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Brad Wieners
翻译：杜然
1.
对于那些在外国领土上遇到危险的人来说，克里斯·卡特兰博内(Chris Catrambone)是一个值得知道的好人。他来自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通过为在一些世界上最乱的地方受伤的工人进行保险索赔调查和安排就诊——尤其是那些给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企业承包商打工的工人，在30岁之前就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0万美元。2008年，当时27岁的卡特兰博内把两岁的跨国企业丹吉尔斯集团(Tangiers Group)搬到了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马耳他一直是各帝国的必争之地，这里的船只停泊位与汽车停车位一样常见。丹吉尔斯集团的业务包括旅行保险、提供类似中央情报局统计年鉴(CIA World Factbook)那样的新兴市场最新报告、为侨民提供就诊和撤离服务等。
2013年夏，卡特兰博内带着妻子雷吉娜(Regina)和继女玛利亚·路易莎(Maria Luisa)，租了一艘游艇到突尼斯沿海游玩，中间在热门的度假胜地、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sa)停留。这里也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登陆点。卡特兰博内一家离开港口的时候，雷吉娜看见海里飘着一件派克大衣。温暖的潮水居然带来一件冬装——这是什么情况，她问船长。船长回答说，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件衣服属于某个从利比亚坐小充气艇试图跨海到兰佩杜萨岛的数千人中的一位——而且是没能成功的一位。“兰佩杜萨岛有一个叫兔子海滩的地方，这里每年都名列世界顶级海滩之列，所以我们自然也是想去看看，”克里斯说。“但后来我们听说，在这个最美丽的海滩上，居然有难民的尸体冲到了岸上。你还会去这些人死去的水里畅游吗？怎么会这样？”
那天下午，甚至一直持续到深夜，他都在与雷吉娜讨论教皇方济各(Francis)在他首次离开梵蒂冈出访时，用“冷漠的全球化”形容地中海里难民的苦境。“教皇方济各说，每个人都能帮上忙，而且应该帮忙，用自己的本事，”雷吉娜说道，她的英文和母语意大利语说得一样好。“所以我们开始琢磨，我们能帮上什么忙？我们很懂怎么帮助有苦难的人。”
与美墨边境一样，在南欧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移民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自从阿拉伯事件以来的4年时间里，它已经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的数字，在2014年，21.8万名偷渡客（irregular migrants是对难民和那些没有旅行证件者的一种粗俗称谓）试图穿过地中海，进入欧洲。这比2010年的数字多出4倍。有些人是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穷国，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躲避叙利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去年，至少3419人死于偷渡，这使得地中海成为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过境通道。
如果说之前的数字具有指示意义，2015年的情况将会更糟。2014年的1月和2月，有15名偷渡者丧生。在今年的这两个月，死亡人数是450人。3月3日与4日两天，几艘货船和意大利海军在七次单独行动中，在地中海救起了1000名移民。那周死去的10个人当中，有几个是在救援队赶到之前死于体温过低。“不光是年轻男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位发言人威廉·施平德勒(William Spindler)说，“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孕妇和小孩。”
