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山东济宁市长辞职从商 专家称官员”下海“应有制度约束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山东济宁市长辞职从商 专家称官员”下海“应有制度约束

“ 辞官下海将来肯定是常有的事,这也许会是第四波 “浪潮 ”,但一定要让官员主动申报去向,并且要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和批准。” 叶青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图片来源:东方IC

近年来,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已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这种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而且能带来强大的人脉关系网。不过,国家反腐反腐问责力度的加大,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官员正视图走出“温室”。

继今年6月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山东从地市级党政机关辞职的厅级干部又多了一位——时年50岁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去济宁市市长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初,梅永红还频频参加党政活动,并见诸报端。

9月1日上午,济宁市文化中心项目奠基仪式在太白湖畔举行。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培土奠基。不过仅仅五天之后,9月6日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梅永红辞去济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今天《南方都市报》称,济宁市政府知情人士称,梅永红接下来将前往深圳,加入深圳某公司。不过这个说法尚待其本人证实。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的“下海潮”从未间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海水吃呛”,生意失败,仍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2000年以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这次“下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进行了重组,精简编制115万个。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2013年开始,官员辞职“下海”出现又一轮新浪潮。这次“下海”的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下海”后大多去私企当高管。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近几年,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官员都相继辞去公职,选择“下海”去私营企业做高管。

这些辞去公职的官员,尤其是行政职务和级别较高的官员经常会“流向” 地产、金融和保险等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这其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曾有猎头公司人士称,不少地产公司直言需要有政府背景的人才,他们有自己稳定的渠道,从不会公开招聘。

今年8月初,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刘殿奎已入职阳光保险集团并负责医疗健康相关工作,成为卫计委第一位辞官下海的司局级干部。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投资司副司长张明伦也于近日赴阳光保险任职,负责战略性投资事宜。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曾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私营企业正在出高价引进人才,而且为优秀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成长机会。他们希望前政府官员能够帮企业开拓新的商业机会,并理顺与政府的关系。这些人通常能敏锐洞悉监管规定的变化以及改革带来的新商机。

“中国的官员群体太过庞大,甚至可以说,中国不缺官员,缺的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高层提出的“双创”的确为一些有志于在商海上展一番拳脚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也是有历史经验可以印证的 ”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9月7日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他觉得2015年和1992年的情况很像,谁都期待能再出几个92派“先锋”人物。

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等的影响,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这其中包括后来在中国企业界几个响当当的名字——冯仑、陈东升、毛振华......

《中国企业家》原主编牛文文曾在评论“92派”时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叶青在采访中称,如果梅永红像外界所言,入职深圳华大基因并担任CEO,年薪应该超百万元,这是政府公职人员难以企及的待遇。

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辞职,收入或是与金钱有关的特权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反腐“风暴”拉开后,灰色收入和象征特权的优待都在缩水。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早在就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他也对自己的工资发出了抱怨声。

“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 他说。

此外,从宴会、商务舱座位到免费的商学院课程,政府官员的特别待遇都在去年被取消。高级官员被告知不要到热门旅游景点出差,海外休闲旅游则基本不予批准。

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的问题,高层也曾明确表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指出,现在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高,既要坚决堵住’偏门’也要打开’正门’,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

“ 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应该建立正常规范化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并使之法制化。”国家行政学院共共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

在他看来,现在公务员的薪酬结构太过单一,主要参考的依据还是工作年限及级别等,这就造成了同一级别的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特别地明显,对有上进心的人的激励作用也不够。

不过竹立家同时指出,现在《公务员法》对官员离职后约束的规定过于笼统,对公务员辞官下海的约束应该更加细化,比如,国土部门的官员辞官后不能去哪些领域,可以出台一个细则做出明确。

对此,叶青也持相同态度。 “ 辞官下海将来肯定是常有的事,这也许会是第四波 “浪潮 ”,但一定要让官员主动申报去向,并且要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和批准。” 他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山东济宁市长辞职从商 专家称官员”下海“应有制度约束

