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坤 生于1982

文|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责编|马蓉蓉

2017年3月1月，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结果出炉，来自实务界和理论界的10位法学家获此称号。

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每3年评选一次，可以称得上是我国青年法学、法律界的最高荣誉。

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编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董坤获此殊荣。1982年出生的董坤当年还不满35岁，不仅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中最年轻的学者，更是唯一的“80后”。

在法学界，四五十岁正当年，六七十岁称权威，“年轻人”董坤的当选确实令人惊喜。 

充满学术热情的检察人 

“有运气的成分在，和其他老师比差远了”。对于荣誉，董坤表现得很谦虚，“我还只是个法学界的‘小学生’”。在同事眼中，这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学者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但是那份上进、执著又让人印象深刻，什么难题在他那里都能解决。

与平时低调的形象不同，董坤在学术上的成绩亮眼，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他的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特别是他对预防冤假错案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2012年，董坤出版了专著《侦查行为视角下的刑事冤案研究》，后来又发表了《检察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治对策》等多篇重量级论文。独特的视角，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也为实务部门在制定规范章程时提供了理论参考。

“作为检察理论研究者，我想我应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董坤说。

为了课题研究，他搜集了国内外众多典型冤假错案的资料，很多案件资料因年代久远难以查证。他就一页一页地去查书、翻报纸，只要发现有用的内容就仔仔细细记录下来。一些实在难以查到的资料，他就去向导师和前辈寻求帮助。

研究工作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董坤并不觉得枯燥。“因为喜欢，所以做什么都有劲儿!”即使是带女儿的时候，他也常把最新的研究内容当成故事讲给女儿听。

由于对科研工作的热爱，董坤几乎将全部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上。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法学书籍，身后两个满满当当的书柜，让并不宽敞的办公室更加拥挤。即使回到家里，他也要在书房呆上三四个小时。

在董坤的影响下，他的女儿也成了“小书虫”，常常自己一边翻书一边说着谁都听不懂的话。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书的时候，董坤最喜欢的就是木樨地校区的图书馆。他说，当时的木樨地校区图书馆在硬件设施上虽然还不算先进，但馆藏资源却极为丰富，尤其是公安专业类图书资料的馆藏资源在全国居首，在这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他感觉自己如鱼得水。

“好成果都是磨出来的。”董坤有几个微信群，群里是一些有共同爱好和兴趣的法学老师、朋友，他在里面很活跃。但凡研究过程中遇到什么棘手问题，他都会在群里同大家探讨，向同学或老师请教。如果遇到观点不同的时候，也会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一轮辩论下来，常常能够碰撞出新的想法。

通过长时间的切磋与学习，董坤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理论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之后，由他执笔的《台湾检察系统司法改革中的启示与借鉴》《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制度研究》两篇文章，受到最高检领导的充分肯定，许多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误入法门，不曾离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侦查学本科、刑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后，再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董坤的简历看起了就是为了成为法律人而准备的。其实，他是误打误撞进了法门。

上大学之前，董坤是一名理科生，称得上学霸的他还在全国物理、化学竞赛上拿过名次。

高考填报志愿时，董坤只报了一个提前批次的政法院校，其他志愿都是自己擅长并喜爱的理工类。但是，最后录取的竟是偏文科的侦查学专业。懵懂间，他成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侦查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好在，家里有人当过警察，董坤也算继承了上一辈的事业。从小耳濡目染，加上那些年普法节目流行，爱看《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节目的董坤很快被法学所吸引，喜欢上了这门陌生的专业，学习法律的热情也更高涨。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与法学为伴。即便是放松时看看电视剧，他也是法律人思维，能够敏感地发现许多法律问题。熟悉他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一谈到与法律、学术有关的话题，董坤就两眼发亮。

2007年，董坤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由于专业课成绩不理想，没有被录取。但是，他凭着对侦查学专业的热爱第二年再次报考。当时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考不上，就放弃然后安心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二次报考中，董坤以总成绩第一，顺利考入公安大学，成为了一名侦查学专业的博士，并师从仰慕已久的王大中教授。

博士毕业后，董坤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工作，脱了警服换上了检服，成为了一名检察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也转变为检察理论、证据制度以及刑事诉讼程序。

董坤的老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厅长王守安对他的探索精神十分认可，“他对新领域充满热情，特别乐于探索”。

有一次，理论所接到一个关于检察发展的课题，需要对整个检察制度、工作、政策进行全面了解。所里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董坤接到任务后却很兴奋，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感动。

董坤把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当作了一次系统了解检察业务、检察史的机会，他说：“我还年轻，缺乏经验，要‘沉在下面’，不能‘浮在上面’。”

除了科研任务，董坤还在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编译部担任《中国刑事法杂志》的编辑工作。工作起来，依旧是“董氏风格”，编辑工作细致繁杂，每一个细节都追求精益求精。

对于未来，他说：“梦想，希望能多做点对中国法治建设有帮助的事情。当下，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