利比亚是最为忙碌的跨海出发点，人蛇集团向每名偷渡者收取1500欧元到5000欧元不等的费用。偷渡者用大巴送到海边的营地，或者徒步前往那里，等船到来。这期间，他们的待遇跟人质差不多。人蛇集团能找到什么船就用什么船，在各种叙述中，偷渡者都反复提到他们被迫，而且往往是在枪口下，以超过安全的人数登船。一百来号人，挤进一艘破旧的木制渔船，或者一艘硬壳充气艇。航速只有3节或者4节（1节=1.852公里/小时），所以一般情况下，抵达兰佩杜萨岛需要40个小时；期间，船上的人缺水少食，大小便只能在船边解决。在风高浪急或者一群人同时涌向一侧的时候，充气艇就会进水。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寻找办法解决这场危机。2013年的时候，兰佩杜萨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了两起沉船事故：一起在10月3日，造成366人死亡；另一起在10月11日，导致数十人死亡；之后意大利海军和海岸自卫队开始执行“地中海计划”(Mare Nostrum)，加强了巡逻密度。但因为提供了外国人进入意大利的安全通道，这个计划也受到批评，它令该国的移民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失业率在近13%附近徘徊的时候。去年11月，意大利取消了“地中海计划”，转而执行“海王星行动”(Operation Triton)，这是欧盟境外合作行动局(Frontex)负责协调的一个更为有限的行动。
虽然朋友们建议卡特兰博内夫妇，这个问题最好留给政府去解决，但他们还是决定发起自己的搜救队伍。从马耳他武装部队(AFM)退伍的马可·考基(Marco Cauchi)，以及卡特兰博内夫妇那艘度假游艇的船长都说，克里斯的脑子“就像大理石一般顽固。如果他说要做什么，不做到就不会罢休”。在那次出海回来后没多久，他们就在丹吉尔斯集团的办公室建起一家非营利机构——移民海岸援助站(Migrant Offshore Aid Station，MOAS)，并请来马耳他武装部队退休的47岁将军马丁·舒埃雷布(Martin Xuereb)担任负责人。然后，克里斯借助中介，寻找合适的船只。最后，他以160万美元的价格，在弗吉尼亚诺福克(Norfolk)买下了一艘40米长的加拿大渔船。她是一艘拖网渔船，有高高的船首和开放船尾，非常适合把人拉上船。克里斯说，她的名字“凤凰号”(Phoenix)也很诱人。这艘船穿越大西洋的时候，他也在船上，这是他第一次乘船跨越大西洋。考基目前是凤凰号的船长。
从去年的8月底到10月，凤凰号参加了10次救援行动，帮助了共计3000名移民，1462人在凤凰号上度过了几个小时后转移至更大的意大利船，或者在几天时间后送往西西里的拘留所。MOAS不能决定偷渡者的去向，只能听从罗马的海事救援协调中心(Maritime Rescue Coordination Centre)指挥。
为了在今年5月重回大海——在气温较高的时候，穿过地中海的偷渡客人数会飙升——卡特兰博内的团队经历了一段密集的筹款期，甚至开始寻找一艘更大的船。随着中东大部分地区卷入混乱，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今年夏天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听说的数字是，将有50万到100万人准备离开利比亚，”欧盟境外合作行动局的执行局长法布里斯·莱杰里(Fabrice Leggeri)表示。“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迎接比去年更为严峻的局面。”
对于移民海岸援助站来说，今年也必然更为艰苦。
2.
