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商韬略 徐艳丽

日子很忙，圈子很窄，房子很贵，单身很爽，结婚很……可能离婚？

王小川什么时候结婚

2017年11月9日，搜狗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年届不惑、把“全部青春喂了‘狗’”的黄金单身CEO王小川携母亲洒泪见证敲钟时刻。

“搜狗就是我老婆。”在为事业拼搏献身14年之后，被戏称“不上市就不结婚”的王小川随即陷入大型逼婚现场。

“王小川终于可以找女朋友了”“王小川什么时候脱单？”“搜狗上市了王小川还不结婚？”

IT精英，清华保送学霸，五道口商业偶像，身价350亿上市公司“钻石王老五”……

这样一位站在婚恋食物链顶端的青年，技术宅男高配版，让圈内异性集体研究《如何把IT界钻石王老五王小川泡到手》的理想老公，居然成了让全国人民操心的万年单身汉。

王小川对伴侣有怎样的要求？他在不同场合公开谈过：

“成绩一定要好”，或者“像汤唯成绩不好，但是其他好一些”；

性格上“特别有趣，超出你的理解”或者没那么有趣但有安全感、舒适型的；事业上”能帮你把事业做的更好的贤内助”或者能同等交流思想的；（二选一，难取舍）

不介意娶个女明星，比如汤唯，“但是成绩不能太差”；

没太多精力经营个人情感，最好能有人像上帝一样给你指引一个爱人，“没交流多好啊”……

成绩好，有趣，有助于事业，需要一个恋爱指引者，能沟通思想，以及颜值外貌上的一些隐形要求——钢铁直男般的择偶观。

鉴于传闻中的王小川是一位热衷读书、研究电子设备、辟谷和靠加班减压的深度宅男兼工作狂，他几乎代表了典型IT男的“单身综合征”——不社交，时间少，高标准，不好找。

这样的中国男性精英面对的是怎样的中国女性精英呢？

Papi酱在《我家那闺女》中跟焦俊艳对理想伴侣有一段上热搜的交流：

“不管多忙，每天至少半小时聊天交流”；

“我会做我该做的，而不是对方要求怎么做”，“你要求我（放弃职业相夫教子），那就很不平等了”；

“不因为岁数到了去结婚，一定要找一个喜欢你并你喜欢的人，不为结婚而结婚”；

“不生孩子也挺好的，年纪大一点和几个好朋友住住养老院。”

作为职场女性代表，蜜芽CEO刘楠总结过精英女性的婚恋观：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地位，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我不会改造你，不会要求你，而你对我这一点也非常OK。这样互相尊重、彼此欣赏且细水长流的关系，才是舒服的婚姻。

男性要事业，女性要陪伴，男性要贤内助，女性要独立自主，男性要品貌俱佳，女性要灵魂伴侣——这可能是当代适婚男女在婚恋观上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2016年底，联想教父柳传志盼来46岁儿子柳林的婚礼。

婚礼现场，他以老一辈的眼光夸赞儿子觅得的佳侣——善良，贤淑，聪明能干，形象内涵俱佳。“我、你妈妈、叔叔婶婶、姑姑都在热烈殷切地盼望看你们结下幸福的果实，越多越好！”

年逾古稀、儿女双全的柳传志发出了对下一辈开枝散叶的殷切期盼。

这种来自父辈对“贤良淑德”和“多子多孙”的朴素期盼，与王小川式单身、Papi酱刘楠式择偶观共同存在于新婚恋时代转型期，各方需求错位，观念断层，立场博弈，构成了当代中国婚恋修罗场。

中国式不婚：自由、社恐与穷人的自觉

曾经必须靠鼓励晚婚晚育来节制早婚欲望的中国人，今天居然因为不结婚上了热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结婚率为7.2‰，创十年来最低。2013年这一数字尚为9.9‰，五年之间下滑27%。

中国30~35岁间的女性未婚，90年代仅有千分之6，今天达到了千分之70，翻了十几倍。

经济越发达地区结婚意愿越低，上海、浙江、京津等大城市里簇居着7700万独居青年。一名典型单身上班族的生活场景是，上班忙坏，下班外卖，刷夜自嗨，社交废柴，周末死宅。

