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孚园

多年前，城市“创意阶层”的代言人，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2000年《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了“创意阶层”的概念，他认为那些意欲脱颖而出的城市应该努力吸引这个阶层的人前来定居,城市的投资、规划与建设也应该尽力去适应这个阶层的生活和审美方式。这些“创意阶层”可令城市更美好，解决很多城市的“顽疾”，为城市带来更多创造力。这个概念被提出后引发了长久的争议，除了认为“创意阶层”的定义过于宽泛之外，作者将“同性恋人口的比例”引入到创意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内，更被认为是他支持同性恋的政治立场。虽然如此，“创意阶层”还是收获了《哈佛商业评论》“最具突破性的思维方式”的高度评价，弗罗里达本人也入选全球城市规划权威网站Planetizen的“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城市思想家”。

时隔20年后，佛罗里达的新书《新城市危机》似乎反思了多年前的一些有关“创意阶层”令城市“自动”变好的论断。今天佛罗里达在《新城市危机》中所描述的美国城市发展的“危机”就像一面镜子，很多现象我们并不陌生。

这本《新城市危机》是弗罗里达对自己立名之作的反诉么？

并不算是。

事实上，创意阶层对城市的提振和复兴并未失败，反而是太过成功了。弗里德曼将美国劳动人口分为三类：创意阶层、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他通过比较美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发现2012年在扣除住房支出后的，剩余工资最高和最低的五个城市中，都只有创意阶层的剩余所得是和住房支出正相关，而服务阶层和蓝领劳工阶层都是负相关。

简单点说，2000年后随着自由主义的进一步盛行，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信息科技企业直接面向全球营收，这一方面让身处其中的美国创意阶层收获颇丰，另一方面他们普遍集聚在大城市又急速推高了当地住房成本，让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收入在支付完住房成本之后已所剩无几。

这种“重返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浪潮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当前美国大学生和年轻未育的夫妇（40岁以下）中，70%都在城市定居。当这些创意阶层重新“占领”内城（意指城市中心区），“士绅化”（意指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阶级重新由郊区返回内城）必然随着伴生。但佛罗里达认为这并不足以形成问题，其负面效应是被媒体夸大了。事实上，从直观统计数据看，在士绅化社区任何一个非士绅化家庭被取代的可能性只有1.3%，并且被士绅化取代之后的居民也往往能在附近找到合适的居所。相较之下，内城里那些贫困的、未被士绅化的区域，收入在持续下降，反而加剧了其贫困程度。

不过，综合已经明确出现的阶层隔离现象来看，弗里德曼可能低估了士绅化的长远影响，即士绅化普遍抬高了周边的生活成本，让附近的低收入阶层越来越难以负担，从而只能逐渐搬离社区。而能够填补进来的人往往又是收入和支付水平与士绅化相当的同类阶层，最终体现在外就是由于收入差距引发的居住隔离。

大城市的内城复兴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相较之下，美国以往典型的郊区生活也普遍陷入了衰落。传统上那些为郊区住户配套的工厂和购物中心等城市设施衰落之后，居民也跟着陷入贫困，再加上那些难以在大城市立足的贫困住户也“流落”到了郊区，使得郊区反而成了美国新的“内城贫民窟”——从2000年到2012年，郊区贫民集中的社区（贫民占当地总人口比例不低于40%）居民人口上升了139%，增速为城市的三倍。同时，郊区的平均房屋价格多年来也一直高于市中心，但至2015年底，市中心房价平均值首次超过郊区2%，当然这并未考虑市中心的房屋面积普遍比郊区要小等参数。与之对应的是，2001年~2010年全美郊区谋杀案上升了16.9%，而城市则下降了16.7%。

当然，美国仍有不少郊区是非常富裕的——作者统计全美最富裕的10大社区中有9个都位于郊区——但这些郊区基本都属于大城市的“精英郊区飞地”，它们基本不会受到任何社会变化的影响（这与我们上一篇有关收缩城市的结论相似）。弗罗里达甚至用一段个人经历“惊奇”地表明：住在大城市高档公寓和郊区富人区的家庭，其生活方式是十分相似的。他们在相似的地方购物、在相似的餐厅吃饭、穿相似的衣服、享受相似的公共设施、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上的学校都极为相似。这类人的生活方式并未因在城市或郊区而改变，而是由社会经济阶层和社区主要阶层决定的。

