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猪的土地》

作者：（英）约翰·伯格

译者：周成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2017年去世之前，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约翰·博格长时期定居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小村庄。

法国，再加上英国、德国，通常会被认为是欧洲的中心，也长期居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位置。相对来说，东欧、南欧很多国家，则处于更为边缘化的地位。但必须看到的是，即便是法英德三国，少数都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心，诸如阿尔卑斯山区这样的地带，仍然高度边缘。

边缘地带，既是地理区位、自然条件所决定的，也是经济、文化地位的表现，象征着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入程度很低。所以，在这些边缘地带，通常呈现出手工业、农业、生活场景等形态上的停滞感，好像时间在这里就严重停滞，让那些从一线都市归来的人们恍如隔世，以为穿越回到了几十年前。

尽管如此，无论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还是拉美、亚洲、非洲的很多边缘地区，仍然很难真正意义上摆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洗礼。卷入全球化，摆脱苦闷、乏味和短缺，物质的供应更加充足，同一性的文化内容更可谓泛滥，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显现出比小农社会、封闭性的工业社会的优越性，却仍然无可避免的造成沉默、困顿，以及难以摆脱的被动性。

我们看到的这本《猪的土地》，写的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的生活。奶牛，猪，山羊等动物，跟这里的农民一起共同生活。

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山区尤其是冬季积雪深厚的山区带给农民和动物们的常常是未知的死亡威胁。女性独立、勤劳、泼辣但又任劳任怨，而男性除了酗酒、多疑以外，也相当忠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们、她们和它们，都在守候、迎候着命运，而又总是试图通过发出自己的努力来挑战命运。

这其中的张力背驰，让其中许多人不堪重负，所以才会出现书中所述的一个农民被堆满了干草的雪橇砸死的情状：“大家说他本可以把雪橇从胸膛上推开的。也许那个十一月的下午，冬天来临前，他太累或太伤心，已经鼓不起勇气了。要么，雪橇把他撞晕了。”但那些生活在一线城市、过着更为优越生活的人们的状态，又何尝不是如此的被动而难以自主呢？

拖拉机等机器设备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农业生产，毫无疑问，这可以帮助农民减轻负荷，但归根结底，这将导致农民被取代。

不仅如此，引入机器将使得那些发展滞后的农业地带，生产力、生产效益被加速的拉开差距，抗拒技术者将变得更加困顿——但应用机器的小农，难道就能逃过困局吗？机器+公司主导+产业化运营，还有加上最最重要的一环资本运作，将笑到最后。

这也是《猪的土地》一书的意义所在。这本书实际上可以较为完整的分为两大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全书的正文，约翰·博格通过一连串纳入了阿尔卑斯山区农民生活场景、故事的片段，来展现正在缓慢逝去的古老田园之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农村生活状态。约翰·博格善于把控生活、风景、故事和对人的描绘，将这些元素熟稔的捏合在一起，文字质朴而具有韧性。

第一部分是书的引言。这是完全不同于全书正文的部分，约翰·博格以评论家和历史研究者的旁观视角，谈到了思想、文学等领域呈现的农业、农民、农村，与真实的、正在缓慢或快速消逝的农业、农民、农村之间的差异。

约翰·博格认为，农民必须熬过农业的所有风险，无论是病虫害，还是风暴、旱灾、水灾，意外事故、土地贫瘠，还是政治、社会灾难，他们始终都是幸存者——在不能幸存的时候，农民会沦为贫民、灾民。近代以来，农业生产条件在技术的引进下被改善，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阶层来说，是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农业的大规模商业化与殖民化，愈来愈少的田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因此大规模移居城市，农民的儿女在那里被纳入另一个阶级。”

农村、农业让人接纳着一种生存文化，这是约翰·博格给我们归纳出的重要观点。生存文化将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串联起来，理解为一系列重复行为，所以农民要比城市里的人更加注重传统。而城市、工业体系遵循着另一种进步文化，即通过各种要素的加速复制来增长。

但约翰·博格提醒指出，农民并没有真的抵制变化，“一代又一代，农民每时、每天、每年都与变化相伴。”只是他们确实从本能上排斥那种在已知风险清单以外的新增风险，担心那样的新增风险以莫名的方式重创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置身的经济磨盘难以再次转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体系，会导致农业的永存，而农民走向消失。是的，农业不一定需要农民。

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乃至亚洲、拉美越来越多的地区，被整合起来，被更快的纳入各种新型种子、肥料、农药、科技元素实验的农地，毫无疑问要服务于资本的游戏，要以一个又一个华丽的故事创造出更高的产值。

这其中，农民也变得越来越显多余，“新型”农业和农地，即便需要人工，也多是工程师、农业工人的角色出现的。约翰·博格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作家、评论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观察到的农民生活状态，也终有一日被画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