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勒冈乌姆普夸社区学院（Umpqua Community College）枪击案发生数小时后，总统奥巴马就此次枪击案发表讲话，并毫不掩饰他对于枪击案一再发生的愤怒与沮丧。

“正如我几个月前说过的，在几个月之前的几个月之前所说过的，在每次枪击案发生后所说过的，光有想法和祈祷是远远不够的。”奥巴马说，“这无法解决我们的头痛、悲伤与愤怒，也无法阻止此类惨案于下周或几个月后，在美国的某处地方再次发生。”

美国人已经对枪支管控的话题非常熟悉了。每一次枪击案过后，都会有人呼吁控制枪支，出台相关法案。但是批评者却担心政府——特别是奥巴马——试图夺走他们的枪支。围绕枪支的辩论逐渐陷入停滞，似乎任何变化都没有发生，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的。

为什么每次枪击案发生后，虽然人们都会感到愤怒与悲痛，但还是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呢？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了解美国的持枪人数与枪支暴力事件的数量，还需要清楚美国与枪支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枪支问题是如何在他们的政治中发挥作用，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法律继续允许枪支暴力事件持续下去。

1. 美国的枪支问题独一无二

世界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枪支暴力发生率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根据《卫报》所汇编的联合国数据，美国的枪击案发生率是加拿大的6倍，瑞典的7倍，德国的16倍（如此庞大的枪击案数量是导致美国谋杀案发生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原因）。

为了了解为什么美国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我们还必须知道另一项非常重要的数据：美国是世界上枪支持有率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00个美国人就有88.8支枪，这意味着几乎美国一个美国人都拥有一把枪，有的甚至不只一把。世界上枪支持有率排名第二的是也门，在这个备受内战摧残的国家里，平均每100个人中只有54.8支枪。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43%，但却拥有了世界上42%的私人枪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美国成年人确实都持有枪支。事实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和综合社会调查所进行的调查，这些枪支是集中在小部分的美国人中。

这三个事实反映了美国独一无二的枪支文化。枪支持有量与枪支暴力事件存在着非常强的关联，美国的枪支持有率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时，这些枪支集中在一群热血的少数人手中，他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枪支控制的人群中声音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害怕立法人员出台相关措施的一群人。

2. 更多的枪支意味着更多的枪击案

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十分清楚明了。无论你怎样看待这些数据，更多的枪支都意味着更多的枪击案。

当你看到下图中美国各州的数据时，这个结论会很清楚。

 

当你看到发达国家之间的数据时，这个结论会同样清楚。

枪支控制的反对者倾向于指出其他因素来解释美国不同寻常的枪支暴力事件：如心理疾病等等。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心理健康专家Jonathan Metzl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更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虽然大部分枪击案的实施者（高达60%）都患有某种精神或心理综合征，但是Metzl指出，其他因素会更影响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如滥用毒品、贫穷、暴力过往史、以及接触枪支等等。

你有时可能会听到另一种论调：如果更多人拥有枪支，枪击案发生的次数会更少。因为人们可以用枪支来保护自己，防止被射杀。毕竟在乌姆普夸社区学院中拦住罪犯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

但是，数据表明，这一论调并不正确。超高的枪支拥有率并不会减少枪击案的数量，恰恰相反，超高的枪支拥有率可能会导致枪击案数量的增加。多个模拟实验显示，大部分人在携带枪支的情况下，仍无法制止暴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杀。

枪支持有率与枪支暴力事件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明了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损伤控制中心（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s Injury Control Center）的研究表明，当其他诸如社会经济因素、犯罪等变量不变时，枪支越多的地方发生的枪击案越多。

“在美国，大量实验证据显示，在一个社区里，越多的枪支会导致越多的谋杀案。损伤控制研究中心主任David Hemenway在《私人枪支，公共卫生》（Private Guns,Public Health）一书中写道。

专家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在枪支方面宽松的法律与文化所导致的结果：越来越容易得到枪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枪，越来越多的枪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死亡。研究人员发现，这不仅适用于枪击案，还适用于自杀案、家庭暴力、甚至是袭警事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不仅需要减少枪支来源，还需要减少枪支数量。

