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和中产阶层日益壮大，慈善愈发成为社会经常关注的话题。

而企业家行善，在如今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对此社会上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或者为自己的企业争取商业利益。也有人认为，许多企业家是真心想把自己从消费者身上挣到的钱，再返还一部分给社会。激辩之余，舆论中甚至出现了许多偏激的声音，以至于演变成互联网“骂战”。

关于企业家行善的话题，界面新闻记者9月14日对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礼来家族慈善学院的慈善研究教授菲利普·科克伦进行了独家专访。企业应该怎样做慈善，也许并不应该像一些人想的那样，存在清晰的界限或方式。以下是专访实录。

 

问：您研究的领域有一项叫做“战略慈善”，与企业有关。但我发现有媒体说，慈善活动应该和利益分开。您的“战略慈善”是什么意思？包括任何形式的利益吗？

答：是的，“战略慈善”确实包括利益。在慈善领域，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一些人说慈善和利益应该分开。但我的看法是，企业做慈善最成功的方式，与企业的实际业务是挂钩的，而且我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思科。思科在市中心为年轻人创建了编程学校，这些年轻人原本的工作机会只有交易毒品。思科创建的学校让这些人学习如何给网络设备编程，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给IT行业工作，获得了不错的报酬并避免了惹上麻烦，而且（因为工作需要）买了很多思科的设备。

问：这种利益在最开始并不是企业的意图？

答：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他们确实希望改变这个社会，但给企业带来好的影响也是个不错的结果。在过去，商界看待问题的方式仅仅是利润，而不去考虑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做法。在过去，企业慈善活动往往专注于从公共部门到企业本身。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意识到，专注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开展慈善活动是更合理的。30年前，很多美国企业还有很多、很杂的业务。但从10年前开始到现在，企业业务范围变得越来越专精。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慈善。比如，如果你是一家科技公司，你就应该更多地从事与科技行业有关的慈善活动。

问：所以这有点像把iPad捐给那些帮助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社会中心？

答：恩。但你也要看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iPad，那么效果可能就会不那么好。

问：去年，有一个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前往纽约，发布广告说要向1000名流浪汉每人发放300美元现金，并且在纽约市中心举行了大型餐会。对于这种行善方式，支持和批评的声音都有。您怎么看待？

答：这种方式可能不会直接起到帮助作用。

问：是不是不应该直接给他们现金？

答：对的。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慈善项目包含有自我测定有效性的机制。举例来说，对于无家可归的问题，10到20年前，美国商界人士只会简单地将资金给予一些组织。但现在，人们会想知道自己出资的慈善项目是不是起到了作用。一个新领域叫A/B对照测试——对试验组当中一半的人执行慈善项目，对另外一半则不执行，这样就能评估项目的效力。我觉得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发现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项目，最后往往不会起到很好的作用，甚至会带来反面的效果。

例如，原本在美国有一个项目叫“现身说法”(Scared Straight)，他们所做的是将这些青少年带到监狱中，让后者亲自体验监狱有多可怕。这一项目的想法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年轻人更不倾向于违反法律。慈善家和许多美国社会组织花了很多钱在这种项目上，但实际上，却有7项研究显示，“现身说法”项目的效果恰恰相反，虽然没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那些参观了监狱的年轻人更容易违反法律并惹上牢狱之灾。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慈善行为与企业慈善行为分开？比如，在中国有一位很知名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他和他的夫人张欣做了很多慈善工作，曾经给耶鲁大学捐了款。不过，这也可能使他们的公司获得间接的好处，例如有更多耶鲁毕业生去他们公司工作。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想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不认为个人慈善应该和企业慈善分开。我认为，这实际上符合逻辑。目前在美国，这也是一个讨论很多的话题。有些人认为，个人慈善与企业慈善应该分得很清。但我认为，有一个证据是，只要你在自己的企业开展业务的领域进行慈善活动，就会不可避免地让公司成为受益者。

问：社会上有些人会说，你可以捐给国外的大学，但你也要捐给国内大学，您认为应该划分像这样的界限吗？我再举个例子，比如您在之前的回答中提到，思科出钱去帮助这些难以找到工作的青少年学习编程，但思科自己的雇员也许会说，既然有这些钱，为什么公司不提高我们的福利？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

答：对，是有这样的想法，福利、工资、向股东返还利润等，你需要考虑许多问题。我想，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取决于最终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投资是一个好的投资。有时你在帮助社会，但你也在帮助自己的公司。

问：就像我之前在提问中说的那样，有观点认为中国富裕阶层选择捐钱到国外，那为什么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有很多需要他们的地方。但也有一种声音说，既然那是他们自己的钱，那么怎么使用也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您在这方面有何看法？

答：我认为，如果是自己的钱，那当然应该自己决定如何花掉。但对于这种情况，比如中国人只捐给中国、美国人只捐给美国、德国人只捐给德国，这会造成整个世界变得低效，尤其是在现在贸易 、教育等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

问：您认为企业治理的情况会影响到慈善举动吗？

答：我认为，治理更为开放、董事会成员更加多元化的企业更倾向于做慈善。 30或40年前在美国，几乎所有企业的高管都是白人男性，他们做慈善时只想着那些特定的慈善组织。但如果有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或者妇女在高级管理层中，慈善举动会有很大不同。

问：在中国，有一种慈善项目叫做希望小学。这些小学建设在偏远、落后地区，通常是在山区，意图是帮助当地难以获得教育机会的孩子上学。那么在教育方面，企业慈善是针对大学还是针对小学，您认为哪一种更重要？

答：我无法以自己的立场去说，哪种好哪种不好。但在美国，也有同样的情况。许多人批评企业高管对耶鲁和哈佛等知名大学捐助太多，并且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捐更多给市里的社区学校。但是，这是他们的钱，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去决定如何使用。如果我们开始限制这种自由，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

问：您这次来中国，对我们的企业家有什么建议吗？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向国外学习。

答：这次中国之行，我肯定会与中国的企业家分享我的经验，以及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事情。但现在，中国快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而且你们有全球最大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卖掉的汽车比全球任何地方都多……

问：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中产阶层的慈善举动不像国外那么多？

答：可能还要花上一代人或两代人吧，那样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慈善义举。美国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问：那么在美国，回到1960年代，美国中产阶层会做很多慈善吗？

答：并不像现在这样多。在1960、1970乃至1980年代，美国中产阶层的很多慈善举动属于向宗教组织或者教堂进行捐赠的范畴，这也是因为宗教历史的原因。但现在，在宗教相关慈善活动之外，美国中产阶层确实做了更多。我认为，在美国，实际上中产阶层做的慈善活动比富人还多。而在富人阶层，很多人都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要去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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