渴望脱单却永不主动，渴望新关系却懒得社交，熟人越来越少，生人不敢开口，每天幻想爱情，现实自闭傲娇。

城市里越来越精致的商业服务，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精神自足，给了社恐青年们实现这份自由的极大可能。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在著作《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概括当时柏林人民的社会状况：

城市居民长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导致居民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显示，魔都青年（15~34周岁）用于线下社会交往的时间，每天平均仅有16分钟。

16分钟，吃顿饭都不够。其余大把的时间，男生上网、电游，女生购物、追剧。

商业社会与货币经济越发达，个体越无需依赖人际关系维持生存，亲密关系弱化，组建婚姻、家庭的意愿性降低。

过去百年间，西欧、北美、日本先后经历了因商业发展和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结婚率走低、生育率下降与单身时代。

美国已婚家庭的占比从1950年的78%一路降到2017年的48%，1800万美国人同居不结婚；德国柏林的独身人口达到54%，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达到60%，法国每三户就有一户是单身；

日本2015年男性和女性的终生未婚率（50岁前未结婚）达到23%和14%，照此趋势，2030年日本男女光棍要达到4000万，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1]

在不少发达国家，婚姻制度正变得像家里的电视机一样，虽然还有占有率，但已经每况愈下。

中国则正经历着旧有婚恋观念被解构、而新的平衡状态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

眼下这批适婚青年，既没有独身到老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基础，又缺乏为婚姻牺牲自由与承担责任的动机。急于追求平等独立的新婚恋关系，又无法摆脱传统婚姻思维的现实力场。

刘楠有一次在《奇葩说》里讲到，自己沙龙圈有很多女老板、女董事长，这些女人们事业有成之后相互比什么呢？不是比谁身价高，谁公司上市了，而是谁公司上市了且还没离婚。

“女强人反倒成了婚恋市场的弱势群体”，这和女博士进入相亲鄙视链一样邪性。

部分男性对女性既要求工作挣钱又要求生娃顾家。完全当家庭主妇不行，太女强人也不行。

与此同时，部分女性既要求男性买房养家又强调新时代女性地位。以独立女性形象找“经济适用男”，“丈母娘经济”也畸形泛起。

一只脚尚未完全拔出旧夫妻模式，另一只脚跨进新型婚姻市场，男女双方都在新旧中寻找最有利于己的解释。这恐怕是当代婚恋市场中横在男女之间一条棘手的价值观鸿沟。

多元化、割裂化价值观冲击之下，“不主动、不理解、不妥协”成了普遍滋生的被动单身情绪。

在此之上，掏空六个钱包的房价负担，加上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又让“甲女丁男”现象在城乡两极失衡，这些都成为越来越多人消极怠婚的原因。

日子很忙、圈子很窄、房子很贵，这批适婚青年真的太难配对了。

这批青年不相信民政局

“你对婚姻抱有多大安全感？”

去年5月共青团中央发布《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对婚姻幸福，10.35%的女性完全“没有安全感”，超六成女性和五成男性表示“一般”。

“到处都是明星出轨，身边很多夫妻离婚，钱钟书和杨绛越来越少，姚晨凌潇肃越来越多……”

人们对婚姻失去信心，这是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错觉，还是真实的当代婚姻围城？

据民政部数据，我国离婚率连续15年上升；2018年全国离异登记数380.1万对，平均每天超1万对夫妻离婚。

2018年四季度全国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为38%，东北三省几乎达到每3人结婚就有2人离婚，北京大约每2对夫妻登记就有1对在协议离婚。

▲图源：民政局数据

在厦门湖里区法院2016年7月至2017年底的489件离婚纠纷案件中，婚龄10年以下的占比高达73.8%，近4成离婚夫妻婚龄不到5年，两成不到3年。

90后还在单身，80后已经离婚，约一半以上离异夫妻的婚姻关系维持不足5年。

一句“感情不和”成为其中近八成夫妻分道扬镳的原因。

对80、90后夫妻而言，婚姻显然不再成为抱团生存的基本单元，配偶也不再成为物质与精神的共生依赖，他们对婚姻不幸的包容度越来越低，对情感契合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离婚表现出的轻易、轻诺甚至轻率，让结婚的入口瑟瑟发抖。