马耳他岛的地面由石灰岩和粘土构成，岛长27公里，最宽处14.5公里，位于利比亚正北方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之间的断层上。这里的人口大约41万，绝大部分居住在几座人流熙熙攘攘、街道狭窄的城市里。如果说黄色和白色的石头建筑弥漫着阿拉伯风情的话［布拉德·彼特(Brad Pitt)的电影《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中，耶路撒冷的戏份就是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取景］，咖啡馆和精品店感觉又很欧洲。当地人也表现得很有国际范。这里的人闲聊的时候会聊到世系血统，就像是华尔街的社交聚会上人们会聊到预科学校和常青藤大学。与所有的岛国一样，这里每个人似乎都有几份工作，什么都会自己动手修；年轻的马尔他奋斗者很有忧患意识。它是大海中间的一座边境之城，显然，这里宛如卡萨布兰卡的气氛，令卡特兰博内激动不已。
“这里一直吸引着大量游客，但它也想做金融服务，”他说。“我们距离罗马90分钟，三个半小时到伦敦。当天就能到喀布尔。现在它正在变成现实。”或许他说的没错，但他对此事的热情，多少还是与自己的私利有关。在2月底，丹吉尔斯集团买下了奥斯普里保险经纪公司(Osprey Insurance Brokers)，它是马耳他国际机场和该国主要的航空公司马耳他航空(Air Malta)的保险商。机场方面称，今年的旅客人数将达到500万。卡特兰博内还出钱在瓦莱塔(Valletta)给丹吉尔斯集团买了一个新办公室——一个数层楼的空间，外表有历史感，内部进行了现代风格的翻新。MOAS则继续在港口另一侧的斯利马(Sliema)办公。
卡特兰博内33岁，身高1米92，留着海明威式的大胡子。额头有一缕白发，但胡子上方的一个酒窝，令他出人意料地有了孩子气。不难看出，他在战区活动，靠的是令人放下戒心，而非傲慢。他有今天都是因为他的真诚，而且对于媒体的关注，他仍在适应中。“我做的怎么样？”在说了一小段之后，他问道。
在MOAS的办公室接受了采访后，卡特兰博内在3月时断时续的毛毛细雨中带领大家参观“凤凰号”。他穿着时尚的双排扣厚呢外套，戴着围巾，脚蹬高帮皮靴。“凤凰号”锚系在马耳他的贝齐纳修船厂(Bezzina Ship Repair Yard)，一侧是一艘巨大的、停在干船坞的游艇，它的主人是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董事；一侧是切格瓦拉II号(Che Guevara 2)，这艘游艇/救援艇曾经属于利比亚前独裁者的儿子、已经下台的赛义夫·卡扎菲(Saif Qaddafi)。“凤凰号”的船身用的是强化钢板，坚固到可以破冰。在主甲板下方，工人对一侧做了喷砂处理，另一侧喷涂了新漆。
卡特兰博内指着画在一个升起的平台上的牛眼：那是供他租来的两架席贝尔(Schiebel) Camcopter S-100无人机起降使用的。“它们是采用转缸式发动机的无人直升机，配备了高清摄影机，”卡特兰博内满脸笑容地说道。他说，有了这两架无人机，“船的能见距离很容易就扩大到了60海里。”他补充，“我们租得很划算。”但几个月下来租金仍要100多万欧元（MOAS和席贝尔不愿透露具体数字）。
虽然这些无人机并非必需品，但卡特兰博内愿意花钱租S-100无人机表明了一种态度：非政府组织应该跟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一样，利用现有的最先进技术。“你知道，许多人一听说无人机，就很不开心，因为你听到的全是关于无人机要人命的事情。我们想改变那种印象，”席贝尔的性能工程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戴伊(Chris Day)说。无人机因为配备了红外线摄像头，所以它们特别适合在夜间搜寻遇险船只。
一起参观“凤凰号”的还有罗伯特·扬·佩尔顿(Robert Young Pelton)，这是一位齐力格(Zelig)式的美国记者、电影人和折叠刀制造商（用的是DPx Gear这个商标），他最早出名是因为一本生存指南《世界最危险的地方》(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Places)。该书在1993年出版后，佩尔顿先后经历过遭哥伦比亚臭名昭著的敢死队AUC的绑架；他在阿富汗发现了加入塔利班的美国人约翰·沃克·林德(John Walker Lindh)之后，做了36个小时的马拉松报道；2013年为了追捕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发起众筹，这位狂热的乌干达人被控奴役着上万的娃娃兵。（2011年，佩尔顿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索马里海盗的调查报道）显然，佩尔顿是卡特兰博内心目中的英雄之一，现在他把佩尔顿请来，帮助他把移民海岸援助站从一个自主的启动机构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
