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40岁，汪德胜觉得自己教不动了。

20年前，他相信自己有改变别人的能力。20年后，他承认自己很无力：每天来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看这些孩子怎么糟蹋自己。

不在乎很容易，在乎才需要勇气。

“学生比我有钱”

他是江镇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

江镇隶属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安徽一直是劳务输出大省，江镇又是其中的典型，这里出好面点师，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去大城市做馒头，这让江镇早早有了“中华面点师之乡”的名声。

江镇初中是这个不足4万人的镇子上唯一一所中学。学校不大，3个年级一共有598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接近九成。

只有汪德胜和老师们知道，教育他们是件无比棘手的事。

汪德胜和孩子们一样，留在了这镇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那感觉就好像同样漂在海里，可他却以为自己在给别人扔救生圈。

24年前刚入职时，王德胜热情很高，以为自己将面对天真的孩子、求知的眼睛、亲密而严厉关系。但不是这样。空荡荡的镇子里，生活是沉闷而绝望的。这里没有旅馆，没有餐馆，原因很简单：20年来，江镇人只出不进，基础设施毫无必要。种地之外，这里只有两件事：馒头和馒头的周边生意。

沿街一个个的蒸笼店外堆满木屑、竹篾，屋里家家都在编蒸笼。到了7月，雨一场连着一场。水混着边角料一起流进水塘，水塘里浮满绿藻、手工业垃圾，人穿着大雨靴蹚着泥水放牛，到处是牛粪垃圾。

他的学生年轻、好动，有股戾气，对老师是试探和挑战的态度：太严厉会恨，不严厉又瞧不起，每一天都要拿捏分寸。他们可以一口气干掉一瓶酒，醒酒了就把厕所隔板捅出一个洞，洞修好又动手拆电缆——汪德胜搞不清他们的恶意从哪儿来。

汪德胜大专文凭，抽十几块的“黄山牌”香烟，个子不高，脸黑得像炭一般。他的样子是典型的乡镇教师，不像镇里人那么不修边幅，衣着举止有点“拿着”，说话引经据典，以知识分子自居，真诚负责，清高又无奈，夹在土和洋中间，位置很尴尬。

镇子里，他是念书改变命运的反例：念完大专，一个月赚2000块，抽的烟比学生抽的还便宜。他的存在显示了知识的无用：从投入产出比上说，还不如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馒头。

汪德胜也瞧不起这镇子。他说江镇是个矛盾的地方：闭塞、脏乱、观念陈旧，没有公共设施，唯独不缺钱。私人的房子都建得很好，室内装修精致，一家一辆小汽车，锃亮地停在泥路上，突兀中带一股横劲儿。

1991年起，江镇人就闯出了一条路：去大城市做馒头。早年日子不好过，馒头铺就四五平方米大，只够铺一张面案，白天做馒头，晚上扫掉面粉，躺案子上睡觉。

也正是那时，汪德胜大专毕业，专业是师范，分配到江镇初中，他成了镇上的“文化人”，当时的他二十出头，雄心壮志。镇里人外出做馒头，孩子完全丢给老师。当时的学生说，汪老师是真的严厉，为了把学生的行为习惯纠正过来，他让他们背对全班同学，双手按着黑板，自己在后面挥着笤帚打。打完问：“我打你了，不服你告我去！”

没有人告他。他在乎这些孩子，孩子们虽小，却能凭直觉感到老师的管教里透着善意。他们跟老师很亲。

现在的汪德胜不动手了，也不再是那个“拿工资的”、受人尊重的“文化人”。江镇也富了。20年来，他们的馒头连锁店开遍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年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已经算低，在镇上要被人笑话的。

“我们堵车不比北京差。”江镇人说，“大年初二都不敢开车出去走亲戚的，要么你7点之前走，要是高峰期，8点出门，5里路要走3个小时，11点才到！”

现在，江镇富了，腊月放假，家长们回到村里，沿街摆起麻将桌。汪德胜打不起那么大的赌注，站在旁边看，眼见十几厘米高的一摞现金，一会儿挪到这里，一会儿挪到那里。这些在外面辛辛苦苦赚了一年钱的人，看重面子，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混得好，这一切面子都体现在了牌桌上：他们输得快，输得大，输得面不改色心不跳。

孩子们站在一旁看，家长烦了，丢过去千八百块：玩儿去!

