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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评论】外卖小哥伤人,平台需重新思考“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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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评论】外卖小哥伤人,平台需重新思考“运营效率”

在外卖行业飞速发展过程中,骑手是矛盾集中爆发的窗口。

图片来源:Unsplash

记者 | 王付娇 柯晓斌 佘晓晨
编辑 | 文姝琪

12月22日,“美团骑手小哥砍人事件”迅速攀升至微博热搜第二。周日晚17点49分,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对这一事件做了警情通报:

12月22日下午2时许,洪山公安接到群众报警:南湖佰港城有人持刀伤人。派出所、警务站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与安保力量合力将行凶嫌疑人控制。经120急救人员对受伤男子检查发现其已无生命体征。

经查,受害人系佰港城员工,嫌疑人为外卖配送员陈某(男,32岁)。双方发生口角,陈某持刀将周某刺倒。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事发后,舆论上立刻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外卖小哥有苦难言,平台制定的政策也过于严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无论怎样,外卖小哥承担的压力不应该成为杀人借口。

12月23日早,美团发布声明称,此事起因于该配送员到超市取货品时,因取货问题与店员发生口角最终酿成悲剧。经配合警方调查后台,此订单商户用户都没有差评信息,也没有投诉电话记录。

2019年初,美团曾经发布过一份《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有270多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45%的骑手每天接单数量超过20单,40%的骑手每天行驶距离大于50千米。

这位骑手,只是270万分之一。

美团是否有责任?

从法律角度看,目前还无法确认此名骑手与美团的劳动关系如何。

和其竞争对手一样,美团有一套“专送+众包”的管理模式。

其中,美团专送属于美团配送商的员工,按月发工资,有商户只做专送,所以稳定性高;而美团众包无门槛、可线上操作,只需要手机号验证加身份证认证,点击同意平台协议即可,没有合同约束,商户发单以后抢单,收入按单提成。

众包派送员如果出事故,因为没有劳务关系,所以无法找美团索赔,美团只提供保险服务。

而事实上,即使是专送派送员出现事故,认定平台责任也极为困难。因为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主体也不是美团等平台,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消减外卖平台自身的人力成本,降低风险。

一个例子是,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18年4月23日,骑手杨某穿戴“饿了么”工作服及头盔,骑乘该平台配送箱的电动自行车,在送餐途中与行人郭某相撞致其受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配送外包公司与骑手之间名义上是合伙关系,而实际应是雇佣关系,故判决配送外包公司赔偿原告郭某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诉讼中,即使杨某身着“饿了么”制服,但由于杨某属外包配送公司,其使用标志的权利也来自于后者,因此“饿了么”依然无需承担责任。

界面新闻搜索裁判文书网发现,在与外卖骑手相关的交通事故中,外卖骑手自身负主要责任的占了大多数,但在案件审理时,赔付伤者的主体往往互相推诿。外卖行业牵涉主体较多,法律不明晰以及监管缺位等因素,导致伤者救济面临较大困难。

就此次武汉外卖骑手伤人事件而言,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这个事情涉及的是其实是刑事犯罪。关于平台有没有责任,要看美团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如果采用众包模式的话,平台和这个骑手之间它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务合同关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商家和消费者来讲的话,美团提供的是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如果双方发生争执,甚至到这种动手、暴力,刑事问题是由公安机关的介入追究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平台应该没有什么责任。”

武汉外卖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界面新闻记者从招聘网站上查询到,不少物流外包公司都曾经发布过招聘信息。

通过天眼查查询后发现,这些电子商务公司或者物流公司与美团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供应商的关系。但是都是打着“美团”骑手的名义在招人,而骑手在签订合同时也并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外卖小哥是否压力过大

无论是在写字楼、还是在大学校园,我们经常能看到外卖小哥匆匆忙忙抢时间的身影。

这是个多劳多得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是“外卖小哥月收入过万”,但这并不是平均值。外卖小哥平均每天配送30单左右,中餐和晚餐高峰期时,需要同时配送多单。

外卖配送员的收入为底薪+提成,主要靠配送的外卖订单数来提成。通常情况下,外卖三公里内的配送提成是6到10元一单,具体的城市和地段规则会有所不同。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在武汉送外卖一个月平均工资在7100左右,仅次于广州,相较当地物价水平来看还是算不错的。但是,有多少人能拿到这平均工资尚存疑。

另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一般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评体系并不完全是“差评决定论”,“差评”是其中一项评价指标,由后台记入系统,经过一段时间后成为骑手的累积绩效。

