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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金融拓展看中国银行业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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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金融拓展看中国银行业之变局

在移动支付、货币基金和线上消费贷款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传统银行忽视的关键市场——农村金融市场。

文|中信出版墨菲图书

在由南开金融科技委员会与中信出版·墨菲联合主办的“允能新金融读书会”第一期活动上,银行战略专家、南开大学校友刘兴赛博士为大家做了题为“从农村金融拓展看中国银行业之变局”的主题演讲。

凤凰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杉,睿智合创科技董事、执行副总裁王玉海,农银投资董事长姜海洋随后进行点评发言,与刘兴赛共同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关于中国银行业发展转型的观点碰撞和精彩对话。

刘兴赛:中国银行业的“柯达时刻”正在到来

“人们总是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低估未来十年的变革。”

刘兴赛以比尔·盖茨关于人们对未来认知的这句经典语录开篇,揭示了未来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未来战略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很多新现象和新挑战。动辄二位数的利润增长似乎是昨日黄花,习以为常的百分之十几的资本充足率开始向20%进发。银行工作似乎越来越忙,但银行内部的效率却越来越低。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不断加速,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科技巨头跨界金融所形成的新金融主体,携持全新的经营形态,展现出不同于传统银行的战略视野和战略逻辑。对此,传统银行惟有通过推进战略转型来加以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变局似乎在酝酿。

熊彼特提出的现代创新理论揭示了创新对既有行业及其主体的破坏性影响,“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

铁路的建设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颠覆,但铁路的建设并不是由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执行。刘兴赛深以为然,并以柯达公司衰败的经典案例为该理论做注脚。作为感光界的王者,自1888年第一部柯达照相机上市开始,柯达曾延续上百年的辉煌。然而在20世纪末,由于战略上的一再迟疑,柯达错失了数码转型的历史时机,就这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的柯达反而为数码时代所抛弃。

无独有偶,近年来,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加速,行业主导性企业战略抉择的“柯达时刻”和类似柯达的例子不断在商业世界上演,远有诺基亚手机的陨落,近有国内网络订餐行业对方便面行业的冲击。那么,中国银行业是否也已经到了面临颠覆性创新而需要进行战略抉择的柯达时刻呢?

刘兴赛抛出了这一疑问,并从理论逻辑与实证经验两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就理论逻辑而言,克里斯坦森曾根据企业衰亡的大量现实总结出“颠覆性创新理论”,描述了新技术——革命性变革——对传统行业具有优势地位公司的影响及其路径。传统行业的领先者往往关注利润的最大化,服务于行业内最优质的客户,持续创新,在现有的框架内不断推动创业公司的发展,但恰恰是这一战略为颠覆性新技术埋葬它们打开了大门。当新的技术主体以颠覆性创新锁定低端消费者或全新消费群体时,全新的技术会带来全新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从外围市场颠覆整个行业的发展。

而从近年来中国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的实证经验来看,无论是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还是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似乎也都印证了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带来的影响。不过从客观上来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频频爆雷,国家也对其加大整治,新型主体对传统银行的颠覆还只是虚惊一场。

那么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战略管理而言,什么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呢?刘兴赛认为,在移动支付、货币基金和线上消费贷款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传统银行忽视的关键市场——农村金融市场。

当前,国家战略、政策为农村金融拓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2008年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17年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从城市的角度看待农村的发展,把农村的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轨道上,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更强调当地产业的驻地性发展。

基于这一背景,刘兴赛从服务体系、市场规模和信用体系三方面介绍了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同时指出农村金融服务现存的三大问题: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金融教育普及不足、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由于缺乏一个商业可行的信用生态体系,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现代经济主体,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农业生产风险大,产业化程度低,运营成本高。

接下来,刘兴赛介绍了农村金融的三种传统竞争格局及主要业务模式:县域、政府客户、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是重要领域;“县城以下、普通农户、农业生产”等领域,相关主体面临着自身经营绩效的挑战;资金转移、存款竞争是农村金融竞争的核心。

农信社在“三社”融合中亦进行了诸多金融探索,涵盖三社融合的管理与服务体系、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领域。同时,农行农村金融致力于转型创新,其核心是政策支持下的三农事业部改革,分为传统业务升级、电商与金融融合和大数据线上产品等三个方面。建行则通过产品和渠道创新进军农村市场,其两款关键性的产品是裕农通和民工惠。而另一方面,蚂蚁金服则打造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开拓农村市场的战略体系,涉及电商下乡、智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熟人辅导和风控等四个要素,从而推动合伙人队伍、物流体系、电商人才培养以及科技赋能的构建。