“ 辞官下海将来肯定是常有的事,这也许会是第四波 “浪潮 ”,但一定要让官员主动申报去向,并且要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和批准。” 叶青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图片来源:东方IC

近年来,在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已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这种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而且能带来强大的人脉关系网。不过,国家反腐反腐问责力度的加大,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官员正视图走出“温室”。

继今年6月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山东从地市级党政机关辞职的厅级干部又多了一位——时年50岁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去济宁市市长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初,梅永红还频频参加党政活动,并见诸报端。

9月1日上午,济宁市文化中心项目奠基仪式在太白湖畔举行。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永红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培土奠基。不过仅仅五天之后,9月6日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梅永红辞去济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今天《南方都市报》称,济宁市政府知情人士称,梅永红接下来将前往深圳,加入深圳某公司。不过这个说法尚待其本人证实。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的“下海潮”从未间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主要表现为“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海水吃呛”,生意失败,仍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2000年以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这次“下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改革,公务员队伍进行了重组,精简编制115万个。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2013年开始,官员辞职“下海”出现又一轮新浪潮。这次“下海”的官员职位较高,厅、处级干部多,“下海”后大多去私企当高管。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近几年,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官员都相继辞去公职,选择“下海”去私营企业做高管。

这些辞去公职的官员,尤其是行政职务和级别较高的官员经常会“流向” 地产、金融和保险等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至2014年,广州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这其中有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曾有猎头公司人士称,不少地产公司直言需要有政府背景的人才,他们有自己稳定的渠道,从不会公开招聘。

今年8月初,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刘殿奎已入职阳光保险集团并负责医疗健康相关工作,成为卫计委第一位辞官下海的司局级干部。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投资司副司长张明伦也于近日赴阳光保险任职,负责战略性投资事宜。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曾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私营企业正在出高价引进人才,而且为优秀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成长机会。他们希望前政府官员能够帮企业开拓新的商业机会,并理顺与政府的关系。这些人通常能敏锐洞悉监管规定的变化以及改革带来的新商机。

“中国的官员群体太过庞大,甚至可以说,中国不缺官员,缺的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高层提出的“双创”的确为一些有志于在商海上展一番拳脚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也是有历史经验可以印证的 ”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9月7日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他觉得2015年和1992年的情况很像,谁都期待能再出几个92派“先锋”人物。

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国家体改委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等的影响,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这其中包括后来在中国企业界几个响当当的名字——冯仑、陈东升、毛振华......

《中国企业家》原主编牛文文曾在评论“92派”时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叶青在采访中称,如果梅永红像外界所言,入职深圳华大基因并担任CEO,年薪应该超百万元,这是政府公职人员难以企及的待遇。

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辞职,收入或是与金钱有关的特权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反腐“风暴”拉开后,灰色收入和象征特权的优待都在缩水。

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早在就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他也对自己的工资发出了抱怨声。

“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 他说。

此外,从宴会、商务舱座位到免费的商学院课程,政府官员的特别待遇都在去年被取消。高级官员被告知不要到热门旅游景点出差,海外休闲旅游则基本不予批准。

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的问题,高层也曾明确表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指出,现在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工作很辛苦,收入也不高,既要坚决堵住’偏门’也要打开’正门’,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

“ 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应该建立正常规范化的、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机制,并使之法制化。”国家行政学院共共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

在他看来,现在公务员的薪酬结构太过单一,主要参考的依据还是工作年限及级别等,这就造成了同一级别的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特别地明显,对有上进心的人的激励作用也不够。

不过竹立家同时指出,现在《公务员法》对官员离职后约束的规定过于笼统,对公务员辞官下海的约束应该更加细化,比如,国土部门的官员辞官后不能去哪些领域,可以出台一个细则做出明确。

对此,叶青也持相同态度。 “ 辞官下海将来肯定是常有的事,这也许会是第四波 “浪潮 ”,但一定要让官员主动申报去向,并且要更加严格地进行审查和批准。” 他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