简单来说，那些占据了良好位置、能够顺应全球化新时代产业需求的郊区显然仍是一枝独秀的，比如基金小镇格林威治（金融保险），比如洛杉矶大湾区的多个郊区（信息科技）——但毫无疑问这样的郊区数量已经不多了，它们难以掩盖整体上的衰落：虽然郊区在新增工作机会上仍旧多过城市，但领先的趋势正逐渐式微，并且增加的岗位也往往停留在低薪的服务阶层，高薪的科技技术岗位并未从城市外溢出来。

郊区何以衰落至此？

弗里德曼深刻反思，认为郊区的建立本身就是走了捷径！因为郊区成立之初其所代表的“美国梦”就是一整个廉价经济的产物：铺一条新路、建一座房子、接一根管道过去就好，这比在城市地区修建地铁、隧道和高楼要容易得多。以往郊区经济伴生的大量的洗衣机、烘干机、电视机、沙发、地毯和汽车等只是一种复制性的规模经济，缺乏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在全球化时代，原先围绕郊区人口大量刚性需求成立的消费品企业逐渐败给了质优价廉的进口产品，但同时工作不保的郊区居民还要为低廉的初始居住成本承担后期高昂的生活运营成本：通勤、汽油、保暖、交通堵塞和污染......郊区的生存成本太高了，这自然降低了居民的竞争力。

美国城市和郊区这些年的发展态势，就是一场中产阶级逐渐消弭的历史。而讽刺的是，2000年~2014年的各项经济数据却表明，当初越是中产阶级群体更大的地方（郊区居多），经济滑坡反而越严重，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方（城市更多），中产阶级的比例反而更小。但同时让人又无奈的是，如果人们想要摆脱出生和成长的贫困社区，最好的机会仍是去到那些大城市，虽然那里的经济隔离程度已然最高，但向上的流动性仍然比贫困社区要多得多：你是愿意接受一个各方面更不公平但个人却有一定机会的地方，还是接受一个相对公平却基本不存在什么机会的地方？毫无疑问，美国年轻人多数选择了前者。

但即便是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经济隔离的现实面前也已深刻感觉到生活的困苦：更多财富能让人们更好地选择居住地——更多有钱人共同占据地段更好的社区——低收入人群逐渐被排挤出去加深经济隔离——排他效应被深化，即便你的才华能让你拥有匹配的工作岗位，但高昂的房价仍会让你难以在此定居，最终导致你还是只能离开（甚至连谷歌都开始屈服于现实，自己出资兴建住宅以留下员工）。

长此以往，流动性下降和阶层固化也就是预料之中的结局了。弗罗里达引用了帕德里克·夏基在《滞于其所》（Stuck in Place）里的文字来描述这种可怕场景：“社区不公平与几代人相关，它像基因背景和财富的代际传递一样，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最后总结而言：富人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而穷人住在“自己能住”的地方。美国的城市地理经过创意阶层多年的择优定居之后，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甜甜圈”结构，开始呈现出不同的“拼布”状态。对此，作者总结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城市模式是在纽约、伦敦、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这样历史悠久、公共交通相对发达的地区，创意阶层“复兴”了市中心，占据了各核心城区与交通要道以节省通勤时间。他们充分享受市中心集聚的各类公共机构提供的丰富文化商业生活，而且大量购置豪华公寓，同时对政府机构施加影响力限制开发来保持稀缺性（高档公寓甚至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和财富增值的产品，并不只是简单居住），过程中原先集聚在市中心的服务阶层被挤走了，外围一些的工人阶层可能被挤到了更偏远的郊区。

第二种模式是“阳光地带”（sunbelt）（简单理解即美国南部与西南部地区，二战前后从五大湖传统工业城市带大量企业搬迁至此），这些城市较为年轻，土地法规比较宽松，没有根深蒂固的市中心概念。这些依靠汽车社交建立的城市没有形成高密度的居住区，自然也缺乏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因此创意阶层仍旧留在郊区，社区也往往直接围绕原先的高端住宅区来开发。最终城市里不同阶层的分布是错落点缀式的，显得比较“凌乱”。

