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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明白鼠疫,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以身犯险

苏尼特左旗医院的医生没有在收治病人之后做出鼠疫感染的初步判断,只能说是极端个案,是过于长时间的平安无事导致的疏忽。在中国现有鼠疫防疫和传染病防控体系下,即使有这样的极低概率概率发生,也绝无进一步传染的可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观察者网刘戈

我熟悉鼠疫的味道。

几天前,当听说北京朝阳医院确诊两位鼠疫患者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想到他们极有可能来自内蒙古。那种久违的味道很快的就充斥了我的鼻腔。

那是一种混合着福尔马林、动物粪便、陈腐的尸体、羊膻和少许肉香的味道,湿润、温暖,令人作呕。

过去的几十年里,有那么几次,仿佛附近有一个阀门被一下打开,我突然就闻到了这种味道。比如,一次是看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当侵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恐怖分子,不小心在实验室感染了鼠疫菌,逃上列车的时候,这种味道就在电影院弥漫开来。

比如,一次是看加缪的小说《鼠疫》,当读到这里:“4月16日上午,当贝尔纳 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在楼梯平台中间绊倒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开,也没有在意,就下楼去了”的时候,图书馆里,不知从哪个方向就飘出了这种味道。

比如,当我在维也纳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游览的时候,当看到铭牌上的介绍,这里埋葬着17世纪死于鼠疫的数千个维也纳市民的尸骨的时候,这种久别的味道又突然而至。

这种和鼠疫关联起来的味道来自于1979年夏天的某一个傍晚。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距离中蒙边境不远的草原深处,有一排低矮的干打垒房子。房子的前面有一块排球场,晚饭后,不少说着汉语普通话的青年男女会在落日的余晖中打排球,欢声笑语在空旷的草原上可以传到很远。

排球场、普通话和旁边停着的一台大卡车,让这里和周围的牧业大队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这里是内蒙古鼠疫防治研究所的实验基地,父亲刘纪有是这个基地的负责人。那一年夏天,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暑假。

70年代父亲和同事在草原上(第二排右三) |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当我从排球场边跑到干打垒最东边的厨房去搞口水喝的时候,一打开门,差点被熏了一个跟头。我闻到的就是前面描述的那种十分丰富又饱满的味道。

当眼睛适应了屋里昏暗的光线以后,我看见了这种味道的来源——一口直径一米的铸铁大锅里炖着上百只老鼠,有的老鼠的皮肉已经脱落,露出白森森的头盖骨和长长的牙齿。灶旁边,父亲和他的几个同事们在谈笑,他们穿着白大褂,似乎根本闻不到屋子里那么难闻的味道,就像是学校食堂里的一帮大师傅。其中的一位一边拿夹子不断翻弄着已经熟透的老鼠,让它们的尸骨更快的和皮肉剥离,一边幸灾乐祸的告诉我,锅里煮的老鼠会制作成标本,作为档案编号入库。

每天,当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大卡车会拉着一车人离开基地,驶向更深的草原深处。远远的看过去,这是一群装扮十分诡异的人,他们人手一把铁锹,腰上别着或者手里提着一排老鼠夹。一点没遮拦的骄阳下,每个人穿着翻毛皮鞋,长及膝盖的高腰白布袜,带着白帽子、白手套、白口罩,挖洞,下鼠夹,然后匍匐到稍远的地方观察,神情很像钓鱼。每当打到一只老鼠就会传来一阵欢呼。

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的时间,父亲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终年在草原上挖洞、下鼠夹、在老鼠身上找跳蚤,在显微镜下识别跳蚤,在简陋的化验室分离鼠疫杆菌。有好几个春节,他都是在草原上过的。

差不多在同一阶段,除内蒙古之外,在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地的数千鼠疫防治工作者在十块鼠疫疫源地进行着同样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被集合成“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在第一次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中,这个凝聚着全国众多研究者心血的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作者供图

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中国鼠疫疫源地的老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的种群与分布、跳蚤的种类和生活习性、老鼠之间鼠疫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动物和人之间鼠疫传播的方式和方式,人被带菌跳蚤叮咬后染病的概率和潜伏、发病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掌握了鼠疫在中国传播方式和路径。

中国全境鼠疫传播的规律被掌握之后,各地防疫工作者获得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标准流程,使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形成的整套鼠疫防治系统的工作有了科学依据。一旦疫源地出现鼠间鼠疫,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被防疫人员所掌握,当地农牧民就会被告知提高警惕,一场防疫大战就在当地静悄悄的打响。大部分情况下,鼠间鼠疫很难传染到人。

