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雕像：一幕跨文化的风景奇观

撰文 | 傅尔得  

作为一名建筑摄影师，Fabrice Fouillet 的作品力求呈现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其作品中，我们看到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建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因历史、文化而已经形成的在地风格，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交织下，发生着趋同性的改变。资本、权力以及作为潮流制造者的跨国建筑设计公司等，正有力地参与着这种趋同化的改变。在这过程中，完成与未完成、传统和现代建筑之间，都在其所属的特定环境下，构造出一幕幕跨文化的风景奇观。

延续其对建筑本身、建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Fabrice Fouillet以“个人崇拜”为主题，展开了对世界各地巨型雕像的探索，《巨像（colosses）》系列由此而生。

在《巨像》系列中，Fabrice Fouillet 有意地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民间传说等不同维度，来丰富其关于伟人如何被纪念和呈现的表达。

Fabrice Fouillet 站在一个高高的角度，以超越个人情感的客观冷静视角，通过丰富的采样，对不同地点以同一视角进行反复的拍摄。这种近乎客观和科学分析的模式，即展现了摄影叙述环境及其变化的能力，也促使观者开始思考主宰着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背后力量。Fabrice Fouillet 以一种观看生活模型的旁观者视角，唤醒了我们反思自己与周遭环境关系的敏感神经。

《巨像》中，规模象征着力量的不平等，象征着权力和信仰等，以有形的力量加诸于普通个体的控制与规训，同时，也凸显了处于不均等关系中个体的脆弱，也展示了这些主宰的力量如何强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直至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

因此，巨像以其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个体如何被庞大的力量所影响、控制、主宰的视觉解说。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调查，反应了人类这种控制与影响的共性及手法的多元。

这些巨像，如证据般触发了我们去思考在不同历史、文化、制度下，思想和精神所受到的影响和主动的崇拜。由此，Fabrice Fouillet 以一种规模庞大的可见，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可见。

Q & A

傅尔得：我知道您在大学期间学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那之后您学了摄影。什么促使您去学的摄影，是有什么书、电影或是艺术家等在一开始影响了您吗？您在大学时的学习和研究对您之后的拍摄是否造成了影响？

Fabrice Fouillet：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当摄影师了。我大学非常享受社会学，同时也很着迷于摄影。那时我的拍摄主题非常简单，常常拍身边的周遭，尤其爱拍风景。那时我正住在法国的波尔多区，那儿的葡萄园是一个探索的好地方。之后，我发现了大师沃克·伊文思（Walker Evans ），就开始对日常的城市建筑和景观产生了兴趣。布列松（Henry Cartier Bresson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摄影品味。但我想，自己对影像的喜爱可能真正来自于1950到60年代的意大利电影，高中时我曾研究过电影，导演费里尼（Fellini）、维斯康蒂（Visconti）、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我的艺术感知。

傅尔得：我发现在拍这些巨型雕塑时，您都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地方。作为建筑摄影师，拍摄中您遇到的挑战主要是什么？相比拍室内和室外，您认为哪一个更具挑战性，或者更费时？

Fabrice Fouillet：建筑摄影有时候很有挑战性，遇到的限制也很多。天气是一个长期性的限制，它决定了光线的质量，如果天气很糟糕的话，就要看看怎么来处理。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城市公共设施、缺少后退的空间等等，都可能成为棘手或复杂的问题。我喜欢将建筑物在其所处的环境中以整体来呈现，从高处拍总是很有趣，但要到达高处的视角却总是很难。我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时，大多时候审批就要等好几天。而如今，无人机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新的问题是，有很多地方不可以用无人机。对我来讲，相对于情况往往并不是太复杂的室内拍摄来讲，拍室外要更费时一些。拍室外要将建筑物周围的环境都勘探一番，甚至是离所拍建筑很远的地方都要弄清楚，这些都能花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拍室内也有其他的限制，比如，人造光源会显得很难看，而室内狭小的地方，哪怕用广角镜头也不一定拍得了。但是我想，重要的是，约束与品质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你不想受太多限制也总是可以的，但那就很容易出坏片子。

傅尔得：是什么促使了您决定去拍摄《巨像（colosses）》这个系列？

Fabrice Fouillet：我那时一直在研究世上的伟人大致都是如何被呈现的，我想要围绕着个人崇拜来展开一个计划，而对我来讲，雕塑似乎是首要的探索。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型雕像，就是我在日本看到的仙台大观音像，这座巨大的白色雕像位于城市的中央，这实在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很快就看到了我的拍摄主题。这推动了我的研究，以估计拍摄这个系列的兴趣和可行性。