孩子们拿了钱，家长散后，他们上桌搓起麻将来。

在江镇的留守儿童是学生中的富有阶层。父母在外务工，赚得多，又因为补偿心理，觉得“既然孩子不在身边，那就多给一点钱”。他们是“馒头二代”，小小年纪身上带着银行卡，卡的另一端，父母一年到头不断地打钱过来。

“我们农村孩子，一般星期一到校身上钱多，可到了星期五，这些留守的孩子兜里还能摸出红票子！”汪德胜说。他管不住，只能犯愁：“一个星期三四百块开销，跟大学生差不多，每天买水果就要花掉20多块钱，上课玩儿手机，没收之后三五天又买一部，根本不把没收当回事儿。”

父母常年不在，孩子们手上只有两样东西：钱和自由。

而这恰恰是小孩子最难用好的东西。

“简直就是5+2=0”

初二是汪德胜最头疼的一个年级。

江镇初中的老师们常说，初二是留守孩子们的一道槛。这现象不是只有江镇有。2014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学者张旭东，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做了调查，调查结果让她惊讶地发现，所有指标中，初二留守儿童数据都是最高的，问题也最大。而在江镇初中，这问题几乎推向了极致。

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初二这个年纪上，他们有了模糊的自我意识。这批孩子人格上并不成熟，教育粗浅，到了可以自己思考的年龄，却没有任何教养、价值观上的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躁动、盲目的青春期。

汪德胜班上37个孩子，每一个汪德胜都了如指掌。学校是寄宿制，早6点到晚11点，一天17个小时都要老师用眼睛盯着。中午学生休息，他坐在后排趴桌子上补个觉，晚上挨个点床位。

他们几点睡，钱够不够用，谁偏食，谁需要老师送蚊香，谁喝酒了，谁在哪一年夏天差点淹死，谁刚刚送去医院洗胃……他统统知道。可他们在想些什么？

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透着股吊儿郎当，自暴自弃的样子，同时又很脆弱，很骄傲。汪德胜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被打动，可那个点在哪里？

王德胜觉得这些孩子离自己好像有千丈远。他们不信老师，不信父母，不信规矩，气急了汪德胜也会冒出一句：“简直没有底线！”影响他们的，是那些早早辍学，从外面做馒头回来的学长学姐。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学长是在大城市做过馒头，见过世面的，一个月能拿上五六千块，染了头发戴上耳钉，骑着摩托去网吧，这真拉风。

周一到周五，老师硬把他们跟外面那个花花世界隔离开：不用手机、不去网吧、早睡早起、不喝酒抽烟、不打群架。到了周六周日放两假天，孩子撒了出去，老师鞭长莫及，他们开始补偿性地喝酒、抽烟、泡网吧。

汪德胜指指班会记录，那上面写着：“牢记4·1事件！”3年前的4月1号，3个孩子和一个“社会青年”凌晨两点从网吧回来，开着父母留在家里的摩托车，从下坡急速冲下，迎面撞上一辆农用车，摩托手柄笔直插入第一个孩子的腹内，4个孩子全部死亡。汪德胜从殡仪馆回来后，孩子的惨状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周末一回家就放羊了，没人照顾，连安全都是问题，简直就是5+2=0！”汪德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周而复始地做无用功。”

他看不上那些“社会青年”。而所谓“社会青年”，不过十七八岁，也是孩子，早早辍学做馒头，走了父母的路。有一个“社会青年”是汪德胜早年的学生。他至今记得那天早晨：到了上课的时间，女孩的座位空着，女孩的奶奶慌里慌张跑到学校——我孙女找不到了。

到处都没有，只有女孩留给奶奶的一张字条。女孩跟一个长她七八岁的男青年私奔了，那时她已经怀孕，不久孩子出生，而她才15岁。

“他们出去得太早，在外面不适应，受了委屈，又回到镇上来，父母不在身边，又辍了学，无所事事，只能来找学弟学妹。”学弟学妹念不下去，辍学打工，回来再找下一级，如此轮回。