佩尔顿说，开始两三次卡特兰博内给他打电话交换意见时，自己并不确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克里斯谈起自己希望做到的事情时，言辞冗长隐晦，令人摸不透他究竟有几把刷子，”他回忆道。但卡特兰博内还是争取到了佩尔顿，因为他豁出去了——他的钱、他的船、他这个人。“能成大事的，是那些敢于冒险的人。是的，虽然也有一些意外状况，但MOAS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艘船的首次救援行动是在2014年8月30日，距离利比亚大约30海里处。“当时有几条船，其中一条上面全是小孩的船马上就要翻了，”卡特兰博内说。“水已经进来了——船里全是水，孩子们尖叫哭喊，其中许多孩子根本就不会游泳。”最后，100多人穿着MOAS的橙色塑料救生衣飘在海里。到船员把所有人都救上船时，他们几乎把船上的婴儿配方奶粉用尽。“就在那一天，它的救援人数从0立刻升到358人。接下来，它又拼了20个小时。”
“凤凰号”在海上跑一个月的费用，大概在25万美元。卡特兰博内告诉他们的首席财务官，供MOAS花的钱有100万欧元，也许能花到150万欧元。到那一年结束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花了他们800万美元，这些钱全都是来自丹吉尔斯集团和他们个人的钱。在“凤凰号”的驾驶台，卡特兰博内和佩尔顿谨慎地谈及他们正在与几家更具规模的非政府组织就大笔捐款事宜所进行的谈判。今年4月8日，医师无国界协会(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向彭博社证实，他们将与MOAS进行合作，提供资金和大量物资，并派遣急救医技人员和精神健康专家参加“凤凰号”的任务。医师无国界协会极少与其他机构合作，这次与MOAS的合作大约价值140万欧元。今年春天，MOAS还接受了德国油气投资(Germany’s Oil & Gas Invest)的董事长、其位于亚拉巴马州的美国控股公司的总裁尤尔根斯·瓦根特罗茨(Jürgen Wagentrotz)的捐款。瓦根特罗茨许诺在2015年，以每月6万美元的标准提供6个月的经费。
佩尔顿说，MOAS想过的另一个融资方式，就是代表商业航运公司，跟随商船，在有船需要帮助的时候做出反应，而货船则可以继续前进。根据海商法，每艘船都有义务对遇难船只做出反应。MOAS的负责人舒埃雷布指出，“我们和运送原油的商船区别在于，虽然我们拥有同样的协助义务，油轮的任务是把油从一个地方运至另一个地方，然后只有在接到请求的时候才停下。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停下救人。”据国际航运公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总干事彼特·欣奇利夫(Peter Hinchliffe)介绍，在2014年，有800艘商船在地中海里就紧急状况作出反应；根据紧急事件延迟货物运输的时间长短，一起救援事件的成本在5万至8万美元。欣奇利夫和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Maersk Line)的突发事件和危机管理负责人斯蒂芬·康拉德森(Steffen Conradsen)都表示，在许多情况下，集装箱货船和油轮并不适合做这件事。油轮带着一艘超载的小船，需要极高的航行技巧，才不会把它撞碎。它们也不会携带富余的食品。船员中通常也不会有医生，而且船员人数也很少；如果三四百号移民上了船，他们与船员的比例就会达到20：1甚至30：1。
卡特兰博内对于MOAS的运营成本非常敏感。他指出，以非政府组织的术语说，他几乎没有管理费用。“每个人都把钱用在宣传上。我们把快淹死的人捞起来，而且我们做事的效率非常高。我们的钱越多，能挽救的生命就越多。你还能找到谁像我们这样？”
3.
