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海松

责编|马蓉蓉

唐僧作为《西游记》中最具道德感的圣僧，慈悲行善，知书明理，体现了守法守戒的规则意识，也体现了把法律准则与道德教化相融合的思想，堪称中国古典特色治理思想的一种折射。

唐僧的守法意识明显高于悟空、八戒等人。之前本专栏多次分析，悟空、八戒都算知律之人，但对法律并不肯心悦诚服的遵守，法律也不过是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但唐僧不同，他的规则意识是发自内心的，虔诚遵守的。他严格遵循佛教的戒律，不管是权力场送来的王权富贵，还是女儿国国王的痴心柔情，都丝毫无法动摇他死守戒律的决定。另一方面，对于世间法的规则，他也是严格践行，堪称守法的模范。

对于猪八戒爱占便宜、小偷小摸和孙悟空暴横行凶、打杀歹徒等不良之举，唐僧总会搬出律条来进行劝阻和警告。比如，《西游记》第十四回，悟空打死行凶的歹徒时，唐僧道：“你十分撞祸!他虽是剪径的强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你纵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么就都打死?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如何做得和尚?”悟空反驳：“师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但唐僧固执地认为：“我这出家人，宁死决不行凶，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却杀了他六人，如何理说?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在这一段中，他批评悟空，即使对歹徒也应遵守法定处罚，不该私力救济，更不该滥用私刑，防卫过当把歹徒打死了。

在青牛精的故事中，青牛精故意设局，在一间空房子中丢下三件无人看管的纳锦背心儿，爱贪便宜的猪八戒想将此三件背心儿穿上用来御寒，不但自己穿，还劝说唐僧也穿上。猪八戒认为，“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见?就如拾到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但唐僧断然拒绝，并且训斥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

第二十五回偷吃人参果时，悟空将果树推倒，唐僧怕吃官司，悟空出主意连夜逃走，并设法使道童“睡一个月”。三藏提醒道：“徒弟，不可伤他性命，不然，又一个得财伤人的罪了。”唐僧为了劝阻悟空，甚至不惜将其罪行夸大。按照《西游记》成书的明代法律规定，明代弘治十年所定真犯、杂犯死罪例，“真犯死罪决不待时·斩罪”第九条为：“强盗得财者，不分首从。”第十二条“谋杀人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悟空偷吃人参果，只是“擅食田园瓜果”的轻罪，即使逃走前将两个童子打死，也只能按“故杀”罪处理，算不上“强盗得财”的罪行。唐僧却故意将偷吃树果夸大为强盗得财，夸大悟空的罪行，以达到恐吓、劝阻悟空杀人的目的，也算是唐僧一番苦心。

唐僧不但守法，更用道德教化、宗教情怀柔化了刚性法律。唐僧的法律意识与其宗教情怀相关，他以护生、爱生、忍辱等宗教的慈悲精神注入法律。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主张无条件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慈悲。

“三打白骨精”故事中，唐僧指斥悟空滥杀，违背慈悲精神，他说：“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人，我可做得白客，怎能脱身?”

他的各种行善的教诲，听起来絮絮叨叨，让悟空很不耐烦，如“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第27回)”。在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中，更是塑造了一个絮絮叨叨、不停念经，让悟空不胜其烦的迂腐唐僧，但最终顽劣的孙悟空还是被唐僧用生命感化了，彰显了唐僧宗教情怀的伟大。

从治理思想的角度，唐僧更堪称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典范。孔子《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教化、法律惩罚，这是中国古典治理思想的特色所在。对犯罪人的改造，唐僧注重感化与引导，而非严苛惩罚。《西游记》全书的框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就可以简化为，三个犯重罪的徒弟最后在师傅的管教与感化下将功赎罪、改造立功去西天取经成佛的救赎故事。

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强抢民女，沙僧打碎琉璃盏犯下大不敬之罪，都被处以极为严格的惩罚。玉帝的治理思想明显崇尚严刑峻法，孙悟空被压了500年，八戒被贬为猪胎，沙僧被每日飞剑穿身，但如此酷刑并没有改造三人。孙悟空依然好杀人，八戒下凡依然抢民女，沙僧甚至到流沙河吃人，比在天上之时所犯之罪更严重了。

但唐僧的改造思路不同于玉帝，他讲究慈悲，虽然也有通过紧箍咒实施的管束，但他对于三位徒弟，更多还是师傅的引导与慈悲。他身体力行告诉徒弟，只要一念至诚，灵山就在脚下，只要一心行善，就能改过前非。

玉帝酷刑没有改造好的三人，最终在唐僧柔性的引导下修成正果。唐僧的感化跟刚性法律之间的融合值得今天的社会治理借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所谓“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唐僧的守法与教化故事中，我们既看到了法治对道德的支撑作用，更感悟到了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