由此可见,新主体、新模式已经快速被引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传统银行业农村金融市场的宁静正在被打破。农村金融市场会是传统银行第二个滑铁卢吗?没有清晰农村战略的大型银行还是一家好银行吗?刘兴赛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回答。

首先,传统金融与新金融主要存在四方面差异:第一,传统金融没有清晰的农村战略,而新金融施行“电商下乡+普惠金融”“智慧县域+普惠金融”等农村普惠金融战略;第二,传统金融体现的是一种城市金融的农村化,而新金融则注重短期绩效长期发展融合;第三,传统金融施行“有电商无物流;电商与金融分割;线上与线下分割;重业务发展,轻环境建设”的分散创新,而新金融施行电商与物流、电商与金融、线上与线下、平台搭建与环境建设、业务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整合创新;第四,传统金融采用传统获客、一对一发展的策略,而新金融是G端获客,可复制性强。综上,传统金融存在信用风险大、运营成本高、信用环境缺失、生态不完善等劣势。

没有清晰农村战略的大型银行仍旧可以是一家好银行,但前提是必须要明确农村金融市场对于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第一,农村金融战略价值凸显,它不仅是速度与规模兼具的潜力增量市场,并且脱媒程度低,是未来低成本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还是城市金融客户与业务主要的增长来源,因此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说,农村客户将来会成为城市客户;第二,农村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收入和消费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型经营主体亦大量涌现,并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信用环境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改善;第三,主要金融主体展开暗战,例如传统主体中的农行、邮储、信用社和农商行,新型大型主体中的蚂蚁金服、建行,产业系的大北农、新希望,以及互金系的分期平台等。

刘兴赛提醒我们,正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所言,颠覆性创新的首当其冲者更多的是行业的主导者,就银行而言,就是大型银行。倘若离开农村金融市场所带来的资源与业务增长,传统银行,尤其是当前在战略资源占有上占有优势的大型银行,将丧失自身在行业生态中的既有地位,在未来的银行体系中就只能扮演局部领域的特色化银行的角色。

面对柯达时刻的到来,中国银行业该如何应对?战略转型是否能带给传统银行全部的未来?刘兴赛从中国银行业战略演进的历史逻辑、战略管理的现实逻辑出发,分析了来自新金融主体的战略威胁与即将到来的新不对称竞争,从而描绘出第三次银行革命与未来银行图景,由此诞生中国银行业战略管理的框架和基点。

在经历过本体业务和功能的蓝海时代、体外扩张的蓝海时代、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转折时代以后,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新蓝海时代,即业务范围扩张重新启动,推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服务,高度依赖金融科技。而当前现实中,中国银行业的主流战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新零售战略与大投行、大资管战略;二是社区银行战略与交易银行战略;三是轻型化战略与集约化战略;四是金融科技战略与金融科技银行战略。

对比阿里、蚂蚁金服等新金融主体的行业生态战略,可以发现,传统银行的目标是“做好一家银行”,而新金融主体则要“启动一个行业”。在资源整合、模式复制与互联网效应的推动下,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银行业的图景——其一,由于互联网巨头占据了平台场景和流量入口优势,享有占有统治地位的移动支付平台,引致资源来源和资金成本优势。其二,互联网巨头自建征信基础设施,从而在征信信息领域对传统银行形成竞争优势。其三,互联网基因、分布式的IT架构,让互联网金融具有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以及敏捷交付能力,从而使互联网巨头在产品创新以及客户体验提升上形成竞争优势。其四,互联网巨头目前进入的主要是非传统的蓝海市场,尽管需要进行系统的商业模式创新,但市场潜力巨大,极具成长性。

谈及第三次银行革命和未来银行,刘兴赛认为,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与特定的市场行为逻辑、机构属性、经营形态、客户结构、服务与运营模式、组织体系、IT架构相融合,通过银行的科技化和科技公司化全方位地重塑着银行业。相对于中国银行业既有的体系,这是一套全新的逻辑和框架。如果把现代经营理论的完善、现代公司体系的建立作为银行的第一次革命,把国家对银行的监管及其不断完善看作是银行的第二次革命,那么,银行发展的科技化、科技公司化无疑是银行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未来银行将注重价值属性的拓展,具有经营形态的改变、服务及运营方式的发展、创新创业组织培育及客户结构变迁四点基本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描绘出未来银行的行业图景:一方面,功能分化是银行个体间新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平台生态成为未来银行间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形式。