《武汉晚报》曾经对当地的配送员做过特写,该报道显示,武汉整体有1.2万名快递小哥,月薪过万者不到一成。一人一年送餐距离2万多公里,大部分月收入五六千元。

大部分投诉机制的出发点是“以顾客为中心”。平台在大部分纠纷中,都会站在顾客这一方,这是商业本质决定的。申诉机制会不断完善,但立场和心态不会改变,这些压力都全部转移到了外卖员身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平台服务不断完善。以“准时达”服务为例,用户多加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获得在规定时间送货上门的保险服务。但准时达的压力最终也转移到外卖员身上。

外卖行业野蛮增长,需反思运营

中国外卖市场发展太快。

自2015年以来,中国外卖交易金额持续攀升,根据上半年的统计,预计2019年可以达到6040亿元,这个数字是2015年的4.5倍,2017年的两倍。

2017年底,饿了么正式合并百度外卖。2018年4月,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以95亿美金收购饿了么。一线红利吃完后,外卖行业正在快速走向三四线城市,试图将一二线城市的成功模式复制过去,市场进入更为激烈的“两强争霸”的局面。“打仗”状态在不同城市交替进行。

这种发展速度的管理模式是粗放的。这些年骑手问题频发,他们遇到交通事故的概率要远高于常人,为了抢时间,骑手闯红灯是常事;骑手与用户、商家产生口角和摩擦更是常事。

在这种快速的发展迭代中,骑手是矛盾集中爆发的窗口。

整个行业需要重新补课。这与滴滴走过的路有相似之处,当年滴滴顺风车司机与外卖骑手一样,缺乏稳定的保障。以至于滴滴出了多起震惊国内的恶性案件,直到今年年底,滴滴顺风车业务才开始重新上线试运行。

对于外卖从业者,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逻辑去思考:大平台和外卖小哥是什么关系?从业人员的资质是否经过审核?如何减轻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对立矛盾?用户信息保护好了吗?

这些事情,从业者一直无暇思考,资本在推动着平台要不断往前走。

美团创始人王兴是一个勤思考、善于总结方法论的人。他对整个市场有清晰的认知。

在2019年Q1财报会议上,王兴谈到市场竞争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并不担心竞争对手使用补贴吸引价格敏感用户,这种方式难以持续,一旦补贴结束订单就会消失,对于低线城市价格敏感用户来说会花更多时间自己做饭。向用户和商家提供高质量符合和保持高运营效率才是正确做法。”

这次事件或许会让美团及整个行业重新思考,什么才是“高运营效率”。

(记者徐诗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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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卖行业飞速发展过程中,骑手是矛盾集中爆发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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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王付娇 柯晓斌 佘晓晨
编辑 | 文姝琪

12月22日,“美团骑手小哥砍人事件”迅速攀升至微博热搜第二。周日晚17点49分,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对这一事件做了警情通报:

12月22日下午2时许,洪山公安接到群众报警:南湖佰港城有人持刀伤人。派出所、警务站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与安保力量合力将行凶嫌疑人控制。经120急救人员对受伤男子检查发现其已无生命体征。

经查,受害人系佰港城员工,嫌疑人为外卖配送员陈某(男,32岁)。双方发生口角,陈某持刀将周某刺倒。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事发后,舆论上立刻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外卖小哥有苦难言,平台制定的政策也过于严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无论怎样,外卖小哥承担的压力不应该成为杀人借口。

12月23日早,美团发布声明称,此事起因于该配送员到超市取货品时,因取货问题与店员发生口角最终酿成悲剧。经配合警方调查后台,此订单商户用户都没有差评信息,也没有投诉电话记录。

2019年初,美团曾经发布过一份《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有270多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45%的骑手每天接单数量超过20单,40%的骑手每天行驶距离大于50千米。

这位骑手,只是270万分之一。

美团是否有责任?

从法律角度看,目前还无法确认此名骑手与美团的劳动关系如何。

和其竞争对手一样,美团有一套“专送+众包”的管理模式。

其中,美团专送属于美团配送商的员工,按月发工资,有商户只做专送,所以稳定性高;而美团众包无门槛、可线上操作,只需要手机号验证加身份证认证,点击同意平台协议即可,没有合同约束,商户发单以后抢单,收入按单提成。

众包派送员如果出事故,因为没有劳务关系,所以无法找美团索赔,美团只提供保险服务。

而事实上,即使是专送派送员出现事故,认定平台责任也极为困难。因为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主体也不是美团等平台,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消减外卖平台自身的人力成本,降低风险。

一个例子是,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18年4月23日,骑手杨某穿戴“饿了么”工作服及头盔,骑乘该平台配送箱的电动自行车,在送餐途中与行人郭某相撞致其受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配送外包公司与骑手之间名义上是合伙关系,而实际应是雇佣关系,故判决配送外包公司赔偿原告郭某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诉讼中,即使杨某身着“饿了么”制服,但由于杨某属外包配送公司,其使用标志的权利也来自于后者,因此“饿了么”依然无需承担责任。

