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法治周末报 马蓉蓉

2019年即将离我们远去。有人说，2019年，与以往没什么不同。是的，你看，中东还是那么动荡，美国两党之争还是那么激烈，欧洲民粹主义崛起趋势不减。

但2019年也与以往不同，拉美多国民众抗议不断，连以往风平浪静的智利都因“3毛钱”的地铁涨价而引发骚乱，这让人们对以往备受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中东还是那么动荡，但是以往的战乱之地——叙利亚和也门局势在逐步缓和;“疑欧主义”与民粹主义虽依然威胁着欧洲一体化，但人们用脚做出了投票，传统亲欧党团仍掌控欧洲议会的主导权……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2019年的世界，无疑是动荡、变局以及希望。

亚太：RCEP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陈洋

2019年，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进。经历多年谈判后，参与国终于结束全部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并将于明年正式签署协议。

这不仅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也意味着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成员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即将成立。

2011年，东盟10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了RCEP经济构想，并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相关谈判。除了东盟10国外，成员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RCEP若能落成实现，那么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到2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此外，由于亚太地区原来存在很多双边和多边体制，RCEP将这些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进而将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

在货物贸易方面，RCEP的开放水平达90%以上，比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的开放水平要高;在投资方面，RCEP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投资准入谈判，可谓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协定。由于RCEP成员国横跨南北半球两大洲，既有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柬埔寨、老挝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以RCEP还纳入了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规定，使该区域发展中国家能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11月4日，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闭幕。尽管印度政府突然宣布退出RCEP，但剩下的15个成员国依然坚持让该协议在2020年正式签署落成，特别是在12月22日举行的第12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三国政府代表重申将积极推动2020年如期签署RCEP。这反映出亚太国家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坚定支持。

RCEP的本质确实是一个多边贸易构想，但它的落实也将有助于亚太地区的政治外交稳定，毕竟经济往往是推进国与国政治外交稳定的润滑剂。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时下日韩两国关系低迷，若RCEP能尽早实现，日韩经贸往来得以强化，那么将成为破解时下日韩僵局的切入点。从这个角度来说，RCEP对于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经历将近8年的谈判，RCEP最终取得突破性进展，可谓来之不易。相信在谈判过程中，伴随着国与国之间的讨价还价、相互博弈，但RCEP谈判始终没有被中止停摆，这恰恰反映出亚太国家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说“一体化”的执念。

与此同时，在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的大背景下，RCEP在2019年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反映出亚太国家有意团结一致，共同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秩序、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未来RCEP不仅将惠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能将各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体化”可以说是2019年亚太地区的关键词。

(作者系媒体人、青年日本问题学者) 

美国：特朗普与分裂的美利坚

孙成昊

最近，围绕弹劾案的争议应该是美国政治最大的热点了。在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18日表决通过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总统被正式弹劾”，特朗普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正式弹劾的总统。

按照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支持者的盘算，弹劾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将迅速转交到参议院。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计划中，审判流程会快速严谨走完，从而最终免罪特朗普。

然而，佩洛西却另辟蹊径，接受了哈佛大学学者的建议，决定暂时不向参议院递交弹劾案，从而迫使麦康奈尔尽快公开符合民主党心意的参议院审判流程和规则。

不难看出，以弹劾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动向是2019年以来，甚至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分裂的高潮，其中尤以府会矛盾、两党斗争最为突出。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职后，国会民主党人就没有放弃“倒特”“反特”目标，从总统利益冲突、税单问题到“通俄门”“通乌门”，不断寻找扳倒特朗普的抓手，并最终锁定“通俄门”“通乌门”，由国会挑头，发动战略界和部分主流媒体实施针对特朗普的多维度“围猎”。

3月，随着特别检察官米勒公布“通俄门”报告，并未提供特朗普及其团队“通俄”的铁证，民主党一度期待构成弹劾要件的最有力证据落空，打击特朗普的力量一度转入蛰伏。然而，“通乌门”的横空出世让国会民主党人再燃希望、卷土重来，不仅联合相关媒体快速披露信息，还赶在2020年大选之前成功在众议院通过弹劾案。

