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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赖”现象,国外是如何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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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赖”现象,国外是如何治理的?

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环球时报 青木 齐业 刘晨 李珍

“网络红人”罗永浩近日因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消费而引发新一轮热议,“欠款1.5亿元,王思聪成‘老赖’”的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对于“老赖”一词,很多人都不陌生。6年前,中国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惩治欠款不还的失信者,至今累计上榜者已超过千万人次,不过,对“老赖”追款、执行依然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老赖”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少国家针对本国“老赖”也有自己独特的招数。

德国:“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

“德国人越来越讲信用!”根据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近日公布的“信用指南针”报告,去年,德国人按照合同偿还了97.9%的欠款,创造10年来的最高值。而在国际上,德国人也是公认的讲信用的民族。

在德语里,“债务”(Schulden)一词来源于“罪责”(Schuld),可见德国人对债务的痛恨。中文中的“老赖”则相当于德语的“Schuldner”。近来,中文直译“Lao Lai”频频被德媒引用。比如《世界报》就写道,“中国人怕丢面子,但这不适用于‘老赖’,他们在信用评级中失去了合作伙伴、熟人和社会的信任。”

为对付“老赖”,德国上世纪20年代就在柏林成立了信用保障机构SCHUFA。“我们是一个德国全民信用数据存储与公示的民间机构。”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SCHUFA主管约翰内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SCHUFA的数据库中存有德国6770万自然人以及600万法人的信用记录。

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住址、银行账户、租房记录、犯罪及个人不良记录等。机构获得信用信息的来源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保险公司以及个人。“SCHUFA给每位居民打分,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约翰内斯说。

如果居民的信用分数较低,被打上“老赖”的烙印,往往会“举步维艰”。克里斯蒂安是《环球时报》记者结识的一名德国人,他是柏林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创业期间在多家银行贷了款,平时消费大手大脚却不及时还款,他在SCHUFA的信用分数越来越低。“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不能贷款买房。其他企业查到我的分数后,也不愿与我合作。”克里斯蒂安对记者说,当地财政局曾找上门,把家里值钱的物品如钢琴、名表、皮沙发等拿走抵债。“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紧缩消费,把企业带上正轨,逐渐提高信用分数。”

德国在催账程序上非常规范。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规定的付款截止日过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有权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3次催账警告后仍未到账,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德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限制人的自由”。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他们认为,信用卡等消费方式难以控制个人欲望,现金更能让人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一些名人,如前网球巨星贝克尔等因欠债不还,也被德国媒体曝光。

难怪,在德国总是能看到各种讲信用的案例。记者在德国农村的公路上,经常看到路边销售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无人摊”。摊位旁有标明价格的牌子,但没有人看管。同样,德国人坐火车、搭地铁,买票完全靠自觉,在车上很少碰到工作人员查票。

不过,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SCHUFA也经受了不少批评,比如评分机制缺乏透明度、侵犯隐私等,甚至还有人告到法院。对此,德国联邦高级法院曾裁定,SCHUFA的具体评分算法属于企业机密,信用评分并不违法。

韩国:从被“抄家”的前总统说起

2018年12月20日,韩国87岁的前总统全斗焕因拖欠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9万元)税款被首尔税务部门“抄家”。经3个小时的搜查,税务稽查人员在全斗焕私宅中查获电视机、冰箱、屏风、书画等部分私人财产。今年3月,全斗焕在首尔的私宅(如图)被有关部门以51.37亿韩元的价格拍卖。

1997年,全斗焕因“谋划内乱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缴纳2205亿韩元罚金。1998年全斗焕因特赦获释,至今21年过去,他仅上缴1175亿韩元罚款,其余部分以“没钱”为由迟迟不补缴。但全斗焕并非真“穷”。2012年6月,全斗焕为给长孙女在韩国顶级酒店新罗酒店风光举办婚礼,3个小时花掉上亿韩元。紧接着他又花上亿元举办洋酒派对。