爷爷奶奶管不了这些。镇上，孩子们大多出生几个月就被父母丢下，爷爷奶奶多是文盲，带的又不止一个孩子，南方水塘多，到处是沟沟岔岔，到了夏天，门口常有老太太手里攥四五根绳子坐门槛上，每根绳上栓一个孩子。孩子小，怕出事，找个空水桶放进去，或干脆把洗衣机断电，把孩子装进洗衣桶里，桶高爬不出，孩子坐在里面玩上一天。

很难责怪这些老人不负责任。当90岁的何氏一步一晃从里屋走出来时，短短三四米的路用掉她5分钟时间。屋子漆黑潮湿，空空荡荡，一条甬道从堂屋向里延伸，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何氏现在一个人生活。但她说，这已经是她这段时间里最好的日子，孙子、重孙子放暑假，去城里见父母，她终于不用再照顾别人，从繁重的洗衣做饭中解脱出来。

她手里的孩子总是带不完。大儿子出去打工，大孙子送回来，大孙子长大了，二孙子又送回来。二孙子可以打工了，重孙子又送回来。现在手里这个，已经是她带的第四个孩子了。

做饭、买菜、洗衣、打扫……这个年纪上，她干不动了。“我就盼着他过几年上大学。”她说，“那时我也死了。”

“他帮你吗？”

“我不帮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帮我！”

这孩子今年上初二，就在汪德胜的班上。

一次孩子跟奶奶吵起来，汪德胜说了他几句，被孩子顶回来：“她是拿了我爸妈的钱才给我洗衣做饭的！”

汪德胜愣住了。他隐约感到，这些孩子嘴上不说，但潜意识里都有自卑和被遗弃的心理，觉得别人对自己好不是因为自己值得，而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这让他们对老师的善意很抵触。汪德胜试过用那种直接的友善去对这些孩子，比如微笑、语气……可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嘲讽和不屑一顾。

“开学得回来呀！”

几天前，期末成绩发下来后不久，汪德胜接到一个消息：张小宁的爸爸抡起水杯，把他的头砸了个口子，父子俩一句话不说，僵起来了。

张爸爸有他的道理：我这么辛苦，到外面赚钱，为了你能有点出息，你却考出这个成绩。

张小宁的成绩单上，各科分数从四十几分到二十几分不等。汪德胜说，这孩子不笨，智力可以，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说好话，他吊儿郎当，说难听的也激不到他。

不久前，张小宁把一所小学给砸了。没有任何由头的。他把小学老师办公室的窗户砸烂，跳进去把东西掀了个遍，什么都没拿走。小学老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彼此陌生，他做这事没有任何目的。

这漫无目的的愤怒让汪德胜害怕。

孩子们暴躁而脆弱。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女生上楼时，手臂碰到一个男孩子，男孩回手就扇了女孩一巴掌。对这些孩子来说，碰一下是天大的冒犯，必须打回，一句话、一个手势就可以打破头。

他猜测小宁也是类似心理。办公室里，小宁站着，吊儿郎当的样子，这孩子对纪律和有序的东西是那么不信任，以至于他眼睛里那股嘲弄的神气几乎冒犯了汪德胜。看着他那双眼睛，汪德胜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他感到身上的力气被抽空了，反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有必要吗?”无数同样的场面叠加在他眼前。他感到这工作最让人丧气的就在这里：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拿你的帮助当回事儿。在乎他们是可笑的。

“早年我上课时，学生跟我亲，我也来劲，一节课下来，自己怎么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自己都忘记了。”他笑了，好像在笑自己。“现在有时去上课，黑板都没人擦，我问了三遍，没人上来，我自己动手擦掉，擦掉后简直不想讲课了——我觉得自己在被抗拒。”

他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孩子身边只有爷爷奶奶，他们老了，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见到老师，拍着肩膀嘱咐：“老师，我孩子成绩怎么样，你不要管，随他，我的孩子送学校来就是灌灌水喔。”他们怕老师为孩子表现差找家长，家长又跟爷爷奶奶找麻烦。出了事，爷爷奶奶跟孩子一起瞒老师，瞒父母，成绩单发下来，多数孩子拿起笔，把38改成88，15分改成75分，爷爷奶奶视如不见，由着他们带着去北京、上海见父母。