尽管人们对枪击案的凶手非常愤怒，也知道问题来源是美国超高的枪支持有率，但是美国仍然没有出台重大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里面原因的复杂程度可能超乎想象。

3. 美国人倾向于支持限制枪支的措施，但措施并不能成为法律。

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怎样看待具体的枪支控制措施，他们通常会说支持这些措施。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进行背景调查、禁止攻击性武器、禁止高容量弹药夹、禁止网上销售弹药、建立跟踪枪支销售的联邦数据库。

所以，为什么这些措施从未变成法律呢？因为这些措施又成为另一个政治问题：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枪支持有权这个抽象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的法律引入了最受欢迎的措施，如包含私人和枪支展览销售在内的背景调查（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85%的人支持该项措施），但枪支控制的反对者们仍能使该法律夭折的原因。他们可以将该法律描述为与枪支持有权背道而行，从而引起公众对该法律的反对。

这种问题不局限于枪支。例如，虽然大部分美国人说他们不喜欢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挺喜欢该卫生保健法案中的具体政策。但问题是，这些具体的政策被描述为“政府对卫生保健的接管”和“死亡委员会”。由于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时间去证实这些论调的真假，特别是涉及到一个包括许多部分的大法案时，很多人选择相信这些耸人听闻的论调，阻止立法。

当然，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美国人单纯地反对任何枪支控制的法律。当这群人的人数超过支持枪支控制法律的人数时，反对者就会变得比支持者更为热情高涨——除此之外，他们的身后还有强大的政治游说集团的支持。

4. “枪支游说集团”似乎在不久之前才为人所知，但其力量却非常强大。

在枪支方面，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是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对美国保守政治有着强大的束缚力，该协会的迅速发展也是最近的事。

美国步枪协会在早期时更多的是一个体育俱乐部，并不是反对枪支控制的严肃政治力量，当时它甚至还支持一些枪支限制措施。1934年，美国步枪协会的主席卡尔·弗雷德里克（Karl Frederick）说：“我不同意随意携带枪支。我认为应该严格限制枪支，并且只有在拥有执照的情况下才能持有枪支。”

1977年该组织内部的一场政变改变了这一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犯罪率增加，要求控制枪支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美国步枪协会的成员担心继1968年法律之后，政府可能会出台新的枪支控制法律。随着政府开始掌控美国的全部枪械，他们开始害怕。于是，一些成员拥护强硬派人物，如Harlon Carter上台，将美国步枪协会变为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枪支游说集团。

以上这段故事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步枪协会反对私人枪支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担心诸如禁止攻击性武器、建立跟踪枪支销售的联邦数据库等很受欢迎的立法并不是为了拯救生命，而是禁止全部私人枪支持有权的第一步。这在美国步枪协会看来，是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侵犯。

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政府一旦想以任何形式来控制枪支，美国步枪协会就会联合枪支持有者和其他反对枪支控制的人一起来反对这些法案。持枪者只占美国人的一小部分：根据各个调查的不同结果，这群人大概占到全部人的34%-43%。但是这群人却是一批非常庞大活跃的选民，尤其是在共和党内部。这使得许多立法者担心来自步枪协会的“差评”会提前结束他们的仕途。

结果，一些政治家就会为了表现他们对于枪权的支持，而做出无比荒谬的事情。例如，今年，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在视频中用机关枪来制作培根（这并不是玩笑）。

尽管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试图抵制美国步枪协会的运动，但是没有一个机构可以拥有美国步枪协会那样的影响力。

《枪支辩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The Gun Debate: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一书的作者Kristin Goss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她认为，诸如“每个城镇都维护枪支安全（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等枪支控制团体如今更有组织，资金更完备，比最近20年的任何枪支控制团体都能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