傅尔得：为了拍这个系列，您到过世界很多地方，从乌克兰到俄罗斯，从中国到日本，从印尼到塞内加尔，这个项目所积累的东西似乎已远远超过了雕像本身，它更深层地反应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宗教、政治、文化等，您为什么选择这些雕像呢？从照片叙事的角度看，您希望观众能从这些照片中获得什么？

Fabrice Fouillet：雕塑的大小自然是选择的标准之一，即便在照片上看来，那些最大的雕塑并不比那些适度大小的更有趣。最终，我偏向去表现雕像的象征性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理想化的。在塞内加尔国达喀尔的“非洲文艺复兴”或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祖国在召唤”等雕像，都是一定要去拍的，因为这些雕像传达了强烈而坚定的意识形态。我想与这些雕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看观察它们是如何以那样不成比例的大小融入到周围环境中的。相比于巨型雕像的象征性和其对巨大的强调，它不相称的比例其实多指人的渺小。纪念性也指政治或宗教的力量，它们本身与其象征和教育的特性是不可分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雕塑都有一个假定的功能，即它们都将自己强加于所有人的眼睛。

傅尔得：作为一种摄影理念或是一种持续吸引您的形式，您是怎么理解社会景观摄影的？

Fabrice Fouillet：社会景观以理解空间呈现的方式引发了我的兴趣。我认为，不管这个空间被称为社会与否，它都可以触发对空间形成变化过程的思考。今天，景观正持续地发生着变化，这已成为空间规划政策的中心因素，这些转变观察起来总是很有趣，摄影也是某个地区兴衰变化的一种见证。社会景观正如围绕着一个人的画像，它即是记录性的也是有美感的，同时又与政治议题及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密切相关。

傅尔得：为了完成这个系列，您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如您在山西运城拍过关羽雕像，在佛山拍过观音雕像，您是怎么选择中国的这些地点的，可以说说原因吗？

Fabrice Fouillet：在中国有很多纪念雕像，我也很想多拍一些。我是在网上做调查时，发现了山西运城的关羽雕像，当时立刻觉得它应该被列到我的拍摄名单中。关羽是我最喜欢的雕像之一，我发现它既美丽又耐人寻味，我也喜欢它的颜色。但靠近这尊雕像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它有一点点孤立，但这也增添了它的魅力。关羽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且博人尊敬。拍这尊雕像是一定要的，因为它不涉及宗教领域，且它完全符合我所寻找的理想类型。在佛山的观音像是一个宗教例子，雕像看上去有经典的美感，但我一直都被它的规模及其在寺庙中的位置所吸引，这是一尊极好的宗教代表性例子。

傅尔得：您的建筑摄影更像是探索人和其生活环境之间关系的社会景观，您怎么看待这种关系？在影像中呈现这种关系有什么困难吗？

Fabrice Fouillet：要说人与他生活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但对我来讲，这总是涉及在某一领土、团体或国家之内的社会和文化认同，正是这种文化的维度让我感兴趣，我也试图让拍摄计划朝这个方向发展。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随处可见的，即便没必要远离家乡到很远的地方去选有趣的主题，这个世界也是随处都可以进行研究的。撇开影像和美学的层面不说，依我看来，难点在于叙述方式，而对待主题的方式跟主题本身一样重要，我试着从总体结构上进行表达，而当问题出现时，这个结构可能会改变，而此时，编辑工作就至关重要了。

傅尔得：您能跟我们说说在拍巨型雕像系列时，发生的最奇幻或最有趣的事吗？

Fabrice Fouillet：拍每一尊雕像都是一次不同的冒险，当我抵达目的地后，在看到雕像的第一眼时，那一瞬间总是令人非常激动，就像是多日旅行之后的一次小胜利般。发现新的文化是很值得的事，而每段旅行都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我特别喜欢到中国和日本旅行，这是两个我想要花很长时间去探索的国家。在运城拍关羽雕像的那次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在晨雾中穿越那里的常平村是一次非常超现实的经验，那时，我在寂静中孤身一人，因为雾气，连雕像也无法看清，而当我继续前行时，雾气渐渐散去并为我开了路，最后，我发现了关羽雕像，它真令人惊叹。当我爬上山到达雕像时，雾气已经散开，而彼时阳光正灿烂。从村子走到雕像的那一程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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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e Fouillet

职业建筑摄影师，生活于巴黎。其个人项目关注于身份的概念及人类与环境的密切关系。

 

傅尔得，策展人，作家。著有《一个人的文艺复兴》、《肌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