府会之争进一步让国会中的两党势如水火。尽管特朗普执政风格非同寻常，但共和党已完成“特朗普化”，在2020年大选背景下，共和党人坚定地站在特朗普身后。两党之争不仅间接促成民主党孤注一掷发动对总统的弹劾，还让国会资源浪费在“通俄门”“通乌门”等调查上，而不是真正商议一些利国利民的重要法案。

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同样削弱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执行力和可信度。2019年，美国外交即使算不上一事无成，也称得上乏善可陈。受到国内政治分裂和两党斗争的牵扯，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上三心二意，毫无亮点可言。如印太战略方面，依然是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特朗普缺席东盟峰会更让地区盟友与伙伴心寒。

大国关系方面，美国国内政治严重干扰美国对外施策。比如，美国国内的两党之争继续掣肘美俄关系转圜，两国关系在2019年仍难全面转圜。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背景下，特朗普不免顾忌民主党在涉俄问题上的指指点点，尤其是已有民主党议员呼吁关注“通乌门”背后的俄罗斯因素，大有重新炒作“通俄”议题之嫌。

2017年，特朗普接手的是一个分裂的美国，他的异军突起也正得益于此。即将迎来执政三年之际，特朗普非但未能弥合国内政治分裂，反而不断加速政治分裂与极化，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正走向名副其实的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更可怕的是，连原本应当慎之又慎的弹劾也在美国国内政治分裂的大背景下降低门槛，沦为两党之争的政治工具，成为美国政治又一个制度性病症。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欧洲：变局中重整秩序

董一凡

回首2019年，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其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中的挑战叠加共振，欧盟则在此番背景下努力重整秩序，试图“克己复礼”。

在政治领域，传统力量正在重振旗鼓。近年来，欧洲国家在政治上普遍遭遇格局碎片化和民粹反欧政治力量上扬的挑战。今年这两种现象虽依然存在，但传统亲欧盟政治力量正悄然团结起来。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是欧洲政治的风向标，一定意义上也是全欧洲对欧盟观感与前景的全民公投，此次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虽然获得更多席位，但传统亲欧党团仍掌控欧洲议会的主导权，投票率也达到20年以来的新高。随后进行的欧盟机构领导人换届中，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领衔的新一届班底均来自于“老欧洲”的传统政治派系，背后体现了法国和德国两大欧洲一体化发动机“引领力”重新上升。

经济上，欧洲经历内外严重冲击后，积极寻求调整。今年欧洲经济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冲击、英国“脱欧”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内部投资和经济活动低迷的多重挑战，增长明显放缓。一到三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和0.8%，均比2018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多国出现低迷甚至衰退迹象，第二季度德国与英国均衰退0.2%，意大利出现零增长。10月，欧元区通胀率也低至0.7%，远弱于去年同期2.3%的水平，引发全球范围对欧洲经济的广泛担忧。

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为经济谋出路。欧洲央行在9月12日宣布，即日起将存款利率降低10个基点至-0.5%，并从11月起恢复2018年年底暂停的“量化宽松”，规模为每月200亿欧元，为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同时，欧盟在需求侧也积极谋划财政支持的新路，欧委会、欧洲央行以及法国等成员国经济官员不断呼吁改革欧元区财政和预算规则，加强经济支持功能。

对外关系上，欧盟在乱局中积极推进“自立”和“自主”。当前，欧盟在对外关系上越来越像“孤独的观测者”。欧美关系在经贸、安全、中东、俄罗斯等方面分歧与冲突日渐增强，欧盟愈发对美国摒弃传统义务和国际道义的利己竞争主义感到失望、无奈与无力，北约“脑死亡”的浮现、波音空客纠纷上升为关税互掐、数字税与关税威胁箭在弦上。在这样的困局中，欧洲对“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的呼声不断高涨，谋求外交自主，运筹大国关系的意愿增强。在具体实践中，欧盟则长袖善舞、积极运筹，比如，安全上加强对欧盟防务合作特别是“军事申根区”的推进力度，在经贸、“北溪二”和支持对伊朗贸易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等方面顶住美国压力，有条不紊地加以应对;对俄罗斯方面，马克龙力排众议在七国集团比亚里茨峰会期间会晤普京，年底欧俄重启“诺曼底模式”对话，撮合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新天然气交易协议，向俄方传递管控对抗、加强沟通的善意。

