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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家曾子的慎终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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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家曾子的慎终追远

无论如何,从《水浒传》揭示给我们的村与庄的关系,庄主和庄客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之下的千人规模的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和运行状态。这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让我们去体悟数千年之前的万邦林立状态。

文|董彦斌

责编|马蓉蓉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在《学而》这一篇当中,曾子共出场两次,一次是“三省吾身”,讲自己如何对他人、对朋友、对师长。一次就是“慎终追远”。即使论语的排列是随机的,是错简而无一条明线的,即使曾子在《学而》中出场一共就这两次,总结《学而》当中曾子说过什么,仍然是有意义的。在《学而》当中,孔子已经讲礼、讲邦、讲政、讲学,曾子却只讲了如何做自己和如何对待亲朋与他人。其实,在我看来,曾子所讲的如何做自己和如何对待亲朋与他人,就是“仁”,仁是一个抽象的总括性概念,本质就是如何做自己和如何对别人。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个总揽历史、政治和社会、伦理的学者和思想家,而曾子是个仁学专家,是个仁学思想者。

慎终追远,慎解为诚,实际上比诚更强调细节,用礼仪的细致和用心来表达对逝者的尊敬。追,是追祭,也就是以追逐的姿态来拜祭,念念不忘。其指向的对象,是父辈以上的祖先。父辈在世时,归“孝”的范畴约束,是在交往当中来孝;离世之后,就归“慎终追远”的范畴来约束,离世之人,已然无法交谈,无法交往,于是更加强调诚和一以贯之的追念。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慎终追远是否与祖先崇拜相关?慎终追远是表达祈福还是感恩?慎终追远是规则还是自律?说到底,这些问题指向的是,慎终追远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是追随的还是觉悟的?

我们说中国在秦之前是联邦时代,而此联邦时代是由万邦林立开始的,在万邦林立之时,各邦最重“姓”,史书记录各邦,也最讲姓氏。在这个意义上,一姓之家族是为邦之主体。这倒有点像后世中国的村庄了。我用近来读《水浒》发现的“庄”来比较一下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邦”。

我们知道水浒有很多“某家庄”。例如史家庄、祝家庄、李家庄。史进的村,本名史家村,又名史家庄,这就是王进到访的地方。祝家庄同理,本名祝家村。为什么又是史家村又是史家庄呢?因为有个“庄”。在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眼里,史家庄的庄院是这个样子:“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看那庄院,但见: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从《水浒传》来看,史家庄的庄院是个中型庄院,祝家庄远大于它,而另一种村里的庄,就远小于它。大中型的庄,直接改了村名为某家庄,那种小庄则没改,例如,东溪村里就有个晁盖家的晁家庄。但东溪村并没有因为晁家庄而改名。

庄有庄院,即一个大院子,类似疆域;有庄墙,类似城墙或国界线。所以,庄是豪强地主把控的大村,而且往往有垄断的大姓(史、祝、李)。庄主、家族共同发挥作用,领导体制以庄主为主。重要的是,这个庄还是个人或家族的私产。大院子、住宅是他们的,庄里还有各种场所和设备。至于各种分工——有的种地,有的组成自卫队——的庄客或庄户,是受雇于私家庄主的庄民。这里有一种独特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又像我们看到的典型的租用土地的那种地主和农民,又像一个农业工场和私有型的农业共同体。

我们常见到“庄户人家”这个词指代农民,假如在《水浒传》作者描述的情景当中,指的其实是受雇的庄户。若论工作本身,其实还未必就是农民,而可能是个村庄里的裁缝。至于庄客一词,与旅客、乘客用了同样的客字,表示是外面的人。一个村里,有庄客与非庄客,只有“庄”才有庄客,所以有水浒里的“孔家庄十二庄客”:急三千,慢八百,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等。这些庄户也好,非庄客也好,显然对庄里、村里事务没有决定权。

《水浒传》描写这种状况的到底是何时?到底何地?是北方特有的情况?还是全国普遍的情况?我缺乏掌握。在这里我们可以谈两条:第一,有些与政府管理相关的地名,不常改,例如我的故乡山西杏花村在唐代叫大夏乡,直到明代还叫大夏乡。基于管理,它不必改。第二,有些与民间力量消长有关的地名,会随着势力消长而变化,例如,某家庄的得名可能来自于某家力量的崛起,除非它固化为一个仅仅是名称意义上地名。

无论如何,从《水浒传》揭示给我们的村与庄的关系,庄主和庄客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之下的千人规模的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和运行状态。这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让我们去体悟数千年之前的万邦林立状态。

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邦林立时的某姓之邦,可与《水浒传》里的某家庄作比较,即某姓之家族是该邦的主人。林立之万邦,多在中原一带,本身以农业文明为主,当某姓之家族通过征服或其他方式拥有此地时,为了继续生存,当然必须种地;为了活得更好,当然必须分工,有的种田,有的保卫,有的做文官。类似山海经描述的大山,可能就是一个邦,这座山是天生的疆域,但是山并不能种地,所以一定还有平坦的土地。为了保卫自己,当然可能盖起一圈围墙,或者开始慢慢形成集市。

重要的是,作为邦之主人的某姓之统治者,这个人相当于《水浒传》里的庄主,他或许实行世袭,或许在家族中寻找继承人,总之维系着某姓之邦的家族式的持续统治。而这个人,就是最需要去追溯的祖先,对他的纪念,很大程度上是对邦国合法性来源的维护。在这个意义上,曾子的温暖的“慎终追远”,在其最早的起源上,具有一定的国家性和政治性。 

作者系法学学者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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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家曾子的慎终追远

