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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麦路人》:被煽情消解的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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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麦路人》:被煽情消解的社会议题

电影的英文片名为“I'm livin' It”,对应的正好是麦当劳那句经典广告语“I’m lovin' it(我就喜欢)”。

《麦路人》

相对于主竞赛单元常常出现一些较为生僻的题材和过于粗糙的制作,东京电影节聚焦于亚洲电影人创作的亚洲未来单元反而能贡献出一批质量相对稳定的作品,每年也都不乏有大量中国的青年电影人出现在其中,去年这一单元的奖项正是被内地电影《第一次的别离》摘得。而今年也有四部华语电影入围了这一单元,香港导演黄庆勋的《麦路人》便是其中之一。

《麦路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关于那些“居住”在24小时麦当劳餐厅的一群人背后的故事,电影的英文片名为“I'm livin' It”对应的正好是麦当劳那句经典广告语“I’m lovin' it(我就喜欢)”。

事实上自从麦当劳的24小时餐厅2006年首次在亚洲市场兴起开始,从日本东京到北京、上海以及香港等大都市都开始陆续出现类似的人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入麦当劳仅仅为了睡上一觉,天一亮他们又会自动消失以免妨碍店方的正常经营。这十几年间媒体对于这一群人的各色报道也并不鲜见,相对于导演在片名中中性地称他们为“麦路人”,较为刻薄的媒体直接将这群人命名为“麦难民”。

郭富城饰演的金融精英阿博因为金融犯罪入狱破产,出狱之后他便无家可归只能流落街头,白天在街头打零工生活,夜晚便寄居于麦当劳。同时他在这里也遇上了很多同道中人,一直为死去的丈夫母亲还赌债而债台高筑的妈妈独自带着小女儿艰难度日、因为目睹老婆被电信诈骗跳楼身亡而不敢回家的等伯、与家人吵架因此离家出走的少年深仔,还有在庙街卖唱为生与妈妈结为好友的歌女阿珍。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衷才不得不沦落于此,阿博则因为快速掌握了在街头生存的智慧成为了这群人的主心骨。

但显然黄庆勋在和编剧合作这个故事时,几乎可以说是将过去媒体中描绘过的“麦难民”最惨烈的一面全部集合在了一起,这也是我对于这个故事发生到后半段时越发难以产生共鸣的原因,几位主要角色的遭遇实在太过悲惨,而导演又在不停的通过配乐去加强这种残酷叙事。显然他的目的是想让观众在这里感受到悲伤甚至有流泪的冲动,但反而是这种过于密集且巧合的煽情桥段使得整个故事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社会议题讨论属性,单纯的沦为了一出刻意煽情的社会新闻合集。而这也不单单是《麦路人》这部电影的尴尬,之前票房火爆的《我不是药神》同样如此,这其中当然有制作环境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还是导演在面对如何深入社会议题这一问题时的办法不多。

催债的黑社会苦苦相逼,妈妈只能不断逼迫自己辛苦打工还债甚至一度成为了“楼凤”,尽管如此,认为是她害死自己儿子的婆婆依然无法原谅她。因为积劳成疾,妈妈猝死在了麦当劳,留下女儿孤身一人。而博哥更是惨上加惨,尽管维生不成问题,但又被检查出患上了肺癌晚期,无钱就医之余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中医以及气功这些玄学之上。导演在处理这两人的故事广度方面似乎也全无头绪,两人最大的羁绊原本是与家人的亲情,这对于他们也是一把无形的锁链,由于在剧作上的偷懒没能找到更加合理的处理方式,最后只能让这两个最有故事的人一死了之。

在麦当劳这群人之中,杨千嬅饰演的歌女阿珍这一角色更是相当突兀,她并非常住麦当劳的一员,与他们混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当年她在阿博意气风发之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便对他钟情不已,她不是没有选择,但她做出所有行为电影都没有给出足够有说服力的动机,导致杨千嬅在电影中最大的贡献并非表演而是开头与结尾的两段演唱。

显然“麦难民”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符号,这其中包含了贫富差距这类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样也有社会底层求生无门的社会现实困境所在,甚至电影还涉及了电信诈骗、非港籍居民福利等多个社会问题。但导演想要的太多也直接使得每一个话题都只能浅尝辄止,最终电影结尾那一段温暖的画面配上一首抒情英文歌,既消解了电影本就不多的社会性,也让这个电影直接降格成了一部麦当劳的超长广告。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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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英文片名为“I'm livin' It”,对应的正好是麦当劳那句经典广告语“I’m lovin' it(我就喜欢)”。

