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鑫

编辑 | 翟星理

二审改判

这场历时6年的判决结果来得虽然有些迟，但总体上好过被告人们的预期，至少，法庭明确他们卖的不是“假药”。

2020年6月2日，备受瞩目的江苏省连云港“药神案”有了新进展。当天，江苏省高院对林永祥等15名被告人做出二审判决，将一审认定的“销售假药罪”变更为“非法经营罪”。15名一审被告人中，除曹旋昌被判无罪外，其他14人被认定犯非法经营罪，刑罚均较一审有所减轻，其中两人被免于刑事处罚，其中第一被告人林永祥的刑期由六年三个月改判为五年。

据官方通报，2011年至2014年7月间，林永祥等15人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通过境外人员或向他人购进“吉非替尼”“甲磺酸伊马替尼”“盐酸埃罗替尼”等药品，通过网络或到医院向医生、患者推销等方式，非法在中国内地销售。上述药品外包装均未标示进口药品注册证号，外包装、标签及说明书无中文标识，属于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此案被称为连云港“药神”案。

二审判决后，去年已经取保候审的林永祥买好了第二天一早返回南京的机票，准备去连云港公安局取回回乡证，计划等到6月7日香港取消内地抵港的检疫令后，就返回香港的家看看。

然而他还需要等待，由于疫情的原因，香港“封关期”延长一个月，他的归家之路只能跟着延期，他叹息说，“我至少已有12年不在香港了”。

去年12月，随着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正式实施，林永祥取保候审。由于案件未结和疫情缘故，他先后在南京和深圳租房居住等待二审结果。

取保候审前，这个香港商人已经在连云港看守所被羁押了5年5个月5天，已超出了二审判决的5年刑期，所以接下来，他不用再服刑期。

取保候审

经过重重大门后，被关押了1983天的林永祥终于走出连云港看守所。此时，他已经63岁了。五年半来第一次照镜子，他看到自己眉毛已变白，神情略显沉重，感慨自己“真的老了”。

2019年12月5日这一天，连云港“药神”案其他最后5名被告人也取保候审，相继走出看守所。他们放了一串鞭炮庆祝。

在看守所里，香港人和老年人的身份让林永祥得到了管教的特别关照，擅长算卦和看相也让他收获更多人缘。林永祥在公安局外等候领取物品时，趴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将号友写在棉质号服外套里的电话号码抄在纸上。随后，这件已经霉变的灰色号服被他扔进垃圾桶，并向前来采访他的记者借了手机逐一联系号友们的亲友。

当晚凌晨3点，林永祥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在律师的手机上看完了电影《我不是药神》。天刚破晓，他试着入睡，但由于适应了看守所坚硬的木板床，反而有些不习惯酒店的柔软床铺。

自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凡是涉及印度仿制药的案件，往往被冠以“药神”案之称，但林永祥认为他的故事与“药神”并不一样 。

“我没有直接卖药，也没有跟病人直接接触。我知道他们买不起原厂药，这些药又便宜又有效，但所有的定价、客户都和我没关系。”林永祥说。

一审判决书显示，2013年初至2014年7月，印度人ANKIT将药品发至香港，林永祥主要负责联系水货客将药品从香港带到深圳，收取3美元/瓶的劳务费，再经由深圳快递到全国各地，向被告人韩某、李某、王蜂、何永高、曹旋昌销售抗癌药共计350万余元。

林永祥后悔接下这单“生意”，但认为自己没有卖“假药”，“印度人跟我说，卖这个药如果被抓，也只是罚个款。”但后来的遭遇让他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一号被告人

林永祥被连云港警方带走调查是在2014年6月30日。当天，他从罗湖关口过关来到深圳，办完公事后到他女朋友处吃晚饭。他后来得知，“从香港人那里拿药”的消息是何永高透露的，连云港警方根据银行交易记录锁定了他这名“上线”，并把他列为该案的一号被告人。

根据当时的相关法律，未经批准生产、进口并进行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在面对警方的多次问讯中，林永祥强调自己只是从犯角色，他相信案件不出半年便有结果。如果能够顺利被判无罪或者三年以下缓刑，他就可以回香港过春节了。

然而，“坏消息”却接踵而至。2014年7月，连云港市新浦区与海州区合并，鉴于第一被告人林永祥是香港人，且该案在当地有重大影响，这起案件也由海州区检察院报请连云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向连云港市中院提起公诉。

2014年11月，最高法、最高检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认定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刑法》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听闻这个消息，坐在会见室的林永祥一瞬间身体僵硬了，身体向后靠在了椅子上，大脑一片空白。