刘兴赛指出,中国银行业亟需肩负起重新改变自身战略体系与架构的历史使命,未来银行的战略管理要把推进战略转型和拥抱新金融逻辑有机融合在一起。要把在未来银行的战略视野里迎接时代的挑战、拥抱新金融逻辑、推进战略转型作为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把明确自身生态角色,争夺客户、资金、数据这三类战略性资源作为战略制定的基点。具体对策如下:

首先,调整经营结构重心。一是零售银行发展。二是交易银行发展。三是地区战略的差异化调整。四是从政府、高端客户到普惠客户体系。

其次,决战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是聚焦关键资源的市场占有率。二是解决渠道发展与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二元分割问题。三是加快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构建。四是通过介入公共服务为金融服务提供战略性入口。

再次,推进银行的科技化。一是推进IT基础设施与金融科技时代的对接。二是打造技术和数据支撑的核心技术能力。三是推动金融科技与业务、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

最后,推进银行的科技公司化。一是推动银行员工结构的调整。二是推动创新创业体系构建。三是敏捷交付体系构建。四是组织与流程再造。

凤凰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杉:金融科技公司化是未来银行的核心

刘杉指出,要关注信息的问题。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而风险的基础就是信息。银行的产生,正是一定程度解决了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所谓融资的透明化,也是基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首先需要解决信息的问题,从而控制风险。

他认为银行变革的逻辑,是依循了新金融成长的逻辑。金融的科技革命促使银行发生变革,最重要的就是从传统的批发性银行向更注重普惠金融的零售性银行发展。

谈及农村普惠金融,他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刘兴赛的观点:农村的确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方面,但农村金融也存在着信用低、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驻地性同样会给农村的信贷问题带来风险。他提及1998年自己在深圳民生银行工作时广东出现的信用社危机,不良资产导致了信用社破产,由此认为,从城市角度而言,任何金融机构一定首选更优质的客户。

刘杉点评道:“金融科技公司化是未来银行的核心。”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征信方式发生了改变,金融科技公司控制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提高。金融科技公司无法吸收公众存款,但是类似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则突破了存款的限制。虽然P2P还存在诸多问题,但P2P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了金融的普惠制,是对金融的一次革命。通过科技解决信息不对称、控制风险,这是未来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化的核心逻辑。

睿智合创科技董事、执行副总裁王玉海:金融科技以基础设施和打破信息非对称、信息孤岛的技术促进传统金融变革

王玉海针对一些他认为还有待商榷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金融科技是指以基础设施和打破信息非对称、信息孤岛的技术层面的金融科技,新金融并没有脱离金融的本质,未改变借贷关系,改变的是效率和手段。

新金融之所以在中国取得大发展,来源于监管红利、政策导向和法制相对空缺,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移动支付的背后其实是银行信用卡等的服务支撑。

他提出了“农村金融是否为一个真实概念?”“农村金融和农业人口的金融是否为同一个概念?”等疑问。他认为普惠金融的推动有其政策导向的原因,传统银行的道路还很长。

农银投资董事长姜海洋:未来银行需要传统银行的信用基础加金融科技的支撑

长期身处银行业内部的姜海洋亦分享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传统银行的瓶颈,主要归因于传统经营的短期化和功利主义。他追忆起2007年、2008年时,自己曾参与农行股改,当时的银行业的目标是向西方的先进银行学习,提高运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但沿着传统银行的方向行至今日,所有原有的驱动因素都在面临调整。普惠金融是传统银行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传统银行跟科技金融到底如何把握?与王玉海的观点一致,姜海洋也认为腾讯、阿里等新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法律监管所提供的空间;同时,传统银行也在幕后提供服务。科技金融的合理性是基于政府的宽容与传统银行的支撑。而对于传统银行来讲,其始终没有找好科技领域的发力点。

第三,下一步未来的银行往哪去?姜海洋认为,传统银行至今支撑着国家和社会基础的信用体系,并且所有人都要拥抱金融科技,相互配合,融合前进。传统银行的信用基础加上金融科技的支撑,围绕实体经济去做文章,未来的银行一定会走得更远。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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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金融拓展看中国银行业之变局

在移动支付、货币基金和线上消费贷款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传统银行忽视的关键市场——农村金融市场。