但是枪支控制的支持者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阻碍：更多热情饱满的反对者。

热情背后是什么呢？杜克大学的一名政治科学家认为热情的背后是一种有形的损失——枪支持有者感觉政府正在拿走他们的枪支和权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枪支控制的支持者们却是被一种减少枪支暴力事件的抽象概念所激励。

但是，在各州层面上，立法者已经通过了限制枪支的法律。例如，去年，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通过法律，要求所有的枪支都必须经过背景调查，包括那些在个人之间买卖的枪支。“各州所出台的法律要比国会更多一点。”Goss说，“在蓝州（民主党地盘），枪支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但是在红州（共和党阵营）的某些地方，枪支法律变得更为松散。”

美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及其支持者的队伍迫使许多美国立法者，特别是在联邦中和红州中，对枪支控制措施敬而远之——即使一些通过此类政策的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5. 其他发达国家的枪支控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1996年，一个28岁的年轻人走入澳大利亚阿瑟港（Port Arthur）的一家咖啡馆中，吃完午饭后，他从包里抽出一支半自动式步枪向人群开火。35人死亡，23人受伤。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枪击案。

针对此事，澳大利亚立法人员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携带某些诸如自动和半自动步枪、猎枪等枪械。通过一项枪支回购项目，澳大利亚政府从枪支持有者那里购买了65万这种类型的枪支。澳大利亚建立了登记处，将所有国内的枪支登记在案，购买任何新枪械都必须经过允许（这项措施远比美国提出的更为严厉，美国从未试图立刻减少国家内枪支的数量）。

结果是：据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统计，该法律通过7年之后，澳大利亚的枪击谋杀率降低42%，枪击自杀率降低57%。

现在，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枪支回购项目这一个因素到底减少了多少自杀案和谋杀案。一方面，在该法律通过之前，澳大利亚的谋杀率就一直在下降。但是哈佛大学的David Hemenway和Mary Vriniotis认为，枪支回购项目很可能对此有所影响。“第一，枪击死亡人数的下降是受到回购项目影响最大的。第二，在回购率较高的州的枪击死亡率下降幅度大于回购率较小的州。”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对该项目的研究显示，平均起来，每10万人中回收3500支枪能导致枪击谋杀案下降50%，枪击自杀案甚至降低74%。正如VOX的Dylan Matthews所说，谋杀案的下降数据并不重要，自杀案的下降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结果也令人十分震惊。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自该法律通过之后，澳大利亚就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枪击案。

6. 尽管大规模枪击案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但这仍然是所有枪支暴力中的一小部分。

由于对“大规模枪击案”的定义不同，美国各地每年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也从十几起到几百起不等。但毫无疑问，这些案件对于整个国家，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庭来说都是令人悲痛欲绝的惨剧。

但是，另一种极少引起人们关注的枪支暴力所杀死的美国人比这些大规模枪击案要多得多。从最广泛的“大规模枪击案”定义来说，2013年，这些案件共杀死了500名美国人。而这仅仅是全部枪击谋杀案中的一小部分：2013年，全部枪击谋杀案的死亡人数超过11200人。枪击自杀案的死亡人数则更多：几乎达到21200人。

当我们在谈论枪支控制时，通常不会考虑到这其实可以防止自杀。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枪支控制确实可以挽救生命。在以色列，大部分人都要进行强制性的军队服役。政策制定者们发现，当士兵们周末回家时，很多人都会去自杀。所以以色列官方决定当士兵们回家时，必须要把枪留在部队。这种措施确实起到了效果：以色列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以色列士兵的自杀下降了40%。

所以，虽然政治家们经常因为大规模枪击案而呼吁控制枪支，但是问题的实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案件本身。而我们却很难对其进行指责，因为毕竟大规模枪击案迫使美国人开始面对枪支法律与枪支文化。

但是这个国家似乎并不愿意直视此事，或者不愿意重视所看到的事实。2012年，康涅狄格州的桑迪霍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凶手杀死20名儿童以及6名学校工作人员，最后自杀。但是这次枪击案却没有给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带来任何变化。据估计，自那以后，美国又发生了986起大规模枪击案。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还会发生更多的大规模枪击案。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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