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当晚，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的主治医师查琼芳、来自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师郭孙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的主管护师刘立骏，同上海共52家医院的其他133名医护人员一道，组成第一批医疗队连夜驰援武汉。

在上海医疗队达到武汉之后，来自上海的物资援助也源源不断。上海市卫健委、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以及上海市各医院、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等，纷纷为医疗队送来生活物资和医用防护物资。

1月26日下午3时许，首批26名医生、58名护士入驻武汉金银潭医院病房，接管了医院的北二楼（轻症）和北三楼（重症）病区。截至目前，他们已在武汉工作了15天。从三人发回的医疗日记中，我们收集并整理出他们在一线的故事。

“接手病区的缓冲时间真的不多”

1月25日凌晨4点，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师郭孙升到达金银潭医院附近的酒店。这天上海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与工作部署，领队收集了各医院医生护士的工作科室和年资，以备统筹进行医疗工作调配。

1月26日是上海医疗队首批26名医生和58名护士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第一天。郭孙升作为其中一员，当天被安排到金银潭医院北二楼轻症组值中班。

北二楼病区里总共有30多例确诊患者，而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马上要撤离去组建新的科室。为了帮助郭孙升等人熟悉流程，每班留下了1位原科室的护理人员作指导。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陌生的医疗电子系统、陌生的新型疾病，郭孙升在日记中写道，“接手病区的缓冲时间真的不多”。

当天下午四点，郭孙升换上工作服带上N95口罩，又在原科室医护人员的帮助指导下穿上隔离防护服，正式进入病区。他在日记中记录道，这个所谓的普通病房由原先的外科病房临时改造而成，没有负压系统或层流系统，因此所有走廊和病房的窗户全部大开，也不能打开暖气空调，否则可能会造成病毒循环。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温度和外界温度几乎一样，而武汉当日最高气温只有5℃。

郭孙升每天的工作任务包括为患者测量生命体征、挂盐水、接补液、静脉穿刺、病房巡逻、病情观察、日常护理等。不一会儿，他就开始气喘，在N95口罩的严密包裹下感觉头脑发晕。连续作战两小时后，郭孙升的“防护眼镜里布满一层雾气，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打湿，受外面寒风吹袭，黏在皮肤上既潮湿又湿冷”。

“平时轻松完成的任务，在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的包裹下，让我的行动显得异常臃肿不便，”他在日记中写道。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查琼芳同在金银潭医院，这天早上7：30她就与其他医护人员步行来到医院。当时一路除了同行的10多个医生外，几乎没有行人。她在日记中回忆，2019年9月，她曾到武汉参加全国呼吸年会。“走在江边步道上，看着初升的太阳，我觉得武汉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阳光的城市。现在武汉生病了，作为共饮一江水的上海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伸出援手 。”

到达病区外的医生办公室后，因为没有白大褂，查琼芳与同事们无论男女都穿上了护士服。各种各样的身材全套进修身的护士服中，略显滑稽，让大家在高度的神经紧张中短暂地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

北三楼的重症病区里共29位患者，查琼芳所在小组负责的3个病房中的10位患者全都上了无创呼吸机。查琼芳在日记中写道，听说昨晚病区里已有一个危重症患者抢救无效去世，这让她倍感压力，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她还在日记中记录道，上海医疗队希望能够进行气管插管等操作，尽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然而由于防护措施尚未到位，这些操作还无法毫无顾虑地进行。新冠肺炎的感染主要依靠呼吸道飞沫传播，在此类病房内为生命垂危的重症肺炎患者施行气管插管，感染风险可想而知。

当天，查琼芳和其他呼吸科医生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的指导下，学习了气管插管和深静脉穿刺。“这样一来，当ICU的医生人手不够时，呼吸科的能够随时上岗。”她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年初几？星期几？不知道。”

查琼芳此前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时，在肾脏出了问题后，科室就没再安排她值过夜班。不过在武汉，她又开始了夜班生涯，1月30日晚8点到早8点，她穿着防护服连续工作12小时，期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她在日记中写道，“医疗队中很多医生都带病工作。有医生两个月前被诊断出糖尿病，在饮食上格外小心谨慎，刚到武汉的那两天，担心血糖难以控制不敢吃东西，每次进食前则必须先找水吃药。”

每天查房后，查琼芳会跟病人家属通话汇报情况，进行医患沟通。1月28日，她在日记中记录道，她管辖的7床患者是名中年男性，病情危重，电话中他的爱人向查琼芳表示不怕感染，希望能够在患者身边陪护。有的患者家属接到电话，告知查琼芳自己也正被隔离治疗。还有的不愿增加患者痛苦，希望放弃抢救。

2月1日，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德昌带着查琼芳所在队里几位ICU的专家，在隔离病房花费数小时完成了上海医疗队在武汉的首次气管插管和首例ECMO（即体外膜肺氧合）操作。