由于全斗焕藏匿财产手段高明,罚金一直难以征缴到位。据了解,前述9.8亿韩元税款是2014年公开拍卖全斗焕家属财产时产生的转让所得税,因长期拖欠,全斗焕被首尔市税务部门连续三年列入“老赖”黑名单。在被“抄家”前,韩国国税厅刚公布2018年高额欠税者名单,多达5021人和2136家机构上榜,包括全斗焕。

在韩国,惩治“老赖”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布名单“羞辱”,进行税务调查,强制执法扣押财产等。因此,“老赖”在韩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年年底或年初,韩国国税厅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年度“黑名单”。以去年底公布的名单为例,上榜者为欠税额在2亿韩元以上、拖欠时间一年以上的个人和法人。据悉,2018年韩国欠税总额共达52440亿韩元,个人最高额为250亿韩元,法人最高额为299亿韩元。截至目前,被列入高额欠税者名单的共有5.2万余人。

据了解,这项制度始自2006年,是为了惩治偷税漏税者及“老赖”的一种特别举措。鉴于“面子”文化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非常盛行,因此将这种丑事公之于众的做法会产生不小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尽快还清欠款。

定期对名人和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也是一种惯用手法。就在今年10月,韩国国税厅宣布对122名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税务调查,其中包括演艺圈名人与网红博主等。他们被指控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生活上穷奢极欲,却没有缴纳相应税款。其中有艺人在海外演出时收取现金报酬,回国不申报;有人通过父母名下账户收取粉丝见面会门票费用,隐瞒收入。2018年,韩国国税厅共调查了包括知名艺人、体育明星等在内的881人。

此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门”主角之一崔顺实,因涉嫌收受贿赂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曾在报道中称,在韩国当“老赖”不履行法院罚款,法院可将被告人强行带到劳役场。犯有行贿受贿罪的被告人涉案金额如超过50亿韩元,法院可以将其强行关押在劳役场1000天以上。

意大利:当黑手党来到家门口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近些年一直债台高筑,目前意大利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32%,严重程度仅次于希腊,是欧盟上限标准60%的两倍多。意大利多年的债务危机并非无章可循,这与意大利人民的工作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庞大的社会保障为政府和市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懒惰风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国家欠债,百姓也没少欠钱。虽然收入没有提高多少,消费的热情却并未降温,意大利民众在消费方面的贷款额大幅上涨。近年来,“先租后买”购车、买房贷款高达90%在意大利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买个笔记本电脑或洗衣机都要分期,“借钱”购物模式在意大利越来越普及。

意大利媒体的相关调查显示,意大利人申请的贷款经常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从而造成负债恶性循环。银行借不动,只能找亲人朋友、放贷公司,钱还不上怎么办?无须为意大利的债主们担心,在意大利,讨债办法多样。

2017年,意大利黑手党因追债制造了西乙B联赛一场12:0的假球,最终导致相关俱乐部的意大利籍投资人、意大利籍主帅以及踢假球的多名球员被捕。

在意大利,债务追讨正是现代黑手党营生创收的重要生意之一。当某一天,数位西装革履的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家门口,用带着西西里岛口音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的债务该还清了……你便知道,再不还钱问题会很严重。

除了黑手党,还有专业讨债公司和组织。在意大利经常会有一帮浑身狐臭的抠脚大汉坐在欠款人家门口骂闲街,或者有人花钱雇有特别体味的人去欠款人家讨债,让欠款人避之唯恐不及。意大利人的艺术细胞也不会被浪费——找人在欠款人家门上画漫画,找红灯区女郎告欠款人行为不检……试想,屡屡被一个好几年不曾洗澡的流浪汉堵在家门口要债,不还钱将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当然,债务人也非一味当软杮子,殊死反抗和以命相抵之事也屡见不鲜。2018年7月,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安德烈·拉罗萨因追债被欠款人丢入硫酸桶内,以致被活活腐蚀而死。

日本:一人“老赖”,“株连”亲友

日本是信用社会和集团社会,注重声誉和名望。如果一个人有做“老赖”的经历,那他的信用分数就会大受影响。日本社会有一套“潜规则”来惩罚信用差的人,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村八分”习俗:周围人和所属集体会与你断绝所有往来。   