文|中信出版墨菲图书

在由南开金融科技委员会与中信出版·墨菲联合主办的“允能新金融读书会”第一期活动上,银行战略专家、南开大学校友刘兴赛博士为大家做了题为“从农村金融拓展看中国银行业之变局”的主题演讲。

凤凰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杉,睿智合创科技董事、执行副总裁王玉海,农银投资董事长姜海洋随后进行点评发言,与刘兴赛共同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关于中国银行业发展转型的观点碰撞和精彩对话。

刘兴赛:中国银行业的“柯达时刻”正在到来

“人们总是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低估未来十年的变革。”

刘兴赛以比尔·盖茨关于人们对未来认知的这句经典语录开篇,揭示了未来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未来战略的重要意义。

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很多新现象和新挑战。动辄二位数的利润增长似乎是昨日黄花,习以为常的百分之十几的资本充足率开始向20%进发。银行工作似乎越来越忙,但银行内部的效率却越来越低。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不断加速,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科技巨头跨界金融所形成的新金融主体,携持全新的经营形态,展现出不同于传统银行的战略视野和战略逻辑。对此,传统银行惟有通过推进战略转型来加以应对,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变局似乎在酝酿。

熊彼特提出的现代创新理论揭示了创新对既有行业及其主体的破坏性影响,“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创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

铁路的建设意味着对驿路马车的颠覆,但铁路的建设并不是由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去执行。刘兴赛深以为然,并以柯达公司衰败的经典案例为该理论做注脚。作为感光界的王者,自1888年第一部柯达照相机上市开始,柯达曾延续上百年的辉煌。然而在20世纪末,由于战略上的一再迟疑,柯达错失了数码转型的历史时机,就这样,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的柯达反而为数码时代所抛弃。

无独有偶,近年来,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加速,行业主导性企业战略抉择的“柯达时刻”和类似柯达的例子不断在商业世界上演,远有诺基亚手机的陨落,近有国内网络订餐行业对方便面行业的冲击。那么,中国银行业是否也已经到了面临颠覆性创新而需要进行战略抉择的柯达时刻呢?

刘兴赛抛出了这一疑问,并从理论逻辑与实证经验两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就理论逻辑而言,克里斯坦森曾根据企业衰亡的大量现实总结出“颠覆性创新理论”,描述了新技术——革命性变革——对传统行业具有优势地位公司的影响及其路径。传统行业的领先者往往关注利润的最大化,服务于行业内最优质的客户,持续创新,在现有的框架内不断推动创业公司的发展,但恰恰是这一战略为颠覆性新技术埋葬它们打开了大门。当新的技术主体以颠覆性创新锁定低端消费者或全新消费群体时,全新的技术会带来全新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从外围市场颠覆整个行业的发展。

而从近年来中国科技巨头跨界金融的实证经验来看,无论是余额宝的横空出世,还是支付宝、微信在移动支付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似乎也都印证了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带来的影响。不过从客观上来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频频爆雷,国家也对其加大整治,新型主体对传统银行的颠覆还只是虚惊一场。

那么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战略管理而言,什么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呢?刘兴赛认为,在移动支付、货币基金和线上消费贷款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传统银行忽视的关键市场——农村金融市场。

当前,国家战略、政策为农村金融拓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2008年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17年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从城市的角度看待农村的发展,把农村的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轨道上,那么第三个阶段则更强调当地产业的驻地性发展。

基于这一背景,刘兴赛从服务体系、市场规模和信用体系三方面介绍了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同时指出农村金融服务现存的三大问题:金融产品供给不足、金融教育普及不足、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由于缺乏一个商业可行的信用生态体系,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现代经济主体,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农业生产风险大,产业化程度低,运营成本高。

接下来,刘兴赛介绍了农村金融的三种传统竞争格局及主要业务模式:县域、政府客户、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是重要领域;“县城以下、普通农户、农业生产”等领域,相关主体面临着自身经营绩效的挑战;资金转移、存款竞争是农村金融竞争的核心。

农信社在“三社”融合中亦进行了诸多金融探索,涵盖三社融合的管理与服务体系、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等领域。同时,农行农村金融致力于转型创新,其核心是政策支持下的三农事业部改革,分为传统业务升级、电商与金融融合和大数据线上产品等三个方面。建行则通过产品和渠道创新进军农村市场,其两款关键性的产品是裕农通和民工惠。而另一方面,蚂蚁金服则打造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开拓农村市场的战略体系,涉及电商下乡、智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熟人辅导和风控等四个要素,从而推动合伙人队伍、物流体系、电商人才培养以及科技赋能的构建。