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但世界仍希望欧洲能在新一届欧委会开局之年保持“乱中谋序”的决心与行动，在处理好内部事务的同时，为维护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助力世界朝和平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中东：“缓和”与“危机”并存

王晋

2019年的中东问题，呈现出了“缓和”和“危机”并存的特点。

在地区敏感议题，如叙利亚问题和也门问题，都出现了“缓和”的态势。一方面，经历了多年战火的叙利亚，保持了大体的平静。尽管10月土耳其向叙利亚北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斡旋与协调下，达成了相关的协议，战事迅速平息。11月，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建立，标志着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实现了重要突破。

另一方面，也门战事也出现了缓和迹象。长期支持也门哈迪政府的沙特和阿联酋出现战略分歧，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强度，也门战事的烈度较之往年有所降低。

但与此同时，2019年的中东，也暗含着一些“危机”。首先，一些国家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困境，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程度上升。2019年，一些中东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朗、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经济境遇不佳、就业机会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经济社会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一些传统的中东“老大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巴以问题没有实现突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扬言要“兼并”约旦河西岸，而巴勒斯坦内部两大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纷争也在持续，巴以和平遥遥无期;伊朗核问题加大了海湾地区的冲突风险，今年出现多起海湾地区油轮被扣押事件，美国和西方国家扬言要组建“护航联盟”来震慑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摩擦和冲突的风险正在逐步上升。

第三，一些地区国家间的敌视和对峙，很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和战争。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仍保持敌对状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地区动荡的“罪魁祸首”，双方博弈和竞争仍将持续;以色列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峙，导致了多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未来两国仍有可能因为叙利亚问题和巴以问题爆发冲突。

2019年，中东地区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所导致的。而这其中，在“美国优先”的指导下，美国对于中东的“兴趣”减弱，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直发挥着中东地缘政治平衡主要的“离岸平衡手”角色。传统上美国对于中东地区，有三方面的关切，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石油进口的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传统关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发生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导致以色列已无需再为“国家生存”过度担忧;美国页岩开采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已使得美国自身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不复存在;而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更希望在中东地区攻城略地建立“国家”，而不是向西方世界发动恐怖袭击。

随着美国对于中东事务投入的减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也必然进入一个调整和变动的时期。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拉美：在“乱”与“变”中求转型

严谨

2019年，“乱”与“变”是拉美地区形势的“主旋律”。年初以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等多国集体生乱，政治、经济、民生问题相互交织，动荡在各国间相互传导，昭示结构性改革和治理能力提升势在必行。不少国家主动变革，积极探索国家发展新路径，拉美正迈入新一轮转型周期。

政局嬗变暗埋动乱诱因。今年拉美政局格外动荡，政治博弈加剧，政治钟摆频率加快，新兴政治力量不断涌现。

首先，少数国家政局乱象纷呈。在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与“自封总统”的瓜伊多围绕最高权力展开攻防;海地总统莫伊兹深陷政府贪腐丑闻;秘鲁府院之争迁延日久，“走马灯”般更换总统;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胜选后被迫流落异国寻求政治庇护。

其次，左右实力对比有所变化。今年拉美多国举行大选，左右博弈依旧是选战主流，但右翼“一边倒”胜选的雄风不再，左翼政党在不少国家有所斩获。尤其是阿根廷左翼老党——正义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胜选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为地区左翼运动注入一剂“强心针”。

最后，改革发展成为各国不二选择。2月，古巴以公投方式通过新宪法，通过理顺政治体制、承认私有财产权和私营经济等方式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行“经济模式更新”保驾护航;墨西哥左翼总统奥夫拉多尔上台后推行“和平而深刻的变革”，努力提振经济，令墨呈现由乱向治的良好态势;巴西极右翼总统博索纳罗虽剑走偏锋，执政风格迥异，但也以“巴西优先”为宗旨，着力推行自由化改革，积极吸引内外投资，成效初显。

