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报 劳月

责编|马蓉蓉

前不久上映的国产电影《误杀》翻拍自2015年的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对于国产翻拍电影而言，多数都不如原版，但在笔者看来，这恐怕是目前唯一的例外。

《误杀》讲述了一个痴迷电影的父亲，运用悬疑电影中的桥段，为误杀富家子的家人脱罪的故事。用流行的网络语言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全程无尿点的精彩悬疑电影。它把《误杀瞒天记》的160分钟压缩到110分钟，不仅更紧凑、更流畅，而且逻辑更严密，节奏也更强烈。 

超越原版的悬疑电影 

悬疑电影最重要的是情节设置，用不断的悬念和包袱紧紧抓住观众。这点上，《误杀》做得很好。它成功地把《误杀瞒天记》的情节做了梳理和改编，超越了原版。

首先，编导把故事发生地放在了虚构的“赛国”，但从影片的语言到场景来看，观众一眼就知道，“赛国”像极了泰国。泰拳比赛是泰国的国宝，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又完全符合悬疑电影需要的强烈节奏要求。

其次，剧情发展层次分明，从片头部分误杀的发生、李维杰精心的设计，到警察发现汽车后追查到李家、李家全家被捕，再到墓地开棺挖出羊尸、混乱局面发生和最后李维杰一家的接连投案。一切都环环相扣，循序推进，几乎没有一点多余的镜头和场景。

可以举两个高潮场景的例子：一个是泰拳比赛现场和母女“打死”富家子场景的交叉剪辑。泰拳以激烈、刺激闻名世界，场上的拳拳到肉和场下的山呼海啸，成为李家仓库里发生意外事件的背景，形成影片的第一个高潮。另一个是小女儿安安在警察局长拉韫的逼迫下讲出了埋葬富家子的地点，大雨中墓地开棺，强烈的音乐、音响和慢镜拍摄的雨中紧张、激愤的人群，把剧情引向最高潮，后来的转折和混乱水到渠成。

这样的高潮场景酣畅淋漓，相较之下，《误杀瞒天记》中的大师讲经和开棺验尸则要平淡许多。国产电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扣人心弦的作品了。 

直击现实社会软肋 

悬疑电影紧张好看不稀奇，因为这是悬疑电影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有意思的是，《误杀》不仅有紧张悬念，更有人情温度。所谓“人情温度”，主要就是复杂人性的揭示和家庭亲情的反思。

《误杀》发生于两个家庭，李维杰一家和拉韫一家。影片着重刻画了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所做的一切。正如拉韫情急之下对阿玉所说的：“为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李维杰千方百计掩盖误杀的真相，拉韫用尽手段刑讯逼供，其实都出于父亲和母亲的本能。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违背了正义的本意，都违背了法律的原则，但似乎都顺理成章。所以，才有影片最后拉韫和丈夫都彭的道歉、忏悔，才有李维杰和妻子的投案。

《误杀瞒天记》强调腐败警察恶势力欺压民众的主题，缺少对双方父母的心理刻画，比较简单直白。中国版的《误杀》在改编中淡化了腐败警察的形象，而突出了人性中利己的因素：只要为了家人，父母可以不惜生命，更不用谈是否有违公正，是否违反法律了。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

更值得称道的是，《误杀》甚至反思了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淡漠，这在悬疑电影中是很少见的。拉韫的宠溺，造就了骄纵的儿子，使他成为“禽兽”。拉韫的丈夫都彭忙于竞选市长，疏忽了与儿子的关系，父子之间形同陌路。直到大祸酿成，两夫妻才愧悔至极。

而李维杰则是忙于生意，也疏忽了两个女儿，造成父女间的隔阂。直到影片结尾，坐在囚车里的李维杰才感叹：没想到，我们父女竟然是通过这样一件事再重新找回过去的信任和依靠。这些情节，直击现实社会的软肋。

在这个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世界，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冷落了孩子，淡漠了亲人，直到灾难来临，我们才会醒悟。《误杀》在悬疑娱乐之余，能够如此清醒地针砭现实，实在难能可贵。 

以“正义”之名违法 

对于司法工作者而言，《误杀》中的法律意义可能更有吸引力。这部电影迫使观赏者思考证据与事实的关系、正义与犯罪的关系，令人受益匪浅。

毫无疑问，李维杰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智商很高。他运用电影中学到的知识，编织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他和家人没有杀死富家子素察的作案时间。司法的过程，就是查清和还原事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司法实践中就有“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分。用证据在法庭上还原和再现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谓之“法律事实”。

但正如人们认识世界永无止境一样，“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之间，也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假如没有李维杰最后的良心发现，素察的失踪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影片中老练的警察局长拉韫面对证人口供和监控视频做成的证据链，也无计可施：“就算我推理出一切，他仍然可以以此辩护。”所以她不得不让手下采取极端手段击破对方的攻守同盟。

观众在影片开头曾经见识过这位女警察局长的老练，几句话就破了案子。当手下佩服地问她：“你是从哪里找到那根绳子的?”她轻松地回了一句：“根据勒痕，很容易找到绳子的类型。”

显然，她利用了嫌疑人的紧张，用假的证据迫使他供认犯罪。她没有想到，李维杰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织了一个虚假但完美的证据链，证明自己的无罪。所以，准确地审查和判断证据，追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最大程度的一致，在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

在某影评网站上，不少网友对《误杀》最后李维杰的投案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现实妥协，笔者却不以为然。相反，笔者认为，李维杰的投案恰恰是《误杀》更高明之处。

《误杀瞒天记》的结尾是新任警察局长放了缺少证据的维杰，强调的是警察与民众之间的对抗。而中国版《误杀》的结尾则是李维杰和家人先后投案。表面上看，后者有“过于光明的结局”之嫌，但其诠释了正义的准确含义。

说到正义，很多人会想到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当事人，往往因人的地位、财富的差别而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就以《误杀》所讲述的故事为例，李平与素察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不能因财富而有所区别。当案情一步步激化，最终酿成一片混乱时，父母死于暴乱而成为孤儿的李维杰终于意识到，以“正义”之名实施的违法，依然是违法，所以他最终选择投案。由此，真正的正义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归处。

还有一个细节促成了这样的结局，那就是妻子递给他的一张小女儿安安的成绩单，上面红色的100分显然经过了修改。这使他意识到，这段让家人脱困的难忘经历，已经在女儿心里留下了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负面影响。在女儿看来，诚实已经不是那么天经地义了。于是，他选择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女儿，人终究要为撒谎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