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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建国家文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来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文|新旅界 王薪宇

提起国家公园,很多人知道这项制度起源于美国,1872年,美国成立了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新浪潮。

通常在人们的理解中,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然奇观和生态环境,但实际上,美国建立国家公园的行动一开始就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动机”。

美国国家公园的双重意义

作为新大陆,美国独立后一方面接续旧大陆的文化,另一方面和旧大陆相互鄙视。在欧洲人眼里,美国是一片荒蛮之地,粗野简陋,文化沙漠,欧洲人为其数千年的文明积淀、宏伟的城堡、庄严的教堂和精美优雅艺术而骄傲。

但在美国的清教徒移民们看来,宏伟城堡、大教堂是封建领主和神权压迫的象征,精美艺术是腐朽贵族的奢侈趣味。美国的文化精英们寻求建立自己的文化符号,和旧欧洲区别开来,并以此凝聚新大陆人民形成“国家共识”。

荒野是新大陆上显著有别于欧洲的特色,美国的荒野广袤无边,象征着辽阔和自由,没有压迫、充满机遇。讴歌荒野、敬畏荒野,成为美国的文学传统,如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悬挂于美国国会大厦的著名油画《黄石大峡谷》。

当时美国地广人稀,地价低至10美元64公顷,吸引大批移民拓荒,形成一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小农场主。据统计,高峰时间美国中小农场家庭占总人口比例约80%。由于政府力量薄弱,这批农场主自己解决生产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自己组织生产,自己持枪保卫自己,万事不求政府,也不需向联邦政府缴税。由此,美国人形成了独立、开拓和自信的民族性格。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例如美国对私有财产权的绝对尊重,源于拓荒时代个人或家庭财富全靠自己打拼,政府或其他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无权染指;美国人对持枪自由的迷之坚持,源于当时地广人稀、治安力量薄弱,枪是公民自我保护的最大仰赖,进而带来自信和权利感;美国人的弱中央、强地方的自治模式,也是拓荒时期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不受联邦政府管辖,联邦政府大可关门停摆,公民自己选举的社区委员会、县政府、州政府管理绝大部分事务。

崇尚自由、个人主义和基层自治,是荒野和拓荒直接塑造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性格。美国的精英们深知这一点,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讨论荒野对美国文化、道德和国家自豪感的本质性影响。随着美国的西进运动,荒野急剧缩减,1872年美国政府颁布《黄石国家公园法》,开始着手保护荒野。

当时尚没有现代旅游业,也没有环保主义思潮,美国保护荒野的动机绝大部分出于文化和审美的自觉。此后保护荒野的意识和行动进一步增强,时至今日,美国国家公园80%的土地实际上是荒野,并颁布有《荒野法》,全国有760处国家荒野区,不少荒野都保留了拓荒时期的历史遗迹。

因此,美国的国家公园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保护自然生态,又是保护国家文化符号。相比之下,中国当前的国家公园,如三江源、东北虎豹保护基地、祁连山、大熊猫保护基地、神农架等,主要意义是保护自然生态和动植物多样性,并不具备多少文化上的意义,也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国家共识和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在国家公园之外,另行建设一套国家文化公园。首批国家文化公园选择长城、大运河和长征,也有着深刻的原因。中国建立国家的过程和美国完全不同,也因此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性格。美国人独立、自由、不信任政府,而中国人崇尚秩序、强调集体,并且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中国的文化基因

形成这种差异,源于中华民族的性格诞生于集体劳动和公众工程。中国的农业文明诞生之初,面临两大挑战,战争和生产。当时农业文明脱胎于狩猎文明,但狩猎文明并非自然转化为农业文明,而是双方在同一片土地上激烈的竞争,农业文明通过修建城郭抵御对手,并且集体开荒提高生产,储存粮食,相比居无定所、无法储存粮食的狩猎文明更稳定,因而更有优势,逐渐将狩猎文明驱逐、消灭和同化。修建城郭、组织生产、兴修水利,都需要集体劳动,需要高度的组织化和秩序。后续,农业文明不同团体之间彼此斗争,竞争压力进一步升级,公共工程和集体劳作更加复杂,组织化和集体秩序进一步强化。《诗经》中大量脍炙人口的篇章,其实就是集体劳作和行军的口号。