从90年代之后,中国全境每年感染鼠疫和死于鼠疫的人数都保持在个位数,有些年份甚至出现全国零感染零死亡的奇迹。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大低于差不多同样面积、同样纬度的美国。比起每年因感冒而直接死亡的人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根本不用惧怕鼠疫的根本原因。

两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苏尼特左旗的居民把鼠疫重新拉回到公众视野,也让我有机会动笔写一篇文章来追忆父辈们在控制和消灭鼠疫这时所做出的贡献。下一次鼠疫在中国再次成为新闻不知道要等多少年之后了。

苏尼特左旗医院的医生没有在收治病人之后做出鼠疫感染的初步判断,只能说是极端个案,是过于长时间的平安无事导致的疏忽。在中国现有鼠疫防疫和传染病防控体系下,即使有这样的极低概率概率发生,也绝无进一步传染的可能。

在内蒙古,鼠疫防治的体系从自治区成立那天起开始建立。

上世纪初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那次著名的鼠疫大流行,因为造成了国际影响,所以有充分的记载和研究。中国鼠疫研究的奠基者伍连徳因为在这次灾害中的杰出贡献而被人们所铭记。小时候,在父亲的办公室我曾经见过他撰写的《鼠疫概论》。

但在此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鼠疫流行其实一直持续不断,只不过因为没有传播到大城市,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据记载,从1901年到1949年的49年内蒙古曾经发生过41次鼠疫流行,发病2000人以上的就有8次,死亡达81143人。1947年初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就有一次人间鼠疫开始的大流行,5月通辽县爆发人间鼠疫,波及内蒙古东部14个旗县,30306人感染,死亡20089人,仅通辽一县就死亡12771人,全家死绝的就有316户。同年7月,刚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再次爆发人间鼠疫。面对严峻形势,中共内蒙工作委员会决定在自治区政府领导下成立由党政领导亲自参加的防疫委员会。为争取尽快扑灭鼠疫,9月16日自治区颁发政府第一号令,在王爷庙设立防疫本部,并从机关部队学校抽调大批人员组成防疫大军。

1948年1月1日,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在元旦献词中,把防疫工作和打仗、生产并列为内蒙古的三大中心任务,制定了“早发现,早就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方针。所有疫区的人员外出时必须有十日内本人和家属无患病的旅行证明方准予通行,以防止鼠疫的蔓延。

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技术力量非常薄弱。1947年政府拨出防疫专项经费530多万元,疫区常年坚持工作的人员达到3300多人,经过三年坚持不懈的防治工作成功的控制了疫情的流行,发病死亡人数逐年大幅下降,1948年下降到1947年的10%,到1949年发病率进一步降到1.3%,病死人数占发病人数的1.2%。

从50年代开始,自治区的防疫工作转向日常化,一整套鼠疫防治的体系被迅速建立起来。自治区有卫生厅直属的防疫大队。各盟和旗、县级的防疫站都配备了专门针对鼠疫的防疫人员。此后,作为鼠疫疫源区最多、最大的内蒙古,再没有爆发过大的人间鼠疫流行。50年代中期每年的染病和死亡人数就下降到个位数。到80年代之后,几年才会发生一例。

50年代的内蒙古防疫人员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1978年,父亲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全国科学大会,他是全国上千位代表中唯一的鼠疫防治研究工作者。从中可以看得出内蒙古对鼠疫防治工作的重视。

从童年起一直到上大学,我就生活在鼠疫防治研究所的大院里。最早单位在市中心的一座苏式四层楼房里,后来被迁到近郊的一座二层小楼。单位的名字被改为内蒙古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鼠疫,这两个极容易引起人们不适反应的词被拿掉了,但在那座小楼里的人们,大都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鼠疫防治工作。

由于对鼠疫的忌讳和保密需要,他们的工作很少见诸于媒体和公众,业务交流也完全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老鼠、跳蚤、鼠疫菌贯穿了事业的始终。随着鼠疫被基本驯服,他们的工作以后就更没人知晓了。如果不是这次意外,我大概也不会抽时间来写这段历史。

60年代父亲刘纪有在野外工作(右)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他们当中有伪满时期的专家,有50、60年代从北京等大城市分来的名牌大学生,有下乡抽调回城的知识青年,有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大学生。我熟悉他们的中的很多人,也从父亲的日常谈话中对他们的工作有些了解。

