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去年撰文涉嫌影射李显龙总理挪用国家公积金存款，34岁的鄞义林(Roy Ngerng)成了第一位被新加坡总理以诽谤罪带上法庭的博客作者。

他一直质疑由政府隐秘管理的这笔来自工薪阶层储蓄的百十亿美元投资基金的去向，这让政府感到尴尬不已。

7月，李显龙总理鲜有的亲身来到法院应讯。他的律师称，鄞义林要就其诽谤一事对总理赔偿超过40万新加坡元（约合28.2万美元）。

Quartz记者Gwynn Guilford撰文称，经营新加坡的“李家王朝”一直对批评的声音过于敏感。就像李光耀一样，他的儿子李显龙总理和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都有以诽谤罪名控诉“诋毁者”的习惯。

鄞义林之前，还有一长串名单的反对党政客、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漫画家因讨论令人民行动党难堪的话题遭受攻击。然而，在他和其他博客作者把公积金问题带到聚光灯下后，新加坡人已经开始对政府问同样的问题并表示抗议。

他们想要知道，为何自己支付了被要求缴纳的大笔工资，却在退休后面临养老金支付不足；为何政府用这笔基金投资，但新加坡人获得的养老金回报率却低于政府投资回报；以及，为何这项由总理牵头的国家投资基金不愿公布详细数据。

假如平息这些疑问是李显龙控诉鄞义林的目的，那么他可能得不到想要的效果。有关公积金问题的争议持续暴露在聚光灯下之际，正值新加坡五年一次的议会选举，这也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第一次大选，同时也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有席位都要去抢占的选举。

在2011年的选举获得史上差距最小的胜利后，人们行动党面临着一个虽然不大，但却实在存在着威胁——他们可能会在1959年首次独立选举以来，第一次失去一党对国家的控制。

几乎没有人怀疑人们行动党会在选举中胜出，但其依然无法浇灭人们心中有关公积金问题的愤愤不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引擎运行不畅，人民行动党著名的财政保守主义正越来越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人们不愿再保持沉默。

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筹资，一直是新加坡面临的棘手问题。出生率下滑、人们的预期寿命变长，导致该国人口正以一个需要警惕的速度走向老龄化。联合国预计，2035年，将有近四分之一的新加坡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届时全球平均水平仅为13%。

新加坡的退休储蓄计划被称为中央公积金制度(CPF)，这是一个始于1955年的强制性储蓄计划。如今，新加坡人将其工资中的约37%（其中21%来自个人，16%来自雇主，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后者最终都会以工资扣除的形式体现）存入公积金账户，这笔钱可以用于医保、购房和教育支出。

尽管新加坡人口正在老龄化，但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下，中央公积金每年的进项仍远大于支出。

政府将这笔基金中的资金交给新加坡两家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管理，后者向中央公积金发行一款“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Special Singapore Government Securities, SSGSs)。截至7月，公积金账户中的资金规模达到2,900亿新加坡元，约为新加坡年GDP的四分之三。

新加坡政府表示，中央公积金用于投资无风险的新加坡政府特别债券。GIC的回报率与CPF账户支付的利息没有关联。GIC使用外汇储备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高风险资产。无论GIC投资表现如何，中央公积金的利率都是固定而无风险的。

新加坡政府称，2008-2009年间，GIC的投资曾出现过亏损，但公积金储户仍会得到2.5%的回报。GIC和淡马锡的回报将通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 NIRC)来补充年度预算（这一财年是81亿新加坡元），用于未来投资，包括教育、科研、医保和环境。

鄞义林从2012年开始写有关公积金的博客。他发现的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是，尽管政府要求国民进行的强制性储蓄占工资比例很高，而GIC的投资回报也很健康，但新加坡的公积金系统仍然无法对退休者提供足够的现金流。

其中一个问题是，承诺给储蓄者的回报率没有考虑通胀。政府承诺为可以提早被支取用于购房和教育的公积金主账户，提供名义上2.5%的年化回报率；为两个稍小的用于医保和退休的账户提供4%的收益率；还为最初存入的6万新加坡元进一步增加1%的收益。

尽管政府报告称，公积金多个账户的平均回报率为4%，但根据中央公积金董事会提供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历史上的平均回报率只有3.6%。当然，如果说3.6%的回报率也还算不错的话，考虑到通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对这个问题的抱怨并不算新奇。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者Mukul Asher说，如果计入通胀，1987年到2011年间公积金的年平均回报率只有1.4%，仅相当于同期GDP年增长率的六分之一。

然而，即便对通胀率进行调整，也无法反映生活成本的快速上升。仅仅两代人的时间，新加坡已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将基础设施、商场、饭店和房地产升级为更豪华的版本已经全面提升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

而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还在对国民取出储蓄金设置越来越高的门槛。政府将其称作“最低存款”(Minimum Sum)，而这个词已成为新加坡人愤怒的来源之一。

