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夏芈卬

19世纪末，美国的一些富有的私人和银行家，意识到股权投资的价值，开始通过律师、会计师，把闲置资金投资于石油、钢铁、铁路等相对风险较高的新兴产业（在当时属于新兴）。

这就是创投行业最早的LP。

到1946年，全世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投公司成立——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成为后世VC行业的典范，而ARDC的资金来源中就包括保险、信托等机构LP。

因此，LP伴随着创投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摸索、探索的蛮荒时代

如果写一部国内创投编年史，那故事的开端是上世纪80年代。

1985年，国内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了政策层面的依据，创投公司开始应运而生。

1986年1月，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诞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对当时乡镇企业、中关村科技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也为实施国家“火炬计划”输送了许多弹药，占尽天时地利，一经成立便迅速发展壮大。

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开始复制，大量由各地科委和财政注资的创业投资机构纷纷诞生。

而这一时期的LP的来源非常简单，就是政府和国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市场体制不完善的弊端逐渐显现，且当时的退出渠道非常少，中创公司的业务在风云突变的市场中遭受了巨大挫折，在1998年最终因负债走向了清算的道路。

任何新生生物，总会出现先驱，但更多的变成了先烈。

外资VC粉墨登场

虽然先烈们在滚滚红尘中折戟沉沙，但中国创投大戏的帷幕却已被拉开。

就在国有创投机构纷纷退出的时候，外资VC们却从中敏锐地嗅到了机会，开始到中国探路。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创投机构从微软、英特尔、甲骨文等高科技企业的投资中尝到了甜头，纳斯达克的推出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互联网行业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诞生了亚马逊、谷歌这样的明星公司，创投机构在其中居功至伟。

技术的每次革新，都能带来创投行业的大爆发，于是创投机构急于把硅谷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复制，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点，于是也就成了外资VC的最佳阵地选择，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IDG资本。

此后，IDG资本在国内投资了60多家网站，包括著名的百度、搜狐、当当、搜房、腾讯、携程等，熊晓鸽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教父”和“中国互联网风险投资第一人”。

互联网泡沫破灭和亚洲金融风暴后，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出现衰退，外资创投机构更是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AIG、富达、泛亚、高盛、摩根史丹利、华登投资、华平、软银、淡马锡、GIC等国际资本纷纷进入中国。

外资VC的进入，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宝贵投资经验。1995年，我国通过了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鼓励中国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中资控股的境外机构在境外设立基金，投资于中国境内产业项目。

由于外资VC的活跃，彼时的LP主流是海外资本和国内资本在海外成立的基金，同时也有国内的政府、国资和大型企业，同时，随着海外资本和创投技术的引入，早期的本土机构开始萌芽，中外创投机构开始联合投资。

新芽开始破土而出。

本土机构逐鹿中原

其实国内的创投机构并没有沉寂多久。1998年，也就是中创公司夭折的那一年，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史称“一号提案”。

该提案所呼吁的风险投资开始真正引起政府和国人的重视，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高潮，我国风险投资由此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2001年，由深创投入资的亿胜科技、中大国际以及国讯国际3家企业赴港上市，成为当时的焦点。

同时期，国内第一家具规模的民营创投公司——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公司成立，与之前其他机构不同的是，该公司的LP来自民间资本。

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本土创投机构都出自深圳？

这是创投行业最重要的一环——退出所决定的。

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且深市要开设创业板的消息呼之欲出，在证券市场上捞到第一桶金的牛散们，岂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创业板在深交所的基本组织体系逐渐完善之时，携带资本蜂拥而至。

可惜，受美国互联网泡沫冲击和国内股市低迷的影响，创业板最终未能如期开放。

由于退出渠道受阻，2002年又经历了一次资本的寒冬，仅深圳一地就有近百家本土创投倒闭。

但熬过冬天的嫩芽总是最茁壮的。

2001年7月，中金公司分拆直投部，吴尚志团队接手了创投业务，成立了鼎晖投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有限合伙制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LP这个词汇正式写入中国创投史。而吴尚志也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历史上的首批开创者。