卡特兰博内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莱克查尔斯(Lake Charles)长大，是他父亲唯一的儿子；他还有父母从各自婚姻中带来的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他的父亲是一名液化天然气工程师，经常在沙特阿拉伯、安哥拉等海外工作，他给克里斯一台RadioShack短波晶体管收音机，这样无论父亲在那里，他都能听到英语广播。在他的卧室里，卡特兰博内挂了一张的世界地图，上面不仅记录者父亲的活动路线，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冲突、政变发生地。这张地图显然为他今天的生活做了准备。
“我从来没跟人提到过这张地图——除了八年级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个老师布克先生。他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了不起的地理老师。简直就像是表演杂技的。告诉他经度纬度，他就能准确说出那个地点是哪座城市，哪个国家，以及那个地方的每件事。太神奇了。”
卡特兰博内在州立麦克尼斯大学读了三年后毕业，然后去布拉格的查立大学(Charles University)和佛罗里达州立念研究生。后来他去了新奥尔良，找到一份私人侦探的工作，帮助保险公司判定客户的索赔要求是否合法。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来袭的时候，他正在巴哈马首都拿骚的一家地方法院查阅文件。待他终于回到家，他住的那片街区因为洪水已无法居住了。
“因为没法生活在那里了，我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把联邦紧急措施署(FEMA)给的支票拿出来，在圣托马斯岛开了一家卡津餐馆（法裔路易斯安那菜），名叫卡津玛丽。真的，你可以查到的，”卡特兰博内说。虽然过去的经验教他要避开餐饮业，但“我们的餐馆是岛上唯一一处你可以吃到秋葵、喝到高能血腥玛丽的地方。那是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一段哀悼期。这家餐馆让我们活过了那一年。”
卡特兰博内一直没有停止索赔调查的工作，哪怕是在卡津玛丽帮忙的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承包商到海外与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做生意，他在冲突地区接到了更多的订单。他在工作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在以色列的马阿洛特，那是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火箭瞄准了这里。他不顾救护车司机的警告，执意要去一户人家检查收到医疗失能支票的人是否还活着。他的确活着，而且让卡特兰博内马上跟他躲进自家的防空设施。一枚火箭落在了卡特兰博内先前停留的位置。“伙计，太疯狂了。我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跑去阿富汗、伊拉克、非洲各地。但炮弹是不长眼睛的。要是死了也没辙。”
卡特兰博内前往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寻根时，遇到了雷吉娜。他们一起做生意的时间几乎与他们做夫妻的时间一样长。他们都说，MOAS是他们做过的最困难的一件事，从一开始把“凤凰号”弄到马耳他就充满艰辛。在大西洋上走到一半的时候，“凤凰号”被水下的什么东西撞击，船停了下来。他们当时还没到百慕大，于是直奔亚速尔群岛而去——周围空无一物，更别提拖轮了。他们没有潜水设备，无法到水下查看螺旋桨。海浪越来越大。“我们决定在惊慌失措、放弃这件事之前，试试能不能通过左摇右摆把撞到我们的东西甩掉，”克里斯说。“于是我们打开推进器，看看我们能否摆脱困境，最后我们还真是把撞上我们的东西甩掉了。”后来他们发现螺旋桨的一个叶片上有一道大口子，但大家都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撞了船。
40岁的雷吉娜与丈夫一样，也几次登上“凤凰号”参与救援。她的最后一次行动尤其值得一说。“那是10月28日，天气已经冷了。大海波涛汹涌，而且在下雨。尽管我们给每个人都准备了毯子，但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呆在室内”——那是为妇女和儿童准备的地方。“你理解的，当一条40米的船上装了331个人，再加上我们的船员，一共351人。我们在船上和这些移民呆了36个小时。”后来他们把这些人送到了西西里的难民营。
她说，完成一次救援行动，你不可能没有任何变化。“这些情绪很难解释。我总是认为，助人为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互相帮忙是我们的本分，但经历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挤在一起，就像一道谜题令人费解。我们解开这道谜题，令他们重获自我。”
4.