他曾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1994年沃尔玛初入香港时，他是首位市场营销经理，曾分管沃尔玛开在华南的首家商店，却在20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被裁员。

随后，林永祥的生意辗转跨国汽车用品公司、快印公司，2003年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2011年，林永祥开始接触药品生意。在他看来，做药品市场几乎没有风险，“只要药好，患者就会一直用，你不需要去应酬客户。”

在全球肿瘤药品市场中，中国占最大的份额。《2019中国最新癌症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数约为392.9万例，较2014年增加12.5万，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中国是全球肺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肺癌同样位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第一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易瑞沙和特罗凯，也是林永祥等人涉案的主要抗癌药。

因此，当印度人ANKIT2013年从香港卫生署网站上找到林永祥的联系方式联系他，并希望他能帮忙中转药品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林永祥的认知中，代购印度药跟代购奶粉并无太大差别，只是超数量携带在海关被查到后，需要缴纳数倍的惩罚性关税。林永祥曾有两单货被海关截获，最终由ANKIT如约承担罚款而放行。

客户都是印度人联系好的。林永祥在香港收到货后，再雇人将货运进深圳，然后再从深圳发往全国各地的患者手中。

林永祥解释称， 由于印度药大量发往内地海关容易被查获，而他在香港具有合法药品进出口资质，替印度人规避了中间不合法的风险。此外，内地客户直接汇款至印度也受到外汇管制，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贸易流动相对便捷。待他收到货款后，再将顾客的人民币汇款通过地下钱庄换成美元，直接打给ANKIT，他从每盒中扣除3美元的服务费。

“能帮助人，又对我有利，干嘛不做？”林永祥说，如果能帮忙中转这些药，印度人就会让他做印度药在香港的独家代理商。

希望改判无罪

林永祥被羁押近一年后，该案于2015年4月一审开庭。

在法庭上，多位当事人对销售金额提起异议。比如林永祥与李某的交易金额中，有30多万元是林永祥帮其代购冬虫夏草，有60万元是林永祥借钱给女朋友买房，应当扣除。这则对林永祥案件有利的陈述，却成为他与香港的家人之间最大的裂痕。

他和妻子的婚姻已经走过了30多年，但当妻子得知他在内地出轨后，再没带女儿来看望过他。妻子说，等他回香港后签署离婚协议。林永祥原本希望，能够尽快回到香港弥补与家人的关系。

但他没想到，案件的审理持续了漫长的时间。

一审中，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应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上述按假药论处的药品属于生产、销售假药罪中所称“假药”。被告人林永祥等人明知在国内不得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为牟利而对外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

法院还认为，考虑到各被告人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药品主观恶性不深，尚无证据证明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2018年8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销售假药罪分别对林永祥等11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林永祥获刑时间最长，6年3个月。另有一人被判处缓刑，三人免于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及其家属很快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极力主张上诉，一边是劝说大家接受案件结果，好早点去监狱减刑，甚至恳请律师让林永祥撤诉。

林永祥有些为难，担心上诉会影响案件进展。在会见中，他对葛绍山的称呼突然从“小葛”变成了“葛律师”，说自己考虑再三决定不上诉，后来又专门写信向葛绍山表达这些年的感谢。

最终，何永高的一通电话改变了林永祥的想法。何永高刑满后托人转告林永祥，他的上诉状已经在寄往连云港中院，让林永祥一定要上诉到底。林永祥签署了上诉状，最终，15名被告人中的7人提出上诉。

2019年5月20日，该案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林永祥等人的辩护律师出庭进行无罪辩护。林永祥在法庭上辩称，其在香港拥有合法进出口药品的资质，其行为完全是出于对内地癌症患者的帮助，出于对内地法律的不了解才触犯法律。公诉方则强调销售印度药行为带来的潜在的危害性和隐患。

随着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12月1日正式施行，销售印度仿制抗癌药的行为也不再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

根据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生产、进口药品，处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该条同时规定，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律师葛绍山第一时间将新法修订的消息告诉了林永祥，他只是淡淡地说道“我已经在里面关了5年，就算新法判我无罪，也无法弥补对我的影响了。”

法律的修订还是带来了好的改变，新法正式施行5天后，林永祥和其他被告取保候审。

面对新的二审判决，林永祥并不满意。虽然罪名有所改变，但他不希望这个罪名成为自己人生的污点。二审判决后，他和律师葛绍山决定，接下来会提起申诉和申请国家赔偿，他希望能改判无罪。

“我不希望人生留下一个有罪的污点。”但他也承认“非法经营”的事实，“药确实没有申报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