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这种大规模组织能力发挥到极致,修建宏伟的长城抵御外族,大规模兴修水利提高生产。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和水利设施高度相关,水利越发达,粮食产量产出越多,供养的人口越多,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远多于欧洲,正是由于中国发达的水利设施和农业技术水平。

由于农业发达,导致人口增多,又进一步要求提高农业产量,因此中国人将农业精耕细作发挥到了极致,农业生产管理及其精细,例如费孝通《江村经济》中描述,当地村民的水田,共享一套水利灌溉设施,构成了“灌溉共同体”,336亩土地为一“堇”,一“堇”有15架水车,每架水车有一个小队,每队有一个队长,15队有一个总管理者统筹安排,需要灌溉和排水的时候,总管理向15个队长发号施令,队长再组织小组成员轮流劳动。小组之间亲密无间、互帮互助。有时为了赶时节,不分田是你的我的,共同耕作。

这样配合紧密、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劳动方式不可能诞生出来个人主义的文化氛围,也不可能出现怀疑集体、怀疑组织的国民性格,更不可能产生私有财产权绝对不容侵犯的观念。唯有对集体力量的信任和对秩序的遵从。

集体劳动不仅实实在在的提高了生产能力,还加深了成员彼此之间的感情链接,以及集体对各成员命运的关怀和义务,邻里、亲族、乡党互帮互助承担了社会保险的功能。中国古代以儒家为根本价值观,并不是源于皇帝和朝廷的大力推行,而是儒家强调的秩序和道德观,和中国集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最为契合。

可以说中国诞生于“集体”,这种“集体”的影响至今仍然强大,例如我们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目光长远的发展计划,惠及全民的各项公共设施,不放弃任何一个国民的全面脱贫计划,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长城和大运河绵延千万里,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集体工程,又是集体力量的最佳展示,同时串联东西和南北,是中国重要的国家象征,将其作为国家文化公园,最能揭示国民性格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长征作为另一个国家文化公园,清晰的展示共和国诞生的过程,也展示了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坚韧和不屈不挠,这也是一个集体缔造的奇迹。

只有真正了解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存在显著不同,才能真正建立文化自信。当今,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民族自豪感空前提升,一些人急切的对比中国那些方面优于国外,总结了网购、高铁、5G、手机支付、共享单车等多项世界领先的成就。但其实一个民族真正的自信,不是建立在眼前的成就上,也不需要对比,对比之后发现自己领先才相信也不叫自信。

民族自信必须建立在对本民族历史的高度认可至上,对传统的自豪感之上,哪怕眼前有所落后,也高度信任自身的文化,这才是民族自信。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阐述我们国家和民族诞生的过程,了解我们的先民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才会深刻的爱上这片土地和人民,爱上我们自己的文化。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来说,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过去,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各地将旅游资源作为创收工具,将旅游产业作为经济产业。事实上,旅游,尤其是游览国家名山大川、历史古迹的旅游,具有培育爱国情怀、凝聚国家共识、激发民族自信的作用,应是国家提供给国民的福利,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用国家财政将本国这类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养起来,以国家公园、历史公园等方式开放给国民。

如今,中国也具备了这样的经济实力,也将贯彻这样的方针。过去,中国的旅游业是“买卖”,想看本国的神奇山水?交钱吧。想看老祖宗遗留的宝贝?交钱吧。想更深刻理解本国和本民族?交钱吧。

今后,随着这一批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旅游业一大部分将变成公益事业:我们国家有令人自豪的壮丽山水的厚重文化,快出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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