和那些去年10月份“凤凰号”送去西西里岛的移民一样，穆罕穆德·Kazkji也是幸运儿——虽然他所经历的苦难造成了无法摆脱的困扰。这位22岁的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自大马士革，叙利亚战争期间，为了养家糊口他去利比亚找工作。之后，利比亚也成了危险的地方，他付了1000欧元穿过地中海，希望自己能一口气抵达荷兰。2013年10月11日，他勉强活着熬过了横渡，同行的人当中至少有50人死去。在他今天生活的马耳他，他形容那种对人类生命的漠视，恐怕只有伊斯兰国胜出。
“我们距离岸边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另一艘船驶了过来，找我们要钱，然后朝我们开枪，”Kazkji说。当时一片漆黑，你说不清发动袭击的跟送他们偷渡的是不是同一伙人，还是竞争帮派。“你得把头埋在胳膊里，希望子弹打不到你，”他说。他回忆起一个高举着孩子的女子乞求饶命。“她伸出孩子，说‘看看我的小孩，我不要跟他一起死，请不要朝船开枪。’他们听得懂她的话，但还是开枪了。”
过了午夜，他们的折磨者才离开。到了破晓时分，有人让Kazkji帮忙把尸体扔下水，船已经开始出现侧倾。船上的两三个手泵已经没法工作了；到了上午10点多，Kazkji决定自己游走。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游了多长时间，或许几个小时。许多尸体聚集在他的周围。“游泳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些小孩，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船上有许多人家。”他一度与一个小男孩脸对脸，“他的脸色发青。你知道他已经死了。”
一艘参与“地中海计划”的意大利政府船只把Kazkji救了起来。他甚至如愿以偿地到了荷兰，但又被“都柏林”遣送回了马耳他。这里的“都柏林”是指适用于整个欧盟的都柏林二号法规(Dublin II)。该法规于2003年在爱尔兰获得批准，它允许成员国将寻求庇护者强行遣返至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人权活动人士指出，都柏林二号法规并不强行要求成员国这么做，而是一个选项。不过，许多国家都没有放弃这个选择。大赦国际欧洲办公室的代理负责人伊维尔纳·麦高恩(Iverna McGowan)说，欧洲国家已经同意重新安置38万名叙利亚难民中经联合国确认为“最易受伤害的”的那10%（酷刑和强奸的幸存者，以及身患重病者）。
麦高恩表示，没有什么比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于地中海不断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所做出的反应（或者根本缺乏反应），更会对他们在国内人权上的信誉造成损害。在意大利和希腊，一些政客提出，帮助移民不仅仅是对就业形成冲击，还会把恐怖分子请进来。“考虑到并非所有的旅行者都是真正的旅行者，还混进了恐怖分子或者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人，他们力图找到与极端穆斯林群体之间的联系，而这些群体正准备在欧洲的心脏采取报复行为，”希腊议会中代表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 party)的议员阿耳特弥斯·马太奥普洛斯(Artemis Matthaiopoulos)在给彭博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MOAS的舒埃雷布法对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不屑一顾。“假设我是一个利比亚恐怖分子，我想来欧洲。我为什么要坐船，我明明知道将会被拦下，然后还要被拘留很长时间——更何况我很有可能一开始就淹死了？”对于救援行动的另一种批评是，它们“成为了偷渡者的出租车，召之即来的出租车”，意大利前国防部长伊尼亚齐奥·拉鲁萨(Ignazio La Russa)在去年5月份这样说道。“它们为什么不让（地中海计划）把非法移民拦截回去，从哪里来就把他们送回到哪里？”
舒埃雷布法也不同意适当缩小救援能力可以阻碍难民涌入的建议。他和马耳他的武装部队经常会去利比亚，他说，那里的状况已经变得极其恶劣，“成千上万的人都感到如果再不逃，就没命了。”
卡特兰博内说，随着意大利“地中海计划”的结束，“凤凰号”将无法轻易让移民转乘意大利海岸自卫队的船只。相反，“我期待他们要求我们把移民送到陆地上，”比如西西里岛上的拘留中心；“凤凰号”有一个天生不足——速度不是特别快。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找到办法买下“斯威夫特号”(Swift)，这是一艘98米长的汽车渡轮，它的速度可以达到42节，汽车舱经改造后可以一次装下2000人。当然，运营一艘更大的船，也将使得卡特兰博内成为解决难民问题争论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参与者，但同时对于政客们来说也将是一个更诱人的攻击目标——他们想知道一个普通美国公民为什么要介入一个对于欧洲人来说极度敏感的问题。
截至目前，卡特兰博内一直极力避免争议，但有时候，他还是没能忍住，比如不久前他以“又一次大屠杀”来形容难民危机。对于这个说法是否太夸张，他虽予以澄清，却依旧坚持。“我说过某个欧洲国家现在正在用毒气杀人，令成百万人死亡吗？没有，我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正死在欧洲大门口，而大家并不想看到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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