将婚姻看作对幸福的赌博，结婚即押注，离婚是全输。输面越大，入局人越少。

当“结婚、离婚、再婚”成了民政局9块钱热门业务，对婚姻的信心和仪式感与日俱减。

“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结婚。”

王尔德的毒舌，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对一纸婚约的怀疑：若无法白头，又何必结婚？

这批年轻人不敢相信民政局了。他们宁缺毋滥，“刻薄”挑剔，宁愿以旷日持久的空窗甚至更大的经济与精力代价来遇见一个理想伴侣，期待一场美满婚姻。

百亿婚恋市场的“杀富”与焦虑

2018年新年刚过，日本东京政府发布一则名为《2020年你和谁一起看奥运》的催婚视频，在街头大屏、地铁车厢、电影院等公共区域刷屏循环。

官方催婚最为致命。

自2016年取代德国成为全球出生率最低国后，日本连续3年出生人口数量不足百万（约为山东省出生人口一半）。年轻人晚婚、不婚导致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

▲日本人结婚意愿持续探底

然而口号式催婚苍白无用。

在街头访问中，日本年轻人对经济压力的抱怨、对寻找幸福伴侣的被动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许多年轻人并无二致。中国眼下经历的婚恋观转型，也与日韩、美加、德国所走过的单身浪潮有诸多类似。

如何创造条件让年轻人走向结合而不是孤立，已成为关乎某些民族繁衍生存的命题。

为鼓励婚育，各国展开了花式政策。

房价高企的日本拨款500亿日元为新婚夫妇提供10万~70万日元不等的住房补贴和专用住房；

韩国优先为适婚青年创造工作岗位、发放住房贷款，甚至将租赁房屋优先权从新婚夫妇扩大到准夫妇；

加拿大本国精壮不足，每年引进33万移民，特别欢迎35岁以下、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他国年轻人安家移民，低收入家庭由政府补贴帮你全面的把孩子养起来……

在中国，有专家提出参考韩国征收单身税，台湾等低婚率地区组织各种官方相亲活动大力支持年轻人谈婚论嫁。

由互联网时代拉起的社交铁幕也开始由互联网工具破除。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婚恋交友市场的消费体量已超过百亿。

网上搜索“婚恋交友”，至少几十个相关网站、上百个交友App跳出来，随便注册个会员动辄几百上千，号称一对一的红娘相亲服务费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为了于千万人中找到最佳伴侣，这批适龄青年不惜走上人民币脱单之路。“6万，8个月，见7个女孩没合适的”，“10万，VIP高端速配，结果遇到骗子一堆”。

当婚恋平台变成一门生意，难免鱼龙混杂，充斥浮夸、疲惫与功利。

这代年轻人不容易，穷且益坚，网恋不易；每逢佳节要相亲，除了挫败感和心累，返城后一如孤岛般的生活继续。这代父母也不容易，疯狂的十一假期，“相亲黄金周”安排停当，孩子开始浮夸的演技。

大棒式催婚无法化解这批适龄青年在婚恋观上的错位和物质压力。

阻止一个低结婚欲望社会，好的应对是在理解中国式不婚的深层原因之上，在经济与婚育政策上合理引导、鼓励和包容，让年轻人真正自主、理性地选择所认定的幸福之路，而非加剧焦虑。

不婚，罪不在年轻人。催婚，徒劳且伤感情。

这个时代的婚恋自由，是不被妖魔化的单身的自由，是不迫于现实深渊的结婚的自由。有人为人生幸福走到一起，有人谨慎地划掉“终身大事”这门必修课。

他们依然敬畏民政局。

参考资料：

[1]《调查显示2030年半数日本人为单身，日媒称未来堪忧》环球网 实习翻译：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