最初，政府刚刚设立中央公积金的时候，账户所有者可以在年龄达到55岁的时候取出所有养老储蓄。但后来政府开始担心，鉴于人们的预期寿命变长，人们可能会在有生之年提早用尽储蓄，到头来还是要向政府要求救济。

于是，新加坡政府在1986年引入了“最低存款”门槛，要求每个养老金储户在取现时，至少要保证账户内留有3万新加坡元。政府正是用由此形成的资金池支付人们年过65岁之后每个月的退休金。

现在，“最低存款”的运作方式是，一个新加坡人可以在年满55岁那天从账户中取出5,000新加坡元以及所有“最低存款”以外的储蓄。剩余的储蓄将留在账户中，以一个名为CPF Life的年金保险形式进行投资，在账户所有者正式退休后的每个月发放退休金。

人们的不满情绪之一，来自政府一直稳步提高人们的退休年龄。1986年，在刚刚推出“最低存款”时，人们在60岁时就可以领取每个月的退休金。而现在，1954年以后出生的人，都要等到65岁之后才能领取。

此外，作为针对通胀的调整，政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还一直在稳步上调“最低存款”额度。

2015年，“最低存款”已达16.1万新加坡元。Gwynn Guilford写到，尽管这已是居民工资中位数的约3.5倍，但今年1月时，总理李显龙仍然在Facebook上的一次聊天中对国人说，这“并不算多”。

政府将应对通货膨胀作为上调“最低存款”的原因。在一份回应民众质疑的官方公告中，新加坡政府称，这是必要的，因为“一个在2015年退休的55岁的人与一个在2025年退休的55岁的人所需的实际退休金收入是不一样的。今天的100元和10年后的100元价值是不一样的。”。

然而调查显示，尽管政府持续上调“最低存款”，却并没有为公积金中的存款提供对冲通胀、对冲生活成本上升的保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发现，他们的月收入无法满足生活的需求。

多数老年人都依赖公积金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政府调查发现，对老年人来说，个人存款和来自孩子的供养是比公积金大得多的财务来源。汇丰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新加坡人打算主要依靠现金存款来度过退休生活，而不是养老金。

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继续在暮年留在工作岗位上。

由于新加坡媒体大都为人民行动党持有或保持着紧密联系，在社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并寻求答案的任务就落到了鄞义林这样的博客作者身上。

在他们的努力下，公众对养老金发放不足发出的义愤声音日渐增大。去年7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新加坡人认为公积金没有给出公允的回报率。与移民问题一道，这成为执政党在9月11日议会选举时面对的最富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

作为回应，政府于今年2月宣布了一揽子有利于储户的针对CPF政策的变化。鄞义林说：“去年5月，人民行动党终于公布了他们是如何使用新加坡人的公积金的。之前我们都不知道。”

鄞义林加入革新党团队在宏茂桥选区参加了9月11日的议会选举。他说：“对许多居民来说，他们不是为了我们的对手（行动党）而来接触我们，相反他们很有兴趣想得知我们所宣传的政纲，以及我们究竟想为新加坡人想做什么事。”

“新加坡人在2011年大选出现政治觉醒，2015年大选则展示出政治成长，民众更关注全国议题，认识到我们在国家的分量，以及我们在新加坡如何进步中扮演怎样的重要角色，”他说。

不过在这次大选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最终得到议会89个议席中的83个，表现胜过2011年大选，得票率接近70%。在宏茂桥集选区，由李显龙挂帅的人民行动党得票78.63%，革新党团队得票率为21.37%。

李显龙对选民的支持表示感激。他说，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并誓言和国人合作让新加坡的“明天比今天更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Oh Ei Sun对彭博新闻社表示，大选结果主要反映了在当前全球动荡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新加坡人对稳定和持续性的渴望。

鄞义林说：“人们决定保守投票，表现出了一种‘不是我家后院的事’的综合征：他们想要更多反对的声音，但还没有为因此可能会为自己带来的风险做好准备。人们仍然更希望以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步伐，进行稳定和渐进式的缓慢变革，而不是大规模的改革。”

但鄞义林对《联合早报》表示，尊重国人的决定，他也依旧会以其他方式如在博客上撰文等来为国人发声。他说：“虽然没有赢，而且这次反对党的票数也没有很好，但是我们希望新一届的政府会继续照顾人民，继续关心公积金和外来劳工等事情。”

尽管革新党在角逐两个集选区与一个单选区中全都落选，但该党秘书长肯尼斯呼吁支持者不要灰心。他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称，革新党的竞选宣言显然更杰出 ，团队更有才华、更勇敢，可是他们还需说服更多人支持改变。“躲在一旁评述已不足够，革新党卷土重来由此开始”。

鄞义林说：“我相信，在新加坡，每个人都有权利有尊严而受尊重的活着。我们有责任为别人发声，维护他人的权利，这样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我希望新加坡能够变得更平等，新加坡人可以更放松和快乐，我们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且知道我们的贡献会被人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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