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摆脱共情》

作者：（加）保罗·布卢姆

译者：徐卓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

 

一个心理实验中，一名被宣称患有绝症的小女孩正在排队等候治疗。研究者让观看这场排队的被试想象一下这个小女孩当时有什么感受时，被试们都倾向于允许小女孩插队。而当研究者首先直截了当的告诉被试，小女孩有权插队到最前面时，被试们反而认为她需要排队等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试们意识到，既然是接受治疗，其他排队者也都是患者（很可能患病程度更深），所以插队是有违公平的。

这个实验比较好的说明了共情——就是用你认为别人会用的那种视角去体验生活的能力，这是一种常常受到赞扬，被认为只要具有了就会极大的促进人际和谐、社会信任乃至世界和平的高贵品质——的力量大过了公平，会导致出现有违道德的决定（只让被试们想象一个排队者的感受，使之单独获得体谅、同情）。

加拿大发展心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卢姆认为，共情常常带来美好，但也经常造成诸如聚光灯效应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个人被欺负、流露出痛苦的样子、相当无助，很可能对他（她）的痛苦和无助感同身受，所以会伸出援手。这种情况下，共情成为了聚光灯，让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需要帮助的个体，而其他人、周遭环境以及更远的事物都成为了“背景噪声”。

保罗·布卢姆指出，聚光灯的焦点狭窄，这也是共情的第一个局限。我们常常只对自己看到的人表达出共情，而那些、更多的没有纳入视野的人哪怕境况更差，也被排除在我们的帮助之外。共情的第二个局限是，聚光灯只照亮它指向的地方，共情则受到个人偏好的左右，就像在巴以问题上，以色列一方的居民常常感怀于本方受到袭击而死伤的同胞，支持发起反击；而巴勒斯坦一方的居民同样只共情于本方同胞，对于本方有关组织袭击以色列平民的做法至少不会提出反对。

共情的第三个局限在于，只聚焦于特定个体。在美国，校园袭击事件时有发生。而在我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校园霸凌现象也并非孤例存在。但因为人们通常只关注新奇和不寻常的事情，所以类似的事件受害者中，只有个别受害者的遭遇经过各路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渲染以后，才会引发读者、网友的情绪反应，呼吁制裁凶手。但对于更多的，没有引发关注的校园袭击或霸凌的受害者，人们尽管也会表达出同情，但所可能给予帮助的举动却少之又少。

一些情况下，共情泛滥还可能因误解而造成错误举动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比如，执法者现场逮捕正在逃亡的嫌犯，却因为前者身着便服，而被围观者误以为是非法暴力。围观者有些时候还会因为嫌犯被捕过程中的叫声、哭声和肢体反应，从而表达出同情，甚至因此开始阻挠执法行动。

而这些，正是保罗·布卢姆在其所著的《摆脱共情》书中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少是因为缺少共情造成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往往是由共情泛滥引起的。”美国马萨诸塞州20世纪80年代曾推行囚犯假释的服刑改造改革，该项目有效降低了服刑者复发犯罪率，但媒体和大众却聚焦于该州一名假释犯人在假释期间的暴力犯罪个案。因为共情，人们对单一暴力犯罪案件的受害者有强烈的反应，却对其他因该项目的实施而避免受到伤害的、更多的人没有任何反应。类似的现象是，人们往往更愿意聚焦于相当罕见的、发生率极低的预防疫苗不良事件，因为共情抵制疫苗注射，却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承认疫苗注射降低疾病发生、传染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摆脱共情》这本书的表述相当犀利，揭示了共情作为心理机制、道德化的感性反应的局限所在。书作者在书中甚至挖掘了共情的神经科学基础，指出共情作为感性反应、感受，于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认知有着差别。

如何摆脱狭隘的共情，而致力于真实的而非表面化的善？如果要真正发挥共情的作用，就需要植入基本的理性，与道德体系相互强化。这也是《摆脱共情》这本书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要摆脱共情的聚光灯效应，避免仅仅将关注、善良、资源都投射在眼前的人。

其次，我们要能够懂得必要的数学、数字核算。比如，那些亲自将援助物资送往灾区、亲手交给灾民的人，确实给予了他人帮助，但如果他们能够将援助物资委托可信的救灾组织，还能将生下来的路费用以购买更多物资。实际上，亲自运送援助物资的做法，是为了满足援助者亲手送交、帮助他人的一种“温暖”的感觉。如果援助者具备基本的理性，能够更好的数字核算，其实能够帮助更多人。

第三，摆脱选择性聚焦的随意性，冷静、深入、全面的考量问题，用规则和原则来计算解决问题的成本收益，最终实现更趋全面的公平合理、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