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部分剧透，请谨慎阅读。

这些年我们已经看过太多两位警察搭档破案的犯罪类型剧集，从前几年大热，目前HBO已经拍到第三季的《真探》，再到最近Netflix与大卫·芬奇合作的第二季《心灵猎人》，抛开故事不谈，这些作品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无疑是由两位男性探员主导了整个侦破过程，当然这其中并非没有女性角色，甚至绝大多数案件的受害者本身就是女性。

而改编自普利策获奖报道的剧集《难以置信》，通过取材真实事件，难得的让观众看到了两位女性警探如何来搭档侦破一档连环强奸案。事实上，也正是得益于女性视角，使得整部剧集呈现了与过往犯罪类型题材作品全然不同的风貌，尤其是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少有的对受害者的创伤体察与细腻对待，成就了这部作品超越悬疑本身的独特人文关怀。

从表层来看《难以置信》是在关注一起连环强奸案，而更深层次来看，不论是原报道还是剧集其实都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了被误解的受害人本身。身处华盛顿州某市的玛丽在2008年报警称自己被一蒙面男子破门而入并侵犯了她，当地警方或许是依照规章办事，一遍又一遍的询问着她被侵犯的相关细节以求获得侦破线索，这里不得不指出主要负责这起案件的为当地警局的一名男性警探。

在他不断寻找证据的过程中，玛丽的一位寄养母亲的一番“完美受害人”论述让这位警探也开始怀疑这起强奸案的真实性，进而他再次让本就受到精神创伤的玛丽重复事件经过并从中寻找前后不一致，以此来逼迫后者承认是在撒谎。最终这起案件以玛丽自认谎报而不了了之，但这其实才是她噩梦的开始。

事后就当她打算重新开始平静生活之时，竟然遭到了警方的起诉，原因正是所谓的“谎报强奸”，就连替她辩护的法院指派律师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即便是“谎报”，玛丽的这一行为也并未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因为警方根本就没有花费力气去寻找哪怕一个嫌疑人。

如果是看完全剧之后再去读刊登在ProPublica上那篇《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就会让人感叹剧集编剧对真实事件的忠实还原，尤其是在第一起强奸案受害人玛丽与两位女警探将近三年后的调查两条时间线的穿插，几乎是完全遵从了报道本身的结构，但依靠交叉剪辑的影像来呈现，其铺垫情感的作用又要明显强于文字本身。

聚焦于这起事件整个源起的第一集看起来可以说是让人近乎窒息，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恶性强奸案本身对玛丽这一未成年少女所造成的直接创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由此说引发的周围环境对她说造成二次伤害完全不亚于事件本身，男性警探冷漠的例行公事、整个调查取证过程的人性缺失、寄养母亲对她事后反应的怀疑态度，以及当她“谎报”的消息被周围人得知后所受到的冷嘲热讽，都让玛丽无力应对一度打算一死了之。

时间来到2011年，距离华盛顿州几百公里之外的科罗拉多州某市的一位女大学生在清晨报警，与玛丽类似，她也在睡梦中遭到了一位蒙面男子的侵犯，此刻对整个案件侦破起到关键作用的当地女警探卡伦·杜瓦尔才第一次出现。不论是导演还是编剧其实都并未刻意展现作为女警有多么英明神武，她的外形远没有《真探》中马修·麦康纳那般帅气逼人，更不用提什么“福尔摩斯式”的天才推理，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因为线索过少了而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

机缘巧合之中，杜瓦尔通过她丈夫认识到了另一地区的女警探格雷丝·拉斯马森，后者手上也有一件类似的强奸案，更为相似的是她同样被证据不足的问题所困扰，两人仔细比对了案件细节之后，认定这似乎是同一嫌疑人的连续作案，联合办案让她们能够得到包括FBI在内的更多帮助。

从这里开始，如果不是玛丽那条时间线的来回跳转，观众所有的注意力大概都已经转移到了案件侦破上了，显然主创并不想将这整个故事简单的描绘成“迟来的正义”。从《孩子们都很好》的导演丽莎·查罗登科到《永不妥协》的编剧苏珊娜·格兰特，这套由女性电影人主导的班底也将“女性主义”彻底贯穿到了整部作品中，这些创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们仅仅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事件呈现来铺陈观点而非像很多作品那般义正严辞的发表宣言。

在玛丽以及很多受害者的遭遇中，加害者往往并非罪犯一人，警察、家人、社会环境以及整个司法制度都成为了不同程度的帮凶，不需要太多情绪感受能力，观众也很容易体会到两位女警探在办案过程过程中基于女性视角对于受害者的共情能力要明显强于那些公事公办的男性警察，这种情感上的体认与耐心对于受到性侵的女性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现实中有太多女性正是因为害怕受到类似的二次伤害而放弃了申诉的权利，近几年在全球兴起的女性运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太多这样的案例，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或者社会环境的不宽容，受害者往往难以凭借一己之力为自己赢得公道。

不论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的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还是日本伊藤诗织在《黑箱：日本之耻》一书中所记录的遭遇，以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中国留学生Jingyao的曲折诉讼，都用一种近乎血淋淋的方式向世人展示着：即便是在当下这个所谓“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之中，普通女性面临侵犯时想要争取权利是多么艰难。

即便是在2016年得到了普利策奖，光靠《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这样一篇报道是不可能彻底扭转整个制度的不公正的，但就像如同伊藤诗织的作品名字一样，这些女性在痛苦中用公开自己的遭遇来打开了一个“黑箱”，而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面对这样的“黑箱”无动于衷即成为了事实上的“帮凶”，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远不到要行动的地步，只需要对她们的苦难多一点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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