无论如何,从《水浒传》揭示给我们的村与庄的关系,庄主和庄客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之下的千人规模的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和运行状态。这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让我们去体悟数千年之前的万邦林立状态。

文|董彦斌

责编|马蓉蓉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在《学而》这一篇当中,曾子共出场两次,一次是“三省吾身”,讲自己如何对他人、对朋友、对师长。一次就是“慎终追远”。即使论语的排列是随机的,是错简而无一条明线的,即使曾子在《学而》中出场一共就这两次,总结《学而》当中曾子说过什么,仍然是有意义的。在《学而》当中,孔子已经讲礼、讲邦、讲政、讲学,曾子却只讲了如何做自己和如何对待亲朋与他人。其实,在我看来,曾子所讲的如何做自己和如何对待亲朋与他人,就是“仁”,仁是一个抽象的总括性概念,本质就是如何做自己和如何对别人。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个总揽历史、政治和社会、伦理的学者和思想家,而曾子是个仁学专家,是个仁学思想者。

慎终追远,慎解为诚,实际上比诚更强调细节,用礼仪的细致和用心来表达对逝者的尊敬。追,是追祭,也就是以追逐的姿态来拜祭,念念不忘。其指向的对象,是父辈以上的祖先。父辈在世时,归“孝”的范畴约束,是在交往当中来孝;离世之后,就归“慎终追远”的范畴来约束,离世之人,已然无法交谈,无法交往,于是更加强调诚和一以贯之的追念。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慎终追远是否与祖先崇拜相关?慎终追远是表达祈福还是感恩?慎终追远是规则还是自律?说到底,这些问题指向的是,慎终追远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是追随的还是觉悟的?

我们说中国在秦之前是联邦时代,而此联邦时代是由万邦林立开始的,在万邦林立之时,各邦最重“姓”,史书记录各邦,也最讲姓氏。在这个意义上,一姓之家族是为邦之主体。这倒有点像后世中国的村庄了。我用近来读《水浒》发现的“庄”来比较一下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邦”。

我们知道水浒有很多“某家庄”。例如史家庄、祝家庄、李家庄。史进的村,本名史家村,又名史家庄,这就是王进到访的地方。祝家庄同理,本名祝家村。为什么又是史家村又是史家庄呢?因为有个“庄”。在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眼里,史家庄的庄院是这个样子:“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看那庄院,但见:前通官道,后靠溪冈。一周遭青缕如烟,四下里绿阴似染。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从《水浒传》来看,史家庄的庄院是个中型庄院,祝家庄远大于它,而另一种村里的庄,就远小于它。大中型的庄,直接改了村名为某家庄,那种小庄则没改,例如,东溪村里就有个晁盖家的晁家庄。但东溪村并没有因为晁家庄而改名。

庄有庄院,即一个大院子,类似疆域;有庄墙,类似城墙或国界线。所以,庄是豪强地主把控的大村,而且往往有垄断的大姓(史、祝、李)。庄主、家族共同发挥作用,领导体制以庄主为主。重要的是,这个庄还是个人或家族的私产。大院子、住宅是他们的,庄里还有各种场所和设备。至于各种分工——有的种地,有的组成自卫队——的庄客或庄户,是受雇于私家庄主的庄民。这里有一种独特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又像我们看到的典型的租用土地的那种地主和农民,又像一个农业工场和私有型的农业共同体。

我们常见到“庄户人家”这个词指代农民,假如在《水浒传》作者描述的情景当中,指的其实是受雇的庄户。若论工作本身,其实还未必就是农民,而可能是个村庄里的裁缝。至于庄客一词,与旅客、乘客用了同样的客字,表示是外面的人。一个村里,有庄客与非庄客,只有“庄”才有庄客,所以有水浒里的“孔家庄十二庄客”:急三千,慢八百,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等。这些庄户也好,非庄客也好,显然对庄里、村里事务没有决定权。

《水浒传》描写这种状况的到底是何时?到底何地?是北方特有的情况?还是全国普遍的情况?我缺乏掌握。在这里我们可以谈两条:第一,有些与政府管理相关的地名,不常改,例如我的故乡山西杏花村在唐代叫大夏乡,直到明代还叫大夏乡。基于管理,它不必改。第二,有些与民间力量消长有关的地名,会随着势力消长而变化,例如,某家庄的得名可能来自于某家力量的崛起,除非它固化为一个仅仅是名称意义上地名。

无论如何,从《水浒传》揭示给我们的村与庄的关系,庄主和庄客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文明之下的千人规模的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和运行状态。这具有人类学上的意义,让我们去体悟数千年之前的万邦林立状态。

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邦林立时的某姓之邦,可与《水浒传》里的某家庄作比较,即某姓之家族是该邦的主人。林立之万邦,多在中原一带,本身以农业文明为主,当某姓之家族通过征服或其他方式拥有此地时,为了继续生存,当然必须种地;为了活得更好,当然必须分工,有的种田,有的保卫,有的做文官。类似山海经描述的大山,可能就是一个邦,这座山是天生的疆域,但是山并不能种地,所以一定还有平坦的土地。为了保卫自己,当然可能盖起一圈围墙,或者开始慢慢形成集市。

重要的是,作为邦之主人的某姓之统治者,这个人相当于《水浒传》里的庄主,他或许实行世袭,或许在家族中寻找继承人,总之维系着某姓之邦的家族式的持续统治。而这个人,就是最需要去追溯的祖先,对他的纪念,很大程度上是对邦国合法性来源的维护。在这个意义上,曾子的温暖的“慎终追远”,在其最早的起源上,具有一定的国家性和政治性。 

作者系法学学者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