界面新闻搜索裁判文书网发现,在与外卖骑手相关的交通事故中,外卖骑手自身负主要责任的占了大多数,但在案件审理时,赔付伤者的主体往往互相推诿。外卖行业牵涉主体较多,法律不明晰以及监管缺位等因素,导致伤者救济面临较大困难。

就此次武汉外卖骑手伤人事件而言,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告诉界面新闻记者,“这个事情涉及的是其实是刑事犯罪。关于平台有没有责任,要看美团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如果采用众包模式的话,平台和这个骑手之间它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务合同关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商家和消费者来讲的话,美团提供的是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如果双方发生争执,甚至到这种动手、暴力,刑事问题是由公安机关的介入追究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平台应该没有什么责任。”

武汉外卖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界面新闻记者从招聘网站上查询到,不少物流外包公司都曾经发布过招聘信息。

通过天眼查查询后发现,这些电子商务公司或者物流公司与美团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供应商的关系。但是都是打着“美团”骑手的名义在招人,而骑手在签订合同时也并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外卖小哥是否压力过大

无论是在写字楼、还是在大学校园,我们经常能看到外卖小哥匆匆忙忙抢时间的身影。

这是个多劳多得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是“外卖小哥月收入过万”,但这并不是平均值。外卖小哥平均每天配送30单左右,中餐和晚餐高峰期时,需要同时配送多单。

外卖配送员的收入为底薪+提成,主要靠配送的外卖订单数来提成。通常情况下,外卖三公里内的配送提成是6到10元一单,具体的城市和地段规则会有所不同。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在武汉送外卖一个月平均工资在7100左右,仅次于广州,相较当地物价水平来看还是算不错的。但是,有多少人能拿到这平均工资尚存疑。

另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一般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评体系并不完全是“差评决定论”,“差评”是其中一项评价指标,由后台记入系统,经过一段时间后成为骑手的累积绩效。

《武汉晚报》曾经对当地的配送员做过特写,该报道显示,武汉整体有1.2万名快递小哥,月薪过万者不到一成。一人一年送餐距离2万多公里,大部分月收入五六千元。

大部分投诉机制的出发点是“以顾客为中心”。平台在大部分纠纷中,都会站在顾客这一方,这是商业本质决定的。申诉机制会不断完善,但立场和心态不会改变,这些压力都全部转移到了外卖员身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平台服务不断完善。以“准时达”服务为例,用户多加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获得在规定时间送货上门的保险服务。但准时达的压力最终也转移到外卖员身上。

外卖行业野蛮增长,需反思运营

中国外卖市场发展太快。

自2015年以来,中国外卖交易金额持续攀升,根据上半年的统计,预计2019年可以达到6040亿元,这个数字是2015年的4.5倍,2017年的两倍。

2017年底,饿了么正式合并百度外卖。2018年4月,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以95亿美金收购饿了么。一线红利吃完后,外卖行业正在快速走向三四线城市,试图将一二线城市的成功模式复制过去,市场进入更为激烈的“两强争霸”的局面。“打仗”状态在不同城市交替进行。

这种发展速度的管理模式是粗放的。这些年骑手问题频发,他们遇到交通事故的概率要远高于常人,为了抢时间,骑手闯红灯是常事;骑手与用户、商家产生口角和摩擦更是常事。

在这种快速的发展迭代中,骑手是矛盾集中爆发的窗口。

整个行业需要重新补课。这与滴滴走过的路有相似之处,当年滴滴顺风车司机与外卖骑手一样,缺乏稳定的保障。以至于滴滴出了多起震惊国内的恶性案件,直到今年年底,滴滴顺风车业务才开始重新上线试运行。

对于外卖从业者,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逻辑去思考:大平台和外卖小哥是什么关系?从业人员的资质是否经过审核?如何减轻消费者和外卖小哥的对立矛盾?用户信息保护好了吗?

这些事情,从业者一直无暇思考,资本在推动着平台要不断往前走。

美团创始人王兴是一个勤思考、善于总结方法论的人。他对整个市场有清晰的认知。

在2019年Q1财报会议上,王兴谈到市场竞争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并不担心竞争对手使用补贴吸引价格敏感用户,这种方式难以持续,一旦补贴结束订单就会消失,对于低线城市价格敏感用户来说会花更多时间自己做饭。向用户和商家提供高质量符合和保持高运营效率才是正确做法。”

这次事件或许会让美团及整个行业重新思考,什么才是“高运营效率”。

(记者徐诗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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