《麦路人》

相对于主竞赛单元常常出现一些较为生僻的题材和过于粗糙的制作,东京电影节聚焦于亚洲电影人创作的亚洲未来单元反而能贡献出一批质量相对稳定的作品,每年也都不乏有大量中国的青年电影人出现在其中,去年这一单元的奖项正是被内地电影《第一次的别离》摘得。而今年也有四部华语电影入围了这一单元,香港导演黄庆勋的《麦路人》便是其中之一。

《麦路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关于那些“居住”在24小时麦当劳餐厅的一群人背后的故事,电影的英文片名为“I'm livin' It”对应的正好是麦当劳那句经典广告语“I’m lovin' it(我就喜欢)”。

事实上自从麦当劳的24小时餐厅2006年首次在亚洲市场兴起开始,从日本东京到北京、上海以及香港等大都市都开始陆续出现类似的人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入麦当劳仅仅为了睡上一觉,天一亮他们又会自动消失以免妨碍店方的正常经营。这十几年间媒体对于这一群人的各色报道也并不鲜见,相对于导演在片名中中性地称他们为“麦路人”,较为刻薄的媒体直接将这群人命名为“麦难民”。

郭富城饰演的金融精英阿博因为金融犯罪入狱破产,出狱之后他便无家可归只能流落街头,白天在街头打零工生活,夜晚便寄居于麦当劳。同时他在这里也遇上了很多同道中人,一直为死去的丈夫母亲还赌债而债台高筑的妈妈独自带着小女儿艰难度日、因为目睹老婆被电信诈骗跳楼身亡而不敢回家的等伯、与家人吵架因此离家出走的少年深仔,还有在庙街卖唱为生与妈妈结为好友的歌女阿珍。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衷才不得不沦落于此,阿博则因为快速掌握了在街头生存的智慧成为了这群人的主心骨。

但显然黄庆勋在和编剧合作这个故事时,几乎可以说是将过去媒体中描绘过的“麦难民”最惨烈的一面全部集合在了一起,这也是我对于这个故事发生到后半段时越发难以产生共鸣的原因,几位主要角色的遭遇实在太过悲惨,而导演又在不停的通过配乐去加强这种残酷叙事。显然他的目的是想让观众在这里感受到悲伤甚至有流泪的冲动,但反而是这种过于密集且巧合的煽情桥段使得整个故事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社会议题讨论属性,单纯的沦为了一出刻意煽情的社会新闻合集。而这也不单单是《麦路人》这部电影的尴尬,之前票房火爆的《我不是药神》同样如此,这其中当然有制作环境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还是导演在面对如何深入社会议题这一问题时的办法不多。

催债的黑社会苦苦相逼,妈妈只能不断逼迫自己辛苦打工还债甚至一度成为了“楼凤”,尽管如此,认为是她害死自己儿子的婆婆依然无法原谅她。因为积劳成疾,妈妈猝死在了麦当劳,留下女儿孤身一人。而博哥更是惨上加惨,尽管维生不成问题,但又被检查出患上了肺癌晚期,无钱就医之余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中医以及气功这些玄学之上。导演在处理这两人的故事广度方面似乎也全无头绪,两人最大的羁绊原本是与家人的亲情,这对于他们也是一把无形的锁链,由于在剧作上的偷懒没能找到更加合理的处理方式,最后只能让这两个最有故事的人一死了之。

在麦当劳这群人之中,杨千嬅饰演的歌女阿珍这一角色更是相当突兀,她并非常住麦当劳的一员,与他们混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当年她在阿博意气风发之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便对他钟情不已,她不是没有选择,但她做出所有行为电影都没有给出足够有说服力的动机,导致杨千嬅在电影中最大的贡献并非表演而是开头与结尾的两段演唱。

显然“麦难民”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符号,这其中包含了贫富差距这类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样也有社会底层求生无门的社会现实困境所在,甚至电影还涉及了电信诈骗、非港籍居民福利等多个社会问题。但导演想要的太多也直接使得每一个话题都只能浅尝辄止,最终电影结尾那一段温暖的画面配上一首抒情英文歌,既消解了电影本就不多的社会性,也让这个电影直接降格成了一部麦当劳的超长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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