汪德胜觉得自己几乎连最后一道关都把不住了。7月初的期末考试考场外，爷爷奶奶在教室外站着，不停地问他：“老师，我们孩子几点能出来？车票都买好了，能不能让他先交卷，我们要赶车。”

老人们盼着孩子早点去父母那儿，“我就能清净几天了。”

7月的江镇，一辆一辆长途汽车停在路上，它们直通上海，乘客是这些刚刚交完卷的孩子。他们欢天喜地地上了车，坐上8个小时，当天就可以离开小镇，住进父母的馒头铺。

那好比一日之间从人间到了天上。

李泽的母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半年不见孩子，乍一见，觉得孩子跟自己以为那个孩子“不太一样”了。成绩差，习惯不好，刚见面那几天，她出于补偿心理，一味宠着他，可一句话不对，就天翻地覆地吵起来。

母亲也寒心：“我这么辛苦赚钱，都是为了你。”气急了就出手打，打完又后悔，送走孩子，想想难受，离得远做不了什么，只有打钱。孩子拿了钱，几天换一部手机，要么就去上网。

汪德胜说，爸妈好久不见孩子，一见面就只知道给钱、问成绩，可这两件事都做错了，“父母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根本不懂教小孩。”

孩子们享受着父母的照顾和补偿，但不服管：“你平常不在，凭什么出了问题跳出来管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客气而物质化，亲情是有的，但很浅，经不住几句挑剔批评。

哪怕在父母跟前，相处时间也很有限。李泽父母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馒头，心疼李泽，不吵醒他：八九点父母忙完回去补觉，李泽刚刚起床。他们之间有时差，一般只有中午一起吃个饭，之后全天都是李泽自己逛。

孩子去了两个月，看了花花世界，回来时总有些变化：言行举止不一样了、头发长了、染发了、做指甲了……特别那些“读书思想不坚定的”，看到同龄人做馒头已经一个月拿到几千块，回来就辍学了。

每次放假，汪德胜都一个一个地叮嘱：“开学得回来呀！一个都不能少。我送你们37个走，开学也得回来37个。”

而他心里知道，“一个都不能少”这话，不过是哄哄自己罢了。

“不要逼着我不管你”

刚放暑假，安徽大学两个学生来做留守儿童调查，被汪德胜推了出去：“你们这些调查什么用都没有！”

他接受过很多次采访。记者来了，问话、摄像、调查、报道，“没用——没有一点政策上的支持，天还是这个天，江镇还是这么个江镇，我们还得这么教育，什么都没变。”

他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他在哪月哪日，跟哪个孩子说了什么，“如果孩子又出事，追究老师，做个记录至少可以保护自己。”

他亲眼看到同校老师被免职。课上一个学生不听讲，老师过去问话，学生站起来跟老师厮打，互相都有点气急败坏，老师按住学生后颈往椅子上一推，家长向学校状告老师，就这么免了职。而邻村另一个老师也因为类似的冲突开罪了学生，回家路上，这孩子拉了几个社会青年用砖块砸老师的头，竟打成了植物人。

汪德胜说自己真的不敢管了。偶尔也惩罚，但很克制，用自己的手打学生的手，“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劲儿，他疼我也疼。”他告诉学生：“我只打你三次，这之后就不再打了。不要逼着我不管你——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

他也看看优秀老师都是怎么做的，买了人大附中校长的语录仔细研读。学习新方法：办了一个仪式，让所有孩子宣誓自己会诚信作业、诚信考试，不再抄袭，之后非常郑重地签下名字，这代表宣誓生效，而老师将从此对他保持信任，一旦抄袭，这名字就会被划掉，意味着个人信用体系的崩塌。据说这方法可以唤醒孩子身上的自尊和羞耻感。

