减税收，”琼斯说，“突然之间，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了，他们开始参加各种派对大肆挥霍。”

他看到走在大街上的学生都系着黑领结，穿着飘逸的礼服。“他们不再隐藏自己的富有，反而是在庆祝这一点了。”

尽管琼斯不是牛津的学生，但是他找到了能够混进学校大礼堂的方法。他会知道这些秘密派对的举办时间和地点，也能将相机安全藏进背包若无其事地走进去。

1980年秋，琼斯把在仅限男士饮酒的俱乐部——Bloody Assizes Dining Society——拍摄的一组照片交给《星期天泰晤士报》参加摄影比赛，尽管没有获奖，但吸引了蒂娜·布朗的注意，这位后来的《名利场》编辑在当时还是《Tatler》杂志社会版块的负责人。

布朗给琼斯打了电话，对于他抓拍到的牛津大学学生的的照片表示祝贺，并且邀请他担任《Tatler》正式的派对摄影师，附加条件是他立刻搬到伦敦，琼斯便立即动身了。

起初琼斯并未认真对待。“很显然，我提交（给《泰晤士报》）的照片是《Tatler》会日常刊登那类照片。”他说。

然而布朗喜欢这些照片。琼斯被派到各种《Tatler》所能接触到的高端派对，而他也会带回令《Tatler》生机勃勃的照片。

1983年，在布朗担任《每日邮报》专栏作家期间，她使用了琼斯的作品，包括一张穿着飘逸晚礼服的女士在豪华餐桌上跳舞的照片，这张被命名为《势利眼的战争》（Snob Wars）。

“英国正在上演一出内战（civil war）......除了它不是非常礼貌（civil）之外，”布朗写到，“目光所及之处，各种社会团体排成队互相挥舞着拳头。我们不再理会因远离七十年代‘关爱和分享’理念带来的愧疚感，逐渐开始为八十年代的躁动盛装出行。”

“蒂娜把新的一代人叫做‘令你讨厌的’保守党。”琼斯说。

他回忆起在肯特举办的一场盛大舞会，六百位宾客受邀，他们一到那里，就有手持火把的童子军列队欢迎，他们站在豪华宅邸长长的车道两旁。

“这场舞会同布里克斯顿暴乱发生在同一天晚上，”琼斯说，“我站在外面拍那些离开舞会的人，然而就在几十英里之外，布里克斯顿处于战火之中。那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在同时代的人当中，琼斯曾被批评没有与拍摄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英国的上层社会如今也不再是老样子了。

“他们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替代了，”他说，“本地贵族已经不再重要了。切尔西人已经被挤出了切尔西，他们对自己的认识更清醒了，已经丢掉了无所畏惧的盲目自信。”

他在提到影集名称的时候说，“我叫它《最后的欢呼》，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翻译：李小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