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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面|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学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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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面|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学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决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学者认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对受损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9年11月5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加良长期关注公益诉讼领域。刘加良认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对受损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检察院可以诉,其他社会组织和法律规定的机关也可以诉,对于有起诉资格的主体来说都是好事。”

他介绍,以往公益诉讼主要针对“4+1”领域,“4”即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药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两个领域既可以提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行政公益诉讼,后两个目前只能提行政公益诉讼。“1”即英雄烈士保护,既可以提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行政公益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55条第二款,《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针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都用了一个“等”字。“那么在法律没有修改前,只能针对“等”以内的案件进行公益诉讼,条件成熟后,可以直接根据解释把其他类型案件划入“等”以内的范围。”刘加良说。

刘加良还关注了惩罚性赔偿问题。他介绍,惩罚性赔偿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以及民法总则。实行惩罚性赔偿的好处在于,增加违法成本,给相关主体一个明确的行为责任指引,减少甚至消除其违法行为。

界面新闻还注意到,在《决定》要推进的重大事项中,有9件与国际法直接相关,其中一件为“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

此外,《决定》还提出了“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发展法治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沈伟认为,《决定》突出了产权保护、民事权利保护、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等方面,这与我国发展的现状有关。

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领域,最高法着手再审以顾雏军案为首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目前,市场需要产权保护规则等前置性规则,也需要争端解决机制等事后规则,重视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沈伟说,在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上,目前已经有了上海金融法院、北京上海的破产法庭、杭州的互联网法庭法院等。这些都可视作司法改革重要内容。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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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面|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学者: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决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学者认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对受损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9年11月5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加良长期关注公益诉讼领域。刘加良认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对受损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检察院可以诉,其他社会组织和法律规定的机关也可以诉,对于有起诉资格的主体来说都是好事。”

他介绍,以往公益诉讼主要针对“4+1”领域,“4”即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药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两个领域既可以提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行政公益诉讼,后两个目前只能提行政公益诉讼。“1”即英雄烈士保护,既可以提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行政公益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55条第二款,《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针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都用了一个“等”字。“那么在法律没有修改前,只能针对“等”以内的案件进行公益诉讼,条件成熟后,可以直接根据解释把其他类型案件划入“等”以内的范围。”刘加良说。

刘加良还关注了惩罚性赔偿问题。他介绍,惩罚性赔偿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以及民法总则。实行惩罚性赔偿的好处在于,增加违法成本,给相关主体一个明确的行为责任指引,减少甚至消除其违法行为。

界面新闻还注意到,在《决定》要推进的重大事项中,有9件与国际法直接相关,其中一件为“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

此外,《决定》还提出了“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发展法治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沈伟认为,《决定》突出了产权保护、民事权利保护、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等方面,这与我国发展的现状有关。

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领域,最高法着手再审以顾雏军案为首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目前,市场需要产权保护规则等前置性规则,也需要争端解决机制等事后规则,重视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沈伟说,在国际商事法庭的建设上,目前已经有了上海金融法院、北京上海的破产法庭、杭州的互联网法庭法院等。这些都可视作司法改革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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