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飞观App

1.叛逆的硅谷，冒险的热土

1957年6月的一天，旧金山的一家豪华酒店里，8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在一张方桌前紧张地交流。他们是当时硅谷有名的肖克利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此时正在密谋一件大事：叛逃

他们想脱离肖克利实验室自己出去创业，原因很简单，虽然贵为“晶体管之父”的肖克利是被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但这对科学研究无比痴狂的人，却在公司经营和管理上一窍不通。他常常粗暴地对待他手下的年轻人，斥责他们为“一无是处的垃圾”。

这八个人中既有未来的仙童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创始人诺伊斯，还有英特尔创始人也是被称为IT行业定律——摩尔定律的提出者戈登·摩尔。这群年轻人中年岁最大的不过是刚过30岁的诺伊斯，他们拿出一张1美元的钞票在桌上签名并依次传递，最终这张钞票上出现了8个人的签名。

日后被肖克利愤怒称为“八叛徒”的8个年轻人正式走向了创业的道路。很多关注硅谷科技史的专家日后将这一天称为“硅谷发展的开端”。因为，随后他们8人创立了赫赫有名的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从仙童公司离开后，诺伊斯和戈登·摩尔还一起创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芯片研发公司——英特尔。

在50时代的美国，这个国家还崇尚着终身雇佣制的工作制度。只要一名员工加入了一家公司，那么他在那里退休也是大概率事件。“择一而终”的职场价值观是包括通用、飞歌、西屋等大公司在内的美国所有公司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也是当时肖克利将他们称之为“八叛徒”的原因。

这样的价值观使工作稳定，员工的职业发展呈线性变化，如果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员工可以按照固定轨迹升职加薪并最终退休。但这样的价值观也永远不会有创新的火花爆发，当这八个人选择背叛既有的职场文化，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时，硅谷日后最为人称道的冒险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仙童半导体日后最为人称道的创新来自于它的批量生产晶体管的技术。天才科学家赫尔尼像变魔术一般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他们首先把具有半导体性质的杂质扩散到高纯度硅片上，然后在掩模上绘好晶体管结构，用照相制版的方法缩小，将结构显影在硅片表面氧化层，再用光刻法去掉不需要的部分。扩散、掩模、照相、光刻……，整个过程叫做平面处理技术，它标志着硅晶体管批量生产的一大飞跃。

但随后母公司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决定以300万美元购买其股权，“八叛逆”每人拥有了价值25万美元的股票。“八叛逆”又离开仙童，开始各自创业。

就像乔布斯后来回忆仙童公司表达的那样，“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从仙童公司出来的创业者中，有日后担任国民半导体公司（NSC）CEO的斯波克，他将NSC从一家亏损企业带到了全美第6大半导体公司；还有原来的销售部主任桑德斯，他带领7位员工创办了高级微型仪器公司（AMD），这家公司日后则成为仅次于英特尔公司的芯片厂商。

8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畅销书《硅谷热》（Silicon Valley Fever）写到：“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还不到24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人才摇篮”毫不为过。

2.中国崛起，硅谷老了吗？

有人总结硅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特质，一个是冒险精神，另一个就是创新能力。过去半个世纪间，硅谷都以一种世界科技创新之都的标签享誉全世界。这里集中了世界上估值最高、利润最丰厚、品牌价值最为巨大的科技创新公司，苹果、Facebook、谷歌等在过去三十年内崛起的巨头似乎再次向世人阐释了一个道理：硅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但事实上，硅谷的创新之都地位正在慢慢转移……

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刊登文章称，中国公司目前已经形成自己的创新系统，正影响着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

美国诸多科技领域的企业家也纷纷表示，中国企业的很多创新正在悄然传播到美国。在互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领域，中国科技公司都处于领导者地位。《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出的全球最聪明的50家公司中，多家知名中国科技公司与西方企业一起名列榜单。在不少领域，甚至中国公司能够独占鳌头。

一名资深的科技观察家表示，未来5年更多的科技创新和发明将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在硅谷。硅谷的一些风投公司甚至表示，中国模式正在被美国公司所复制。

与西方科技公司往往只注重一种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公司往往将触角伸到多个领域。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增加了用户粘性，比模式单一的创新产品更具吸引力。一款IM软件，既可能是社交网络平台，也可能是游戏平台，同时还具备其他功能。现在不少西方科技公司都将中国的产品战略列为参考对象。

英国《经济学人》报指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足够的空间供企业施展拳脚。与欧洲相比中国文化相近，语言统一。与美国相比，这里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好，企业开展业务十分方便。

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对创业公司十分友好。中国消费者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愿意接触自己并不熟悉的品牌。中国公司还在向更深层的科技领域探索，使用世界级的技术比如超级计算、基因编辑。

3.创新的红利：不协调的经济现状

《福布斯》杂志认为，中国式创新是一种“异化”的互联网模式，降低价格，吸引用户。通过产品自身搭载的广告和商品售卖或是游戏来盈利，塑造出“产品+第三方内容+终端”的生态系统。

这个总结十分到位，过往中国真正盈利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无不是采取免费策略，吸引用户注意力，再通过售卖其他品牌的产品和服务收取佣金或抽成。这种商业模式一方面降低了门槛，容易产生独角兽般的造富神话，往往是风险投资的最爱；但另一方面，这种商业模式重视营销的作用，往往忽视产品本身，只能吸引用户一时的注意力，长久来看，用户必然会慢慢离开它。

但国外的公司对待中国企业的创新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对待某些创新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待中国互联网公司频频发力海外却大呼新版的“中国威胁论”。

基于某些原因，那些曾经被中国企业Copy的商业模式，得到了比原版更好的迭代。以至于硅谷的不少公司开始纷纷模仿中国。《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抄写美国的时代过去了，在移动领域，美国已经开始抄袭中国。”

但有观察家表示，硅谷照搬中国模式往往也会无疾而终，这与当年中国公司模仿美国企业一样。拿O2O领域举例，中国的O2O领域诞生出了美团和饿了么这样体量的独角兽公司，但在美国，却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体量的企业。

比起O2O这个行业赛道，互联网+这个更为广泛的崭新概念在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互联网技术与传统行业或产业的交融。在美国，比较类似的是Uber和Airbnb，但美国人认为这是分享经济的概念。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低廉，人员居住密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服务落后，给予这些新兴企业以创业机会。另外，比美国更多的网民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业红利。

这些客观条件，美国都不具备，而这也是被不少观察家称之为民族天赋加成的所在。

总之，互联网+是一个专属于中国市场的红利，它在中国的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行业的不成熟，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来加以改进赋能。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因此这些原本中国薄弱的领域，在美国压根没有互联网企业的生存空间。

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阐述了创新产生的7个原因，其中不协调的经济现状是促成创新产生的重大要素。而敏锐的中国企业则很好的利用了中国产业发展上的先天不足，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后发优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