由此可见,新主体、新模式已经快速被引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传统银行业农村金融市场的宁静正在被打破。农村金融市场会是传统银行第二个滑铁卢吗?没有清晰农村战略的大型银行还是一家好银行吗?刘兴赛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回答。

首先,传统金融与新金融主要存在四方面差异:第一,传统金融没有清晰的农村战略,而新金融施行“电商下乡+普惠金融”“智慧县域+普惠金融”等农村普惠金融战略;第二,传统金融体现的是一种城市金融的农村化,而新金融则注重短期绩效长期发展融合;第三,传统金融施行“有电商无物流;电商与金融分割;线上与线下分割;重业务发展,轻环境建设”的分散创新,而新金融施行电商与物流、电商与金融、线上与线下、平台搭建与环境建设、业务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整合创新;第四,传统金融采用传统获客、一对一发展的策略,而新金融是G端获客,可复制性强。综上,传统金融存在信用风险大、运营成本高、信用环境缺失、生态不完善等劣势。

没有清晰农村战略的大型银行仍旧可以是一家好银行,但前提是必须要明确农村金融市场对于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第一,农村金融战略价值凸显,它不仅是速度与规模兼具的潜力增量市场,并且脱媒程度低,是未来低成本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还是城市金融客户与业务主要的增长来源,因此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说,农村客户将来会成为城市客户;第二,农村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收入和消费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型经营主体亦大量涌现,并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信用环境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改善;第三,主要金融主体展开暗战,例如传统主体中的农行、邮储、信用社和农商行,新型大型主体中的蚂蚁金服、建行,产业系的大北农、新希望,以及互金系的分期平台等。

刘兴赛提醒我们,正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所言,颠覆性创新的首当其冲者更多的是行业的主导者,就银行而言,就是大型银行。倘若离开农村金融市场所带来的资源与业务增长,传统银行,尤其是当前在战略资源占有上占有优势的大型银行,将丧失自身在行业生态中的既有地位,在未来的银行体系中就只能扮演局部领域的特色化银行的角色。

面对柯达时刻的到来,中国银行业该如何应对?战略转型是否能带给传统银行全部的未来?刘兴赛从中国银行业战略演进的历史逻辑、战略管理的现实逻辑出发,分析了来自新金融主体的战略威胁与即将到来的新不对称竞争,从而描绘出第三次银行革命与未来银行图景,由此诞生中国银行业战略管理的框架和基点。

在经历过本体业务和功能的蓝海时代、体外扩张的蓝海时代、从外延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转折时代以后,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新蓝海时代,即业务范围扩张重新启动,推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服务,高度依赖金融科技。而当前现实中,中国银行业的主流战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新零售战略与大投行、大资管战略;二是社区银行战略与交易银行战略;三是轻型化战略与集约化战略;四是金融科技战略与金融科技银行战略。

对比阿里、蚂蚁金服等新金融主体的行业生态战略,可以发现,传统银行的目标是“做好一家银行”,而新金融主体则要“启动一个行业”。在资源整合、模式复制与互联网效应的推动下,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银行业的图景——其一,由于互联网巨头占据了平台场景和流量入口优势,享有占有统治地位的移动支付平台,引致资源来源和资金成本优势。其二,互联网巨头自建征信基础设施,从而在征信信息领域对传统银行形成竞争优势。其三,互联网基因、分布式的IT架构,让互联网金融具有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以及敏捷交付能力,从而使互联网巨头在产品创新以及客户体验提升上形成竞争优势。其四,互联网巨头目前进入的主要是非传统的蓝海市场,尽管需要进行系统的商业模式创新,但市场潜力巨大,极具成长性。

谈及第三次银行革命和未来银行,刘兴赛认为,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与特定的市场行为逻辑、机构属性、经营形态、客户结构、服务与运营模式、组织体系、IT架构相融合,通过银行的科技化和科技公司化全方位地重塑着银行业。相对于中国银行业既有的体系,这是一套全新的逻辑和框架。如果把现代经营理论的完善、现代公司体系的建立作为银行的第一次革命,把国家对银行的监管及其不断完善看作是银行的第二次革命,那么,银行发展的科技化、科技公司化无疑是银行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未来银行将注重价值属性的拓展,具有经营形态的改变、服务及运营方式的发展、创新创业组织培育及客户结构变迁四点基本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描绘出未来银行的行业图景:一方面,功能分化是银行个体间新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平台生态成为未来银行间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形式。