这个习俗还认同“一人老赖,全家倒霉”,不仅“老赖”本人会被排斥和疏远,就连其家人、亲戚甚至小学同学都会受到牵连。原因是日本人认为“老赖”的钱很可能是家人帮忙转移或使用,亲戚朋友也难逃帮凶之嫌,所以完全认同这样的“株连”。

过去媒体上曾提及某家庭因欠债不还而酿成的悲剧——父亲身陷牢狱,其子女在学校遭到孤立、霸凌,老师不闻不问,孩子最终自杀。由于在日本借钱是非常秘密的事,这类事件见诸媒体者很少,但长期在日生活的人能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失信者的歧视。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所属的工作单位、小区、集团里立足,一旦失去信用被集团排斥,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日本不大,“老赖”换一个城市也会很快被周围人知悉身份。因此,日本人首先会尽量避免借债,其次借债后千方百计掩盖、偿还。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放贷机构,从这些地方借钱不需要抵押物,但利息很高,而且这些机构背后和暴力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如果“老赖”潜逃,日本除了有私人侦探事务所这种正式渠道,还有“便利屋”。

便利屋不能公开营业,但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债主雇用便利屋的人通常都能找到“老赖”。如果“老赖”真的身无分文,男的可能被卖到“黑工厂”,或者贩卖到欧美;女的可能被带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风俗店,直到还上钱才放出来。如果所涉欠款金额巨大,则可能发生更恶性的犯罪案件。

很多人还记得,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一支50人的抢险救援队坚守在核反应堆附近工作,被媒体赞为“福岛50勇士”。但有日本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黑社会是日本核电业的核心,‘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某种程度上,这些欠债者别无选择,只能去当“勇士”。

来源:环球时报

原标题:面对“老赖”现象,国外是如何治理的?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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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赖”现象,国外是如何治理的?

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环球时报 青木 齐业 刘晨 李珍

“网络红人”罗永浩近日因上了“老赖”名单、被限制消费而引发新一轮热议,“欠款1.5亿元,王思聪成‘老赖’”的消息更是一度甚嚣尘上。对于“老赖”一词,很多人都不陌生。6年前,中国推出“老赖”黑名单,以惩治欠款不还的失信者,至今累计上榜者已超过千万人次,不过,对“老赖”追款、执行依然是个难题。在全世界,“老赖”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不少国家针对本国“老赖”也有自己独特的招数。

德国:“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

“德国人越来越讲信用!”根据德国信用保障机构SCHUFA近日公布的“信用指南针”报告,去年,德国人按照合同偿还了97.9%的欠款,创造10年来的最高值。而在国际上,德国人也是公认的讲信用的民族。

在德语里,“债务”(Schulden)一词来源于“罪责”(Schuld),可见德国人对债务的痛恨。中文中的“老赖”则相当于德语的“Schuldner”。近来,中文直译“Lao Lai”频频被德媒引用。比如《世界报》就写道,“中国人怕丢面子,但这不适用于‘老赖’,他们在信用评级中失去了合作伙伴、熟人和社会的信任。”

为对付“老赖”,德国上世纪20年代就在柏林成立了信用保障机构SCHUFA。“我们是一个德国全民信用数据存储与公示的民间机构。”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SCHUFA主管约翰内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目前SCHUFA的数据库中存有德国6770万自然人以及600万法人的信用记录。

这些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住址、银行账户、租房记录、犯罪及个人不良记录等。机构获得信用信息的来源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保险公司以及个人。“SCHUFA给每位居民打分,采用0-100的评分制度,分数越高,信誉度越高。”约翰内斯说。

如果居民的信用分数较低,被打上“老赖”的烙印,往往会“举步维艰”。克里斯蒂安是《环球时报》记者结识的一名德国人,他是柏林一家网络销售公司的创始人。由于创业期间在多家银行贷了款,平时消费大手大脚却不及时还款,他在SCHUFA的信用分数越来越低。“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不能贷款买房。其他企业查到我的分数后,也不愿与我合作。”克里斯蒂安对记者说,当地财政局曾找上门,把家里值钱的物品如钢琴、名表、皮沙发等拿走抵债。“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紧缩消费,把企业带上正轨,逐渐提高信用分数。”