2002年，曹嘉泰和前同事刘伟杰共同创立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本土创投崛起阶段，LP们除了境外资金、政府、国企、大型企业外，又加入了牛散和第一批富起来的企业家，这部分高净值人群通过第三方独立财富管理机构进入到创投领域，期望分享新经济带来的红利。

创投的黄金十年

坚守者最终迎来了盛宴。

那些2001年前后成立的，并幸存下来的本土机构，逐渐成长为大名鼎鼎的创投机构，深创投、联创、达晨、同创伟业、鼎晖投资、联想、基石……

2004年，中小板来了。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股市由此开启了长达4年的牛市，国家坚定了发展创投市场的决心。

2006年，苏州工业园区创投母基金成立。

盛宴一直延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此后，世界各国纷纷进入货币宽松时代，美国开启了三轮QE，投放了约四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

为了应对危局，我国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被称为“四万亿计划”。四万亿的天量资金入市，大量的货币投向新兴创投行业，带来充足资金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资产价格，创投行业又开启了盛世华年。

2008年，也成为人民币和美元基金的历史转折点。2008年以前，美元基金是市场的主导者，占投资总额的70%-90%；2008年以后，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开始超过美元基金，成为创投市场的主要力量。

2009年10月30日，本土创投期盼十年的创业板终于推出，中国资本市场迈向历史新纪元。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23家企业曾获得VC/PE投资。其中只有5家获得外资投资，其余皆为本土创投机构参与。统计显示，创投机构在这些公司上市后赢得了平均5.76倍的回报。

在本土创投的黄金期里，LP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据说当时金融界人士见面，几句寒暄之后，不谈谈PE就是OUT了；而当时在金融街或者国贸附近的餐厅里，甚至服务员都知道GP、LP、PB、PE这些概念。

2008年后，来自各方面的机构LP奔跑入场：4月，社保基金获批可投资经发改革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创投基金，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产（按成本计）的10%。

2010年8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出世，其中明确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

此外，地方引导资金、产业基金也纷纷成立，更有大批高净值、超高净值人士通过专业的独立财富管理机构如宜信财富以母基金的形式扶持创新企业，整个LP构成逐渐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对接，配置趋于合理化。

盛世之后的调整

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全民创业的热情。

互联网+的概念闪亮登场，90后创业、电商项目、社交项目、手游项目一时风光无限， 2016年，又火了直播和共享单车。

2017年，风投圈开始谈知识付费、共享经济、新零售、无人货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追逐风口的创业公司遍布楼宇。

直至2018年春节刚过，区块链的火热，让许多人3点钟无眠。“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雷军的金句成了无数创业者孜孜追求的目标。

独角兽成为这一时代的新名词。甚至有媒体称这一时期为“全民VC”时期。

创投机构开始了第二次爆发式增长，出现井喷式增长。至2018年12月底，国内登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已达14683家，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达8.6万亿元。

然而没有常开不谢的花，有春天就有寒冬。

2018年4月，资管新规出台。在打破刚兑、限制杠杆、消除多层嵌套等政策因素影响下，期限错配的银行资金开始受到限制，只能撤出股权投资市场。同时，借各种通道进入股权投资基金的银行资金，也被彻底封住。

一时间，国家级、银行系、国企母基金、产业基金等有银行资金参与的母基金，开始出现资金紧张。

到了2018年下半年，各个投资机构开始明显的二八分化，中小机构出现募资难的现象。LP爸爸阵营里只剩下政府母基金、市场化母基金等不受影响，还有余粮。

但也并非所有的投资机构都募不到资。

达晨资本成立新的基金，规模高达40多亿，高瓴资本完成106亿美金的资金募集。大量资金开始向头部机构集中，创投机构出现头部化、细分化的现象，蛰伏、活下去成了大家的共识，LP们也无法预测这个冬天有多长。

与此同时，那些真正扎根于策略、背调的母基金LP们，反而在这样不浮躁的冬天活得很好，把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的资本投入到各个领域的创新企业之中。

也只有在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没有在裸泳。

中国创投市场起起伏伏三十几个春秋，有过荒芜、有过萌芽；有过狂热，也有过理性。

最终，从籍籍无名走向了硕果累累。

伴随始终的，是来自国家、社会、乃至全球的各方资本，他们用一笔笔真金白银，把中国的创新之路铺就而成。

最后，感谢中国LP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