从1956年毕业一直到2007年去世,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父亲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鼠疫。在和癌症抗争两年多之后,他用最后的半年时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一本几万字的回忆录。真正让我对父亲这一代人鼠疫防治工作有全面了解,缘于帮助整理和印刷父亲的这本回忆录。

书中记录了这样两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一次是对大批活体老鼠进行强毒鼠疫菌注射,试验要求必须一次完成,如果在过程中稍有不慎,刺破手指就有感染鼠疫的风险。父亲选了两位技术过硬胆大心细的女同事岳明鲜和梁必军作为注射者,自己和另外一位年轻同事做助手,在条件简陋而有闷热的实验室,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挥汗如雨,一口气干了好几个小时,完成了全部工作。父亲写到“我被两位女同事深深的感动,深知她们是用毅力坚持下来,多年来,我经常和别人讲起她们的献身精神”。

在疫源地研究的最后阶段,父亲认为必须对疫源地野外环境下跳蚤对人体的叮咬能力和吸血能力进行实验,这是最终得到疫源地鼠疫传播规律的最后一公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人体试验。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为危险的设想,试验只能在研究人员自己身上做,几位同事勇敢的站了出来,表示可以和父亲一起接受跳蚤叮咬试验。

父亲心里清楚,这种试验绝不可能通过正规途径得到官方正式的书面许可,没有人会愿意承担其中的风险。但又必须告知组织,父亲找到相熟的主管领导,明确责任由实验者自负,绝不会牵连任何领导。领导表示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团队表达了信任的态度,没有反对。

父亲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做里非常周密的计划,万一出现被带菌跳蚤叮咬后感染的病例,都已经准备好了要采取的治疗措施,不会出现严重后果,这一点他们心中有数。这次人体试验,发现了不少创新性的数据素材,填补了既往的许多空白,解开了十几年的谜团,对疫源地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为了确立新的防控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书写这段文字时,想起了10多年前一起试验的同事们,我是最长者,有不少年轻人,还有女同事,他们都为科学而自愿承担风险,裸露皮肤,让跳蚤自由的叮咬自己而毫无怨言。我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而他们只是在奉献。其中特别难忘的是锡盟鼠疫防治站的张耀兴,郭鹏飞二位领导,张俊兰,陈连芳等几位同事,我曾想再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一定要以某种形式向他们致谢,也不知上苍是否能给我这样的机会,由命运决定吧,若干年后如果有人熟悉我和锡盟站的同事并看到这段文字时,请转达我对他们的敬意,怀念。”

做跳蚤人体叮咬试验,试管里是跳蚤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父亲没有再见到他们,不久后就与世长辞。

希望这篇文章能被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看到,了了他最后的心愿。

消灭和控制烈性传染病是新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那些为这项伟大事业奉献一生的人们应当被记忆。

80年代父亲在鼠防会议上发言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诺贝尓文学奖获奖者加缪的《鼠疫》是一部完全以鼠疫为背景的小说,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一座小城遭遇鼠疫并最终战胜鼠疫的全过程展开。小城里出现了大量死老鼠,已经接连有人患病死去,死者的病情完全符合鼠疫症状和接触史。主人公里厄医生据理力争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会上里厄被省长要求确认这到底是不是鼠疫。里厄回答说:“您这个问题提的不恰当,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措辞而是如何争取时间的问题”。会前省长说过,开会可以,但千万不要声张,以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会议的第三天,里厄医生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明显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采取的措施也不严厉,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

作为学术权威和卫生部鼠疫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后来内蒙古多次出现人间鼠疫病例时,父亲都会被第一时间叫到现场,都要回答同里厄医生被问到的同样问题:你能确认这的确是鼠疫吗?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鼠疫菌培养需要时间,而恰恰这几天,正是最关键的时间。如果一定要等实验室结果百分之百的确认出来才采取措施,很可能贻误战机,酿成大祸。而在试验结果出来之前,根据对病人的诊断、接触史和疫源地基础资料尽早做出判断就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做出误判,给地方政府工作带来麻烦不说,还会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学术声誉。

万幸的是父亲遇到的好几次疫情,需要他下决心的时候,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政府随即采取了与疫情相匹配的正确措施。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反复强调,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与专业人员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信任,以及决策者的担当是每一次正确处置疫情的前提。如果专家和政府决策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都要等最终的实验结果出来,肯定会酿成灾祸。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政府领导的担当比专家的判断更重要。

加缪的《鼠疫》一书是这样结尾的:“里厄倾听这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嚣,但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鼠疫杆菌不会永远灭绝。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被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给人类带去灾难和教训。”

来源:观察者网

原标题:刘戈: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根本不用惧怕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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