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都观察

在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因为阑尾手术饿了七天，虽然天天都输营养液续命，但一周不进食的体验着实磨人。出院之后，我对饥饿深恶痛绝，但又在长身体，似乎永远都吃不饱，每到放学回家，离家还有小半个山坡，我就朝着院子里哀嚎“妈！我饿了！”然后蹿进厨房里找各种能填饱肚子的。相比祖辈，我的生活早就不再忍饥挨饿，我在食物热量的世界里畅游。

那时候我在学校里缓慢地学习人际交往和攀比，电视里放着铺天盖地的快餐广告，令人震惊的是买儿童套餐还送玩具。母亲去城里出差，我写了纸条塞进她包里，表示想要她带儿童套餐和玩具回来，这样我就既能精准描述汉堡、薯条是什么构造和口感，也能拿玩具作为证明。

阎云翔在90年代观察北京的麦当劳，发现顾客中有很高的比例来自边远省份，对于这些人而言，去麦当劳是北京之旅的重要行程，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可以向亲朋好友夸耀这段经历。洋快餐很快开到成都，住在郊县山区的我就是那个迫不及待跟镇上的同学炫耀经历的小屁孩。

人就是这么虚荣，既想炫耀，又羞于太直白而被他人嘲笑。阎云翔发现，当时经常光顾麦当劳的雅皮族们虽然嘴上说是为了节省时间，但没有人在20分内结束用餐。他说，对那些雅皮族而言，这种消费是把自身定位成中产阶级的重要方式。

在镇上的小学，关于身份定位的方式太少了，要么长得高，要么穿得好看，要么成绩好。我的成绩长期很好，而个子又无能为力，只能往衣着上去花心思。那时镇上鞋店里最贵的运动鞋50元一双，城里的能卖一百多，还有奇怪的香味和代表着“不只50元”的标志。消费符号默默潜入了道路尽头的小镇，脚踏过一百多的鞋子之后，我擅自完成了新的身份定位，决定要告别镇上的鞋店，代价则是母亲好几次的冷热暴力。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里说：“经济正在改变世界，但它只是将世界改变成经济的世界。”悄无声息的，经济就慢慢开始统治社会生活，物品、工具，最初它们只要存在就行，随着物权的地位越来越高，存在已经不能满足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义，对商品的占有变得更重要。紧接着，经济的积累结果开始整体占领社会生活，占有已经不再足够，物品还要以一种消费符号的形态变得可见，让人获得即时的名望。在资本社会的抽象系统中，比商品实际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华丽外观和展示性景观。

德波的学生让·鲍德里亚后来写了《消费社会》，认为存在一套由符号话语所制造出来的暗示性的符号价值和意义，在消费关系中，这套价值让购买者更关注物品之外的象征性符号意义。“今天的消费已然不是人的真实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消费的主体不再是个人，而是符号的秩序。但消费文化的影响之深，连对它的反思都常常再次被标上消费符号，消费文化继续消费反思消费文化。

消费符号也在往镇上下沉。过去我家里会使用一种精致的酱油，只在城里极少的超市有卖，招牌只在港片的镜头里出现。当时家庭经济尚未实现酱油自由，只有烧红烧肉的时候才能用它，如今猪肉自由又成了新的消费门槛。至于装酱油的购物袋，因为标着城里超市的名字，被我循环用来装带去学校的饭盒。

谁曾想，这种对大型超市的迷信竟然被社会学家所批判，因为它可能会将小农排挤出竞争市场。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认为在小农和大型食品帝国、食品企业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解决办法则是回归一种更简单的交易形式，生产新鲜产品之后直接运送给本地的消费者，减少交易环节。因为大型企业和大农场主的流通链太长，需要很多化学品、人工制剂来保持产品新鲜。“农民还能与消费者建立信任，这是他们的另一个秘密武器。”

这就又从粗暴的经济世界回到了社会生活，从直观的经济对比转到了社会资本。社会学家们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衡量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交际，认为社会网络本身就具有价值，社会资本指的即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生活中，经济交往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还有其他更隐匿的、漫无目的的人际交往。并且经济交往也可能附加着其他的交往，比如你去对街帮父亲买包烟，提过去一小袋新摘的花生，顺便从小卖部端回几包新煮的玉米。

这是一种超越了单纯消费的互动，个人、家庭、社区之间的轨迹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套更复杂、完整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消费者，还是人和社会成员本身。

这些现在都不是必须的，完全可以一个月不出门，靠着快递和外卖生活。这当然便利，我也经历过这种生活，外卖平台的打折券帮着父母抚养我长大。但我也觉得有些惋惜，因为在更早的生活里，往返对街小卖部的过程中，我带回家的不止一支雪糕、一瓶酱油，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对街道和邻居的熟悉，对生活的其他理解。如果这些都被抹去了，我只需要跟智能冰箱说一句话就能在家里等来新的酱油，生活未免有些无聊。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生出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来，但在已经体验过的生活方式里，我知道我更喜欢哪种。

而在最初体验过的那种生活方式里，阑尾手术之后，我在病床上等待着阶段性恢复的信号，那信号代表着我可以出院、喝粥，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回归到生活的正常运转里。我和家人苦苦等着，甚至和临床攀比起来，他们只等了六天，而我等了七天。

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一个十岁的少年请了病假躺在病床上，等着一个看似重要但又倏忽而过的屁，从此开启了整个少年时代的暴饮暴食。仿佛也是那个屁声之后，我跟着祖国的经济腾飞在消费文化中茁壮成长，在过剩的食物和商品中渐渐匍匐，既在其中摸索着寻找自己的社会身份，又越来越困厄于这种定位的真实意义。最后这种意义面临着怀疑和抨击，更高的意义则被遮蔽、压制。如果拒绝也算一种反抗的方式，那我先和过去道个别，也许有些决绝，但确实省钱，也确实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