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闻郝看

短视、懒散、被动、生活的痛苦，贫穷限制了想象？到底是什么才是人穷的本质原因？

今年的诺贝尔奖给出了答案，真不止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而是有更复杂原因，导致了贫困，也让穷人难以脱困。

这是诺贝尔奖20年来再次将焦点放回到“贫困”这样的全球性问题。

1998年，阿玛蒂亚·森也曾因为对解决贫困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他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穷人之所以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值钱”。至今，这条判断，仍有极大现实意义。

有趣的是，阿玛蒂亚·森和这次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同属印度裔，看来这个高贫困人口国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更有激情要解决贫困问题。

对比之前几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经济学、人性经济学、气候经济学的偏爱，诺奖终于回归了对现实棘手问题的关注。

毕竟，现在全球还有仍有7亿多人生活在极低的收入中，就在几年前，全球还有10亿人每天收入小于0.99美元（7元人民币）

就像一位经济学家说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大多数人的问题，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满足少数精英所认知的效率。

回到正题，从三位获奖人具体研究成果来看，其实他们通过实地试验、调查大量贫困样本，实证了中国的几句老话：贫贱之人百事哀；唯有读（xue）书（xi）高；穷则思变。

1、贫贱之人百事哀

穷人即便再穷，也会去买电视、游戏机、垃圾食品、手机。为什么？

因为他们平时要花大量精力去“应付”生活的窘况，仔细规划每一分花销，生存压力极大，如此，从生理上说，就需要大量内啡肽、多巴胺来缓解这种精神痛苦。

而电视娱乐节目、游戏、垃圾食品、手机俗辣内容，是最低成本刺激兴奋激素的兑现最快、最便宜的手段。

但同时，此类东西占据了穷人求生以外的大量时间，让他们缺乏主动求变的“上进心”，只能在“百事哀”和短暂的激素快乐中循环。

此外，穷人在医疗上不重保养和预防，而是强调下猛药治好病，不要耽误工作，结果身体在劳心劳力中被拖垮，最后，甚至因病更贫，走向更加贫困的深渊。

2、唯有读（xue）书（xi）高

因为上述“百事哀”的摧残，穷人没法思辨地去理解学习的意义。

在他们看来，学习的投资周期太长，回报过程太慢，总感觉不能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而学习的过程又加重了乏味和枯燥，所以，他们缺乏耐心去学习和理解很多新事物。

比如，他们没发意识到接种疫苗能省下很多的医疗费用，正确使用化肥可以事半功倍……“稀缺”的思维方式，没有意识和动力改变思维方式，才是症结所在。

所以，不能理解“唯有读（xue）书（xi）高”，穷人群体只能更多地“遗传”“固化”这样的意识，极少能实现阶层跃迁。

最终，就像跟踪14个孩子成长56年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那样，只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孩子从贫民翻身进入到中产，其他穷苦人家的孩子，还是像父辈一样，没能提升生活的质量。

3、穷则思变

穷必须要思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有非凡的意义。但怎么变，很多人给出分析，却没有正确的方法。

比如，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因为创立“穷人银行”格莱珉，成功地开创了给穷人借贷资金的新模式，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后来有人调研发现，因为资金成本问题，穷人仍然承担高额不灵活的利率，所以，他们并没有因此改变生活的窘境，只是维持旧有的“活着”。

而这次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发现，借贷资金难、成本高，还是大问题。

按照三人的研究，思变的起点，应该是先让穷人不局限于眼前，接受正确的信息，拓展思维的“带宽”：学习知识、形成远见。

其次，要有更多官方的支持，形成有益而不是教条的支持，像适当的教育机制，提供资金，甚至是帮助其中一些人成为公务员，改变命运。

此外，一个案例里，一个扶贫小组请教授穷人财务知识，但是总有人旷课迟到，一方面穷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对于他们生活过于遥远。

之后，扶贫小组了解情况，换个思路，改变教学内容，使得更加对穷人生活口味，情况立马好转，甚至不少人愿意出钱来培训。

无疑，接地气正是帮穷人思变、改变的关键，系统化、多元化的脱贫策划，是帮穷人致富的核心。

总之，即使不那么容易，但“贫穷的魔咒”还是可以打破的。奥斯卡电影《何以为家》里那样的场景一定会越来越少，就像音乐家约翰·列侬说的：“所有事到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还不是，那它还没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