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变成低头族也不愿和人对视:拥挤通勤路上的“个人领地”

城市的拥挤体验之中,人和人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

蔡星卓 · 2019/10/16 08:30评论(0) 收藏()

撰文:蔡星卓

 

城市于人来说是流动的。

由家庭的私密空间,人们转移到学校或工作场所的人际空间,再到城市街道中的非个人空间。不同的环境,与人们对这些环境的理解,产生了人们不同的感觉和行为——从舒适和放松,到需要小心谨慎。从某种程度来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不仅反映了社会关系,同时也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然而,一个人的“自我感”,有时并非以皮肤为界。虽然视觉上看不到,但实际每个人都带有某种让自己舒适的边界,这边界使他们处于人群中而未感到不适。不过,在过度拥挤的状况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迫缩小。当一个人处于拥挤的地铁车厢,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人的睫毛,甚至感受到另一个人的气息时,不适感可能就这样开始了。

 

他人的身体与气息:人际距离与感知

如果你在人群中感到有压力,那并不是你的问题。与人空间距离的不同,的确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

这样的现象可以用特定的概念来解释。空间关系学(也称近体学)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由爱德华·霍尔(E. T. Hall)提出,它研究了人类在各种环境中感知和使用空间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遵循文化范例的指示。在爱德华的划分之中,空间距离被分为亲密的、个人的、社会的和公共的四类。

爱德华还提出了四种空间的实际距离范围,譬如,亲密空间是0至约46厘米,这个距离,“对方的存在有时可能是压倒性的,因为大大加强了感官输入”。这意味着,来自另一个人身体的嗅觉热量、声音、气味和呼吸的感觉结合在一起,并发出一个与另一个人身体有关的明确信号。

春运时的火车站。中国人更习惯拥挤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忍受拥挤带来的不适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旅游旺季,也是人们无法避开的与人群接触的机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与距离影响着隐私与对于人际关系的定义。不少研究发现,直接导致了身体上亲近的拥挤,会造成更强烈的生理反应,同时限制了暴露在人群中的人们的创造潜能。并非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起那些不介意和人近距离接触的人来说,那些倾向于与人互动时保持距离的人,所感受到的压力是相对明显的。细究下去,个体对于人际距离的偏好,会影响到其在拥挤人群中的反应,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缺乏控制。

 

中国人更习惯拥挤吗?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通勤车厢

当人们进行交际时,双方在空间所处位置的距离可以透露很多信息,例如两者的关系、心理状态,同时也包括文化特点。也因此,谈起个人空间时,不同文化背景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

例如爱德华·霍尔在50年代初开始对人运用空间产生兴趣时,他时任驻外机关事务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科技援助的某项目主任。在与境外的美国人交谈之时,他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到文化冲击的困扰——对于这些非接触文化(non-contact culture)背景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来说,若必须要和另一个人站得很近,则他们只能”小心地予以弥补”,比如转过身,或转移目光。

对于不同文化来说,如何界定恰当与不恰当的社交距离,有着它们各自不同的标准。例如,美国人和大多数北欧人,几乎“随身携带者被称作流动领域的私人地盘”,即使在排队时,这种私人地盘也会得到充分的表现。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总是与人保持距离。再比如,阿拉伯人、拉美洲人和意大利人则是典型的接触文化,热情的相互触摸、拥抱和亲吻,是他们习惯的接触方式。

高峰时地铁车厢内人挨着人的景象,对于许多都市人来说都不算陌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则可被归类为非接触文化,甚至,中国人之间交谈的距离比美国人还远,约为51至102厘米。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除了注意与他人交谈时的距离和位置,有时还会因性别不同作出调整。但这似乎并不会影响他们对于拥挤的态度。正如爱德华所说,中国人似乎“对拥挤习以为常”。

然而,中国人更习惯拥挤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忍受拥挤带来的不适感?当我们来到拥挤的火车站,或高峰时的通勤车厢,对于像中国这样非接触文化下的人们来说,过度拥挤或许依旧不可避免地导致的感官上的超载。

 

拥挤的通勤,被侵犯的“个人领地”

地铁,通勤时人们常会搭乘的交通工具,则交织了许多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从某一角度来看,地铁车厢是关于“接触”的,尤其是当它格外拥挤时。

高峰期的公共交通上,拥挤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有研究发现,在伦敦,列车的拥挤已经造成了人们的健康和安全问题;纽约大都会区域,即使新型的有轨电车每一辆都承载更少的乘客,且座位设计得更宽,但还是收到了广泛的不满。

在空间关系学在地铁空间的相关研究中,很多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观察到的细节被再次强调。例如,在纽约,当车辆中乘客变得更密集时,许多乘客宁可选择站在和其他乘客距离更大的地方,也不占据空出的座位;如果所有座位都坐满了,则非语言指标则明显升高——人们用实际行动,而非语言,来回应空间的拥挤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他们倾向于回避与他人的眼神接触,身体转向车的侧面,或双臂交叉。从这一角度来看,地铁上常见的低头族,可能也受到了车厢拥挤的影响。

俄罗斯莫斯科Prospekt Mira地铁站,高峰时间客流过度拥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挤不入”的北京地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高峰期的车厢里,拥挤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尝试捕捉拥挤的体验时,会发现其可能意味着对个人空间的入侵,而非整体而言的人群的密度,尤其是当对方是陌生人的时候。这有点类似于,地铁车厢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有限“领地”。在这个“领地”之内,人们需要与人保持特定的空间距离,否则,他很有可能会感到被“侵略”。在如公交和地铁一样的拥挤空间内,人们对这种亲密空间的“入侵”的典型反应是“尽可能地撤退”,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表现得僵硬、紧张,不看任何人或只是匆匆一瞥。

在不同文化中,人们可以接受的人际距离,实际上帮助规范了隐私。而更高的人群密度,则使得一个人的个人空间被侵犯的可能性增加,往往增加了人们之间的身体与社会接触,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不希望与无法预测的被动的“互动”。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拥挤体验的重要方面。而这些状况,常见于高峰期的地铁车厢。

拥挤的通勤体验背后,是身体上与另一个人过于接近的实际体验。而这样非自愿的身体接触,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理压力。同时,被看作边界控制机制的个人空间被侵犯的可能性,也会随着公共交通空间内部设计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坐在两个座位中间的被侵犯的感受,可能比其他位置(背对背而坐或邻座)更为强烈。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呼吁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内部设计的优化和改进。

摄影师迈克尔·沃夫(Michael Wolf)曾拍摄东京地铁的拥挤场景,成为作品《东京地铁梦》(Tokyo Subway Dreams)。

 

参考资料:

Evans, G. W., & Wener, R. E. (2007). Crowding and personal space invasion on the train: Please don’t make me sit in the middl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1), 90-94.

Ickinger, W. J. (1982). A behavioral game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proxemic behavior.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寸红彬. (2004). 人际距离行为的文化差异——近体学初探.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2),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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