经济低迷拖累社会民生。2019年，面对内外不利因素，拉美经济增速下挫至0.2%，不仅远低于全球3%的平均增速，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吊车尾”，与中东北非等动乱地区水平相当。其中巴西、墨西哥两大地区“火车头”同时“熄火”，增速远未达预期。第三大经济体阿根廷深陷债务危机，衰退3.1%。

面对经济困局，拉美国家被迫削减公共开支，为政府财政“减负前行”，但却无形中冲击了社会民生，尤其是拉低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成为不少国家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美国干预更“火上浇油”。在拉美国家内乱不断、地区纷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伺机祭出所谓“新门罗主义”，以更浓厚的干涉主义、更直接的分化主义、更强烈的排外和利己主义加大对拉美事务的介入，在鼓吹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等地区右翼盟友的同时，借助拉美“左退右进”的趋势猛追狠打左翼。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的经贸“红包”口惠而实不至，其提出的所谓“美洲增长”倡议未见真金白银，对拉美的安全和反毒援助也大不如前，还常在关税和移民问题上找拉美国家的麻烦，拉美国家对此既不领情，也不买账。

而值得欣喜的是，面对始料未及的乱局、由外向内的干涉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各国真正意识到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推动社会公正、弥合社会分歧、提升治理能力已成为拉美地区的共识。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 

非洲：联合、发展与希望

陶短房

非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上十分年轻的大陆，在这个拥有最多联合国会员国的大洲，“联合与发展”从二战结束后、非洲进入各国纷纷独立的“后殖民时代”起，就是永恒的主题词。2019年，非洲各国在联合、发展方面的“大动作”也格外引人关注。

7月7日，在非盟和非洲多个国家倡导下，“非洲自由贸易联盟”(ZLEC)宣告成立，这个全新的、以经济合作和整合为宗旨的跨国组织，成员国包括非洲全部55个国家中的22个，其核心宗旨是实现成员国间90%的关税减免，并以ZLEC为基本框架，努力做到与洲外其他大型经济体、国际组织间经济合作谈判的“单一窗口”。

在这一年里，一些和非洲国家联合、发展的概念被津津乐道，并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包括将推动非洲各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当作重要目标的“非洲2063议程”，主张非洲经济逐步升级的“三次工业海啸”蓝图以及非盟“非洲森林恢复倡议”等。在这一年里，非洲各国还认真讨论了推动实现“非洲自由贸易区”(AFTAF)的可能性。

由于种种原因，非洲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对滞后，这使得它们较其他各洲更迫切需要“外因内联”，需要和洲外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机制。2019年，是这类机制被频繁提起、并有实质性“大动作”的一年，一大堆洲际合作框架概念摆在了非洲各国领导人面前，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非洲愿景计划”，法国的“经济机遇平等”等。这对非洲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这一年，战争、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依然威胁着非洲各国的和平与发展。过去一年间，津巴布韦、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不同程度出现了政局动荡，利比亚、中非内战方酣，马里、刚果(金)、尼日利亚境内的极端恐怖势力依然猖獗。2019年，成为非洲各国应对内忧外患、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年份。

尽管困难重重，但“希望”同样成为2019年非洲醒目的主题词之一。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非洲是全球最年轻的大洲，3月，盖茨基金会年度公开信数据显示，非洲大陆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18岁，全球最年轻的5个国家都来自非洲大陆，这意味着非洲是目前唯一一个完全不受老年化困扰的大洲，也意味着非洲拥有全球最年轻的劳动力大军。这说明，非洲未来拥有巨大的增长和发展潜力，但也伴随着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

20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帮助埃塞俄比亚和邻国厄立特里亚实现和解的埃塞俄比亚第15任总理艾比·艾哈迈德·阿里，尽管后来埃塞俄比亚所发生的政治风波，让这一获奖结果多少有些尴尬，但无论如何，一位非洲人的获奖本身，依然擦亮了“希望”这个2019年非洲的主题词之一。

相信即将开始的2020年，联合、发展、希望将仍是非洲不变的主题词，尽管问题重重，但这样的主题词，仍远好过历史上非洲经常被冠以的那些“恶谥”，比如，分裂、停滞、战争、动乱、贫穷、饥饿、绝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