对上了ECMO的病人进行诊疗，单用一次性面屏达不到防护要求。进入病区前，查琼芳需要先戴上护目镜，再戴一层一次性面屏。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减少雾气，护目镜在佩戴之前需要用碘伏湿润一下，所以护目镜都是黄色的。碘伏的刺激性气味、两层不透气的防护衣服、N95口罩外面加上两层医用外科口罩、还有相对模糊的视野，让穿戴上全套装备的查琼芳在工作的时候十分费力。

2月2日下午，查琼芳在微信群里收到一条消息：19床患者因为患病而烦躁，扯掉了自己呼吸机的面罩，并且一把抓住护士的隔离服。这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如果防护服被撕破，医护人员暴露于污染区，则极有可能感染病毒。”不过令查琼芳庆幸的是，当天那名男护士体魄比较健壮，同时由于患者生病时间长没有多少力气，最终没有发生意外。后来，六名医护人员及时赶到帮忙，才让患者安静下来。

在ICU的患者很多会有疼痛、焦虑、躁动或者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查琼芳在日记中回忆道，这位患者前几天就表现出了焦虑和躁动，医生也给他用了抗焦虑和镇静的药物，但因为病情的变化，患者血压下降，医生就相应减少了药物剂量。

2月3日早上交班快结束时，上海医疗队医师组组长、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周新向查琼芳等值班医生详细讲述了转运患者的流程。据查琼芳回忆，此前只有别人不断地往她所在的病区转入危重患者，她们还从未转出过患者。

而到了傍晚，群里果真有好消息传来：29床的患者要转到轻症病房去了。经过治疗，他的情况已明显好转，不吸氧也能维持氧饱和度在95%，而且一次2019-nCoV核酸测试呈阴性，激素和抗生素治疗也停了。“只要再测一次核酸呈阴性，他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查琼芳这天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年初几？星期几？”查琼芳问同宿舍的护士，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查琼芳只记得到武汉已经6天了，她翻看了朋友圈，才知道自己已错过了年初五迎财神的日子。

医务人员不孤独，武汉不孤独

在上海医疗队达到武汉之后，来自上海的物资援助也源源不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刘立骏被暂时委派为上海医疗队后勤保障部部长，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和各界物资捐赠协调。他在抵达武汉的第一篇日记中，不无忧心地写道，“当地医院很多管理和物资方面的问题在交接中暴露了出来”。

第二天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他就接到了医疗队队长助理张明明的电话。张明明告诉他，现在急需200个N95口罩，这让刘立骏一时间有点懵了。他在微信群里发出求助信息，各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慷慨解囊，奉献了自己带来的“私货”。

武汉天气寒冷，很多医疗队员由于出发紧急，时间紧迫，只顾着帮忙筹备医疗物资，却忽视了准备自己的行李，缺少御寒衣物。1月29日，查琼芳所在的仁济医院托该院第二批医疗队送来五大箱补给物资，以生活用品为主，包括保暖内衣、羽绒背心和暖宝宝，还有医疗队此前漏带的一些药品。

当天下午，郭孙升的同事，金山医院急危重病中心护师罗春也作为护理增援部队来到武汉，带来了医院管理部门和后勤部门快马加鞭增配的防护物资。此后，郭孙升夜晚值班前都会事先穿上医院支援的羽绒马甲和保暖内衣。上海医疗队也准备了安全型的取暖器放在病房休息室里，供医护人员夜晚取暖。

刘立骏收到的来自新华医院的生活物资中，则充满了惊喜和温暖。“除了暖宝宝和电热毯，居然还有咸鸭蛋和榨菜，真可乐坏了我们这些上海胃。”

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给医疗队送来了许多军大衣。司机开着沪牌集卡到来，查琼芳等人让他休息一会儿，他回答道，还要去给其他医疗队送衣服。

此外，还有来自上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的关怀。

查琼芳记得，正月初一抵达武汉后，就接到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建华的研究生缪慧娴的电话。她听缪慧娴说，有位张女士曾是仁济医院的患者，在得知仁济的医生去往武汉后，通过多个渠道打听并紧急购买了1200个N95口罩和200个护目镜，分批送来。

此后，查琼芳还接到多个电话，分别来自申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以及各企业负责人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如果前线需要物资，一定想办法寄去。

1月26日，刘立骏在日记中写道，上海某青商会老总联系到他，表示已筹集20万元的物资，正在寻找送进来的渠道。

作为医疗队的后勤保障部部长，刘立骏每天要应付十几次的快递投送，日均步数稳定在15000步以上。他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正式开始在武汉工作，自己“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甚至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

但看着堆得满满的物资，刘立骏心里直乐呵。

上海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开始逐渐认识刘立骏，有空时会主动帮忙一起进行物资分发和库房整理。刘立骏觉得自己很幸运：“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将52家二甲、三甲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统一在一起，共同在有那么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验’体能极限的工作环境下共同协作、分工明确地开展救治工作。我为这场疫情感到悲伤，不过我为我们的团队感到无比光荣，因为我们是最勇敢的逆行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医务人员不孤独，武汉不孤独，因为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