再一个就是城市面积较小、创意阶层的集聚比较彻底（比如温哥华接受大量的国际房屋买家）、或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整体搬迁（奥斯汀的市政复兴和大面积市镇房屋供给集中）等，让城市形成比较明显的阶层分界面——但总体来说，这似乎是前两种模式的折中表现：以往城区范围没那么大但历史相对悠久的城市，在市中心复兴的过程中，容易和郊区传统的富人区连成一片（或者说新增的创意阶层逐渐打通了两者之间的区隔），而把服务阶层和工人阶层整体挤到了其他地区。

最后是地理特别优越的地区，如洛杉矶和迈阿密，依托壮美的海岸线，创意阶层一般直接沿此分布，或者以大学和研究机构建设而来的城市等，创意阶层的定居点往往直接就在边上以享受便利的科研资源。

总结四种城市居住的分布模式，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很一致：生活上的环境优美和工作上的便捷快速。这两个驱动力在不同城市的表现似乎不一样，但其实无非是创意阶层的“择优抉择”罢了：尽量占据交通汇集点、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优美的风景。

那么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弗罗里达认为答案是集聚、集聚、再集聚，因为这样能“促进融合与互动”。但他并不认为在市中心放松建筑管制有什么用，毕竟在大城市中心多建几栋高楼并不会增加多少“融合”的机会。相反作者认为城市的规划和改建应该借鉴纽约、伦敦和洛杉矶这些创新城市的建筑特点：大量多功能的中低层建筑、工厂、仓库、公寓...偶有高楼，以大量的自行车和步行道连接（这显然也是参照了布鲁斯金学会关于“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s）”的观点，我们曾在“中西部城市要逆袭东部城市，出路在哪里？”文章里对此进行过详细介绍）。具体该怎么施行，弗罗里达给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改征土地价值税，这一方面能减少政府投资对周边土地溢价的流出，从而反馈给社区，同时又能软和“邻避效应”（指居民因担心公共设施建设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面影响，从而激发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采取强烈情绪化的反对和抗争行为），减少土地闲置，增加土地开发。

二是提升基础设施投资。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尤其是人口过500万的大城市）要充分修建地铁和开拓公交线路，密度低的地方则要铺路架桥——高铁更是连接城市带的好工具，它不仅能缩短交通时间，降低廉价住宅区弱势群体的交通成本，关键是可以有效提高地区的“功能性劳动力市场规模”——地区流动性通畅之后，自然能明显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三是修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夫妇更多选择在城市定居，但大城市仅有1/3的人口能负担住房成本，指望市场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将联邦政府的住房补贴（房贷税收减免和其他累计年均补贴高达6000亿元）转向租赁公寓，就可以有效防止城市边界的进一步扩散。

四是取消各种繁复的税收政策，直接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尤其是服务阶层，直接将最低工资水平提升至本地收入中位数的50%。事实证明，这不仅不会带来规模性失业，反而会提升社会总需求，同时普遍采用负收入所得税，来进一步提升底层劳动人民的收入。

最后是提高联邦政府对普通学校的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资），而不仅仅是依赖地方房产税，这样可以为广大学生提供更公平的起跑线。

结语

《新城市危机》的副标题被译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关于这点美国专家学者已有大量著述，但原副标题“How our cities are increasing inequality, deepening segregation, and failing the middle clas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里的“隔离深化”被省略掉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弗罗里达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城市之间的竞争将由它们能吸引多少“创意阶层”来决定。纽约和伦敦这些精英城市的发展证明，他“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似乎并不全然如此——与之伴生的阶层隔离不仅在数据上早已体现，而且已经明白无误地呈现在城市地理版图上了：即便他定义的“创意阶层”已经占到了全部劳动力人口的40%，但如果他们不能和剩余60%的中低收入阶层分享繁荣，那么城市整体发展的根基和果实也会被动摇。

毫无疑问，这个思想我们应该并不陌生，但其具体建议显然是值得着重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