刘兴赛指出,中国银行业亟需肩负起重新改变自身战略体系与架构的历史使命,未来银行的战略管理要把推进战略转型和拥抱新金融逻辑有机融合在一起。要把在未来银行的战略视野里迎接时代的挑战、拥抱新金融逻辑、推进战略转型作为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把明确自身生态角色,争夺客户、资金、数据这三类战略性资源作为战略制定的基点。具体对策如下:

首先,调整经营结构重心。一是零售银行发展。二是交易银行发展。三是地区战略的差异化调整。四是从政府、高端客户到普惠客户体系。

其次,决战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是聚焦关键资源的市场占有率。二是解决渠道发展与产品和服务创新的二元分割问题。三是加快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构建。四是通过介入公共服务为金融服务提供战略性入口。

再次,推进银行的科技化。一是推进IT基础设施与金融科技时代的对接。二是打造技术和数据支撑的核心技术能力。三是推动金融科技与业务、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

最后,推进银行的科技公司化。一是推动银行员工结构的调整。二是推动创新创业体系构建。三是敏捷交付体系构建。四是组织与流程再造。

凤凰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杉:金融科技公司化是未来银行的核心

刘杉指出,要关注信息的问题。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而风险的基础就是信息。银行的产生,正是一定程度解决了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所谓融资的透明化,也是基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首先需要解决信息的问题,从而控制风险。

他认为银行变革的逻辑,是依循了新金融成长的逻辑。金融的科技革命促使银行发生变革,最重要的就是从传统的批发性银行向更注重普惠金融的零售性银行发展。

谈及农村普惠金融,他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刘兴赛的观点:农村的确是普惠金融的一个方面,但农村金融也存在着信用低、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驻地性同样会给农村的信贷问题带来风险。他提及1998年自己在深圳民生银行工作时广东出现的信用社危机,不良资产导致了信用社破产,由此认为,从城市角度而言,任何金融机构一定首选更优质的客户。

刘杉点评道:“金融科技公司化是未来银行的核心。”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征信方式发生了改变,金融科技公司控制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提高。金融科技公司无法吸收公众存款,但是类似余额宝等理财产品则突破了存款的限制。虽然P2P还存在诸多问题,但P2P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带来了金融的普惠制,是对金融的一次革命。通过科技解决信息不对称、控制风险,这是未来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化的核心逻辑。

睿智合创科技董事、执行副总裁王玉海:金融科技以基础设施和打破信息非对称、信息孤岛的技术促进传统金融变革

王玉海针对一些他认为还有待商榷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金融科技是指以基础设施和打破信息非对称、信息孤岛的技术层面的金融科技,新金融并没有脱离金融的本质,未改变借贷关系,改变的是效率和手段。

新金融之所以在中国取得大发展,来源于监管红利、政策导向和法制相对空缺,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移动支付的背后其实是银行信用卡等的服务支撑。

他提出了“农村金融是否为一个真实概念?”“农村金融和农业人口的金融是否为同一个概念?”等疑问。他认为普惠金融的推动有其政策导向的原因,传统银行的道路还很长。

农银投资董事长姜海洋:未来银行需要传统银行的信用基础加金融科技的支撑

长期身处银行业内部的姜海洋亦分享了自己的三个观点。

第一,传统银行的瓶颈,主要归因于传统经营的短期化和功利主义。他追忆起2007年、2008年时,自己曾参与农行股改,当时的银行业的目标是向西方的先进银行学习,提高运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但沿着传统银行的方向行至今日,所有原有的驱动因素都在面临调整。普惠金融是传统银行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传统银行跟科技金融到底如何把握?与王玉海的观点一致,姜海洋也认为腾讯、阿里等新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法律监管所提供的空间;同时,传统银行也在幕后提供服务。科技金融的合理性是基于政府的宽容与传统银行的支撑。而对于传统银行来讲,其始终没有找好科技领域的发力点。

第三,下一步未来的银行往哪去?姜海洋认为,传统银行至今支撑着国家和社会基础的信用体系,并且所有人都要拥抱金融科技,相互配合,融合前进。传统银行的信用基础加上金融科技的支撑,围绕实体经济去做文章,未来的银行一定会走得更远。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