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责编｜马蓉蓉

每个人一部手机，你可以玩游戏、聊天、看电影，只要你在教室里不出去。老师坐在讲台前，唯一的任务就是负责让这些学生安静地坐在教室里。

5月，河北省的一所职业中学出现这样的场景。这些学生来自各个初中被“分流”出来的孩子，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这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会提前到职校报到，尽管这种做法屡遭诟病，但“分流”学生并不只在河北一地出现。

4月，菏泽一家中学被曝不让差生参加中考后，山东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严禁强制初三学生分流，剥夺学生中考权利。此前，家长吐槽东明县万福中学不让学习差的初三学生参加中考，这部分学生被“分流”回家。

不过，这种情况或将得到改变。

11月中旬，教育部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有关进展情况通气会。会上提到，《义务教育学校评价指标》目前正在制定中，教育部明确要求，升学率一项不再作为考评学校和教师的指标，从指标体系中删除。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让升学率指标彻底淡出，首先应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类型而非层次，给予其和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不破除“唯学历论”，就会仍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发展教育。 

强制分流成常态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88.8%，我国很多省市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例已经达到95%以上，部分省市已经接近100%。初中毕业不存在进一步求学的难题。

可是，为什么家长认为中考竞争比高考还激烈，而且压力极大呢?

熊丙奇认为，原因在于中考将对学生进行“分流”。

他介绍，按全国的平均比例，将有40%初中毕业生“分流”进中职(2018年，中职招生占高中阶段招生的比例为41.27%)，而“分流”被家长认为是“分层”，如果中考“分流”变“分层”的问题不解决，取消对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升学率考核，并不能有效减轻学生的中考压力以及家长的焦虑。

不论成绩好坏，参加中考都是学生不容侵犯的权利，但因为成绩差被限制参加中考并非个案。多名不同地区的网友均表示有过类似经历。

有网友表示，为了避免差生拖后腿，在中考前两个月，有的老师会直接劝说学生不要参加中考，有的则让学生在报考环节就放弃。

河北省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罗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初中阶段确实存在不少“学困生”，他们的成绩差到经常考个位数乃至零分，有时一个人就足以把班级平均分拉低好几分。

“如果能让他们‘主动’放弃中考，既能直接降低管理难度，又能让学校的平均分排名实现跃升，无论是校方还是老师，都会求之不得。”罗文说。

熊丙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升学率指标，主要有普高率、重高率，而这就属于分层性质指标。

他认为，国家要发展职业教育，地方政府却用普高率评价初中办学，用本科率、一本率评价高中办学，结果就导致初中学校为提高普高率，要求部分考不上普高的学生先进中职，将他们排除在普高率统计之外，而家长则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中考这一环节就掉队。 

遭遇“执行难” 

不以升学率论英雄的相关要求一以贯之，但以升学率评价学校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其实早在十年前，教育部就曾出台《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绩效工资分配的主要依据，要求将师德作为绩效考核内容的首位，不得把升学率作为教师绩效考核指标。

同年，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不以升学率对学校排队，不以考试成绩对学生排名。

但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罗文介绍，除了升学率，还衍生出高中阶段“唯一本率”“唯清北”等情况。

罗文还记得，十年前，教育部提到不得把升学率作为教师考核指标的时候，学校曾经推行过不公布成绩、不公布排名的做法，不过随即就收到了学生家长的投诉。

“家长认为只有排名才能看出孩子的真实情况。”罗文说，在遭到投诉之后，学校不得不恢复了公布排名的做法。

同时，罗文所在的学校近年来也在不断改革对教师的评价体系，比如，模仿新东方的教师评价机制，在学期末让学生为老师打分。不过这种评价体系也很快遭遇“难产”。

“学生更喜欢年轻的老师，打分往往很高，但是这些老师的教课成绩不一定高。”罗文说，这就导致很多老教师对此不满。学校不得不恢复了之前以成绩为主的教师评价方法。

同时，高考奖励制度，也是在取消升学率评价后随即要取消的制度。

高考奖励制度，一度能极大地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提高高考升学率的影响很大。

以罗文所在的学校为例，本学年完成指标(不低于上年上线人数比)高三教师人均8000元，在完成指标的基础上，每有一名同学被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录取再追加8000元……

有业内人士介绍，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前，每所学校都在实施这项制度。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很多学校取消了这一制度，取消高考教师奖励制度的学校，高考升学率受到了很大影响。

罗文和同事们也认为，没有教师奖励制度，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也是头疼的事。

“教师工作积极上不来，高考成绩就上不去，学校的社会声誉就会下滑，直接影响学校今后的发展。”她介绍。

“不论从文件还是制度上，取消升学率都是一件好事，可是真正到落实上，因为观念以及大环境的影响，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罗文感慨。 

职业教育类型化或能解决 

熊丙奇认为，要让升学率指标彻底淡出，首先应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类型而非层次，给予其和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这是为什么要破除“唯学历论”。

如果地方政府依旧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层次，以更多学生进高层次学校接受教育作为对教育质量的评价，那纸面上的指标没有了，在具体评价中，还会就看升学率。

同时，如果不改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地位和形象，就是地方政府不再考核学校的升学率，家长和社会舆论也会关注，并通过制造舆情给学校办学施加压力。不过，这种情况也正在得到改善。

年初，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启动实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和“1+X”(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改革等两项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办学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类型教育转变。

《方案》提到，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同时，《方案》明确，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熊丙奇认为，取消升学率指标，是正确的选择，初中毕业生进普高和中职，高中毕业生进本科还是高职，对地方政府来说，这应该完全一样，这才有利于各类教育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