德国在催账程序上非常规范。客户在收到账单30天后或在规定的付款截止日过后30天仍未付款,债权人有权加收超过银行贷款利率5%的滞纳金。3次催账警告后仍未到账,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德国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欠债就像戴上了脚镣,限制人的自由”。由于害怕欠债,德国人平时都爱使用现金。他们认为,信用卡等消费方式难以控制个人欲望,现金更能让人清楚自己的消费能力。一些名人,如前网球巨星贝克尔等因欠债不还,也被德国媒体曝光。

难怪,在德国总是能看到各种讲信用的案例。记者在德国农村的公路上,经常看到路边销售各种蔬菜和水果的“无人摊”。摊位旁有标明价格的牌子,但没有人看管。同样,德国人坐火车、搭地铁,买票完全靠自觉,在车上很少碰到工作人员查票。

不过,和许多国家一样,德国的SCHUFA也经受了不少批评,比如评分机制缺乏透明度、侵犯隐私等,甚至还有人告到法院。对此,德国联邦高级法院曾裁定,SCHUFA的具体评分算法属于企业机密,信用评分并不违法。

韩国:从被“抄家”的前总统说起

2018年12月20日,韩国87岁的前总统全斗焕因拖欠9.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9万元)税款被首尔税务部门“抄家”。经3个小时的搜查,税务稽查人员在全斗焕私宅中查获电视机、冰箱、屏风、书画等部分私人财产。今年3月,全斗焕在首尔的私宅(如图)被有关部门以51.37亿韩元的价格拍卖。

1997年,全斗焕因“谋划内乱罪”“受贿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缴纳2205亿韩元罚金。1998年全斗焕因特赦获释,至今21年过去,他仅上缴1175亿韩元罚款,其余部分以“没钱”为由迟迟不补缴。但全斗焕并非真“穷”。2012年6月,全斗焕为给长孙女在韩国顶级酒店新罗酒店风光举办婚礼,3个小时花掉上亿韩元。紧接着他又花上亿元举办洋酒派对。

由于全斗焕藏匿财产手段高明,罚金一直难以征缴到位。据了解,前述9.8亿韩元税款是2014年公开拍卖全斗焕家属财产时产生的转让所得税,因长期拖欠,全斗焕被首尔市税务部门连续三年列入“老赖”黑名单。在被“抄家”前,韩国国税厅刚公布2018年高额欠税者名单,多达5021人和2136家机构上榜,包括全斗焕。

在韩国,惩治“老赖”主要有三种方式:公布名单“羞辱”,进行税务调查,强制执法扣押财产等。因此,“老赖”在韩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每年年底或年初,韩国国税厅都会在官网上公布年度“黑名单”。以去年底公布的名单为例,上榜者为欠税额在2亿韩元以上、拖欠时间一年以上的个人和法人。据悉,2018年韩国欠税总额共达52440亿韩元,个人最高额为250亿韩元,法人最高额为299亿韩元。截至目前,被列入高额欠税者名单的共有5.2万余人。

据了解,这项制度始自2006年,是为了惩治偷税漏税者及“老赖”的一种特别举措。鉴于“面子”文化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非常盛行,因此将这种丑事公之于众的做法会产生不小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尽快还清欠款。

定期对名人和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也是一种惯用手法。就在今年10月,韩国国税厅宣布对122名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税务调查,其中包括演艺圈名人与网红博主等。他们被指控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生活上穷奢极欲,却没有缴纳相应税款。其中有艺人在海外演出时收取现金报酬,回国不申报;有人通过父母名下账户收取粉丝见面会门票费用,隐瞒收入。2018年,韩国国税厅共调查了包括知名艺人、体育明星等在内的881人。

此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干政门”主角之一崔顺实,因涉嫌收受贿赂在二审判决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亿韩元。韩国《中央日报》曾在报道中称,在韩国当“老赖”不履行法院罚款,法院可将被告人强行带到劳役场。犯有行贿受贿罪的被告人涉案金额如超过50亿韩元,法院可以将其强行关押在劳役场1000天以上。