大家嘻嘻哈哈地签了字，作业照抄，考试照样作弊，名字划掉就划掉了，没有人拿这太当回事。

他也学着有幽默感，有意识地跟学生开玩笑。每开一次玩笑，学生就会写一篇日记，内容是：老师今天开玩笑了。

他感到孩子们对他那种微妙而试探的心理：他们怕他，也依赖他，又不好意思表现出那种依赖，扭扭捏捏，一碰就会缩回去。有几次，他把孩子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话不多，却愿意贴着他站，有几分亲近的意思。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心里一软。这样的时刻太少，他像个被小动物亲近的人一样，有点感动又有点无措，生怕自己的言谈举动有一点差错，孩子们又跑了。

可即便这样的时刻里，他们也从未对他讲过心里话。有时汪德胜想，或许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没有意识，没有思考，他们只是凭着本能行事，几乎没有内心活动。成长过程里，他们很少见到真正好的、高尚的东西，也对这类东西没有敬畏，更少有感动和羞耻。

实在搞不清时，他想到身体基因上来：是不是这些孩子身体里缺什么微量元素？书上说缺了微量元素，人格和心理容易出问题，容易躁动。于是用刚学会的教学短信平台给家长群发信息：带孩子查一下微量元素。没有一个家长回复他。

他说那感觉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哪怕有个反弹力，他也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价值。

给江镇的留守儿童上了20多年的课，他越来越迷茫了，那是无止境的挫败感。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班上一个男生惹了事，被隔壁班学生揪住了打，他本能地冲上去，挡在打人的学生面前，对方一脚踹过来，正踢在他腿上。

那一脚力道很大，踢完汪德胜自己也蒙了。教书这么多年，被学生打，而且打这么重，在他是头一回。他的学生站在身后，有点儿错愕，有点儿领情，但又为自己受到的感动不好意思，本能地抗拒着。有那么一瞬间，汪德胜感到这孩子心里面的东西似乎有点松动。他一句话没说，带着孩子回了班级。

这之后，莫名其妙的，这男孩好像换了一个人，那改变是默无声息的，一种从未声张的默契在他们之间发生——谁也不知道，甚至这两人之间，也再没就这件事说过一句话。

次年元旦，汪德胜查寝室，这孩子突然从上铺探出头来，挠着头，咧着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一年过去了。”

汪德胜马上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他的话。

这一年深秋季节，中考前的一天，他拨通了孩子父亲的电话：“他进步了。”他告诉男孩的父亲。电话里他听到北京呼呼的风声，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用异样激动的声音说：“我正在路上送馒头，三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孩子有进步。”

电话那端，父亲哭了。

他试着用同样的心思对每一个学生。班上一个孩子成绩好，头脑聪明，但习惯不好，总打架，他对这孩子格外留心也格外严厉，处处提要求，管得又严又细。考试前男孩被一群小流氓盯上。他怕这孩子出事，吩咐全班：有任何人来打他，男生抄家伙，女生哪怕把书丢过去，无论如何也要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们这儿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欺负的。他像护着一棵草似的把这学生送上车，担惊受怕地看他进了考场。

男孩考得很好，进了怀宁县一所很好的高中。一年后，在家乡的小路上，汪德胜意外遇到了他。两人迎面撞见，这学生一个招呼都没有打，就这么走过去了。

汪德胜愣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那过于苛刻严厉的管教，也许在男孩心里早落下了影子，可他沉浸在自己那一套“都是为了你好”的逻辑当中，以为自己做的一切，是在对这孩子行善。

这一个打击非同小可，汪德胜心里的很多东西，都随着这孩子的冷漠眼神而一起崩塌了。

现在，汪德胜学会了不打孩子，不过于严厉，并开始记笔记：厚厚一本谈话记录上，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不逾越老师的行为规范。

在江镇采访的最后一天，等车时一个小卖部的女服务员好奇地拦住记者：我们这里没人来，你来做什么？她听完整个留守儿童的故事，有那么一瞬间，似乎若有所思。

这是个1988年出生的，漂亮清秀的年轻姑娘，她说自己虽然年龄不大，女儿都三岁了：干这个售货员赚得不多，一个月才2000块。

“至少你可以留在女儿身边呀！”记者对她说。

“我这个月末就要走了。”她突然说，笑了一下，“去上海做馒头，孩子已经留给爷爷奶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所提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