意大利:当黑手党来到家门口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近些年一直债台高筑,目前意大利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32%,严重程度仅次于希腊,是欧盟上限标准60%的两倍多。意大利多年的债务危机并非无章可循,这与意大利人民的工作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庞大的社会保障为政府和市场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人的懒惰风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国家欠债,百姓也没少欠钱。虽然收入没有提高多少,消费的热情却并未降温,意大利民众在消费方面的贷款额大幅上涨。近年来,“先租后买”购车、买房贷款高达90%在意大利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买个笔记本电脑或洗衣机都要分期,“借钱”购物模式在意大利越来越普及。

意大利媒体的相关调查显示,意大利人申请的贷款经常用于偿还自己的其他债务,从而造成负债恶性循环。银行借不动,只能找亲人朋友、放贷公司,钱还不上怎么办?无须为意大利的债主们担心,在意大利,讨债办法多样。

2017年,意大利黑手党因追债制造了西乙B联赛一场12:0的假球,最终导致相关俱乐部的意大利籍投资人、意大利籍主帅以及踢假球的多名球员被捕。

在意大利,债务追讨正是现代黑手党营生创收的重要生意之一。当某一天,数位西装革履的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家门口,用带着西西里岛口音的声音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的债务该还清了……你便知道,再不还钱问题会很严重。

除了黑手党,还有专业讨债公司和组织。在意大利经常会有一帮浑身狐臭的抠脚大汉坐在欠款人家门口骂闲街,或者有人花钱雇有特别体味的人去欠款人家讨债,让欠款人避之唯恐不及。意大利人的艺术细胞也不会被浪费——找人在欠款人家门上画漫画,找红灯区女郎告欠款人行为不检……试想,屡屡被一个好几年不曾洗澡的流浪汉堵在家门口要债,不还钱将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当然,债务人也非一味当软杮子,殊死反抗和以命相抵之事也屡见不鲜。2018年7月,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安德烈·拉罗萨因追债被欠款人丢入硫酸桶内,以致被活活腐蚀而死。

日本:一人“老赖”,“株连”亲友

日本是信用社会和集团社会,注重声誉和名望。如果一个人有做“老赖”的经历,那他的信用分数就会大受影响。日本社会有一套“潜规则”来惩罚信用差的人,那就是延续至今的“村八分”习俗:周围人和所属集体会与你断绝所有往来。   

这个习俗还认同“一人老赖,全家倒霉”,不仅“老赖”本人会被排斥和疏远,就连其家人、亲戚甚至小学同学都会受到牵连。原因是日本人认为“老赖”的钱很可能是家人帮忙转移或使用,亲戚朋友也难逃帮凶之嫌,所以完全认同这样的“株连”。

过去媒体上曾提及某家庭因欠债不还而酿成的悲剧——父亲身陷牢狱,其子女在学校遭到孤立、霸凌,老师不闻不问,孩子最终自杀。由于在日本借钱是非常秘密的事,这类事件见诸媒体者很少,但长期在日生活的人能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失信者的歧视。

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社会上立足就是在所属的工作单位、小区、集团里立足,一旦失去信用被集团排斥,基本上等于“自绝于人民”。日本不大,“老赖”换一个城市也会很快被周围人知悉身份。因此,日本人首先会尽量避免借债,其次借债后千方百计掩盖、偿还。

不过,日本民间也有放贷机构,从这些地方借钱不需要抵押物,但利息很高,而且这些机构背后和暴力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如果“老赖”潜逃,日本除了有私人侦探事务所这种正式渠道,还有“便利屋”。

便利屋不能公开营业,但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债主雇用便利屋的人通常都能找到“老赖”。如果“老赖”真的身无分文,男的可能被卖到“黑工厂”,或者贩卖到欧美;女的可能被带到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风俗店,直到还上钱才放出来。如果所涉欠款金额巨大,则可能发生更恶性的犯罪案件。

很多人还记得,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一支50人的抢险救援队坚守在核反应堆附近工作,被媒体赞为“福岛50勇士”。但有日本记者卧底调查后发现,“黑社会是日本核电业的核心,‘福岛50勇士’中有不少是因欠巨额高利贷而被黑帮派来的欠债者”。某种程度上,这些欠债者别无选择,只能去当“勇士”。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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