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几年，哈佛有一位教授叫桑德尔，他开的公开课《正义》火遍全球。这位教授十分喜欢设置场景，然后把问题放到两难境地。比如这个著名的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有轨电车司机，你的电车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驶。忽然，你看到前面轨道上，有五位工人在工作。你想停下电车，但刹车坏了。你感到绝望，电车正在向五位工人撞去，他们必死无疑。

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轨道右边连接着另一根轨道，那根轨道的尽头，也有一位工人在工作。电车的刹车坏了，可是方向盘没有失灵。你可以把电车开上右边的轨道，前面轨道上的五位工人可以躲过一劫，但右边轨道上的那位工人却会被撞死。

桑德尔问：现在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请大家举手，有多少人同意电车转向？有多少人不同意？

最后课堂上大多数学生同意转向，为了挽救五个人的生命，值得一个人牺牲。

桑德尔接着讲了第二个故事：

还是那辆刹车失灵的电车，不过这一次你不是司机，而是个旁观者。你站在桥上看着桥下的电车撞向五位工人，无能为力。突然，你发觉身边还站着一个胖子，很胖，胖到如果他卡在轨道上，电车就会停下，五名工人就会得救。当然他会被轧死。

他问：请大家举手，多少人会把胖子推下桥去？多少人不会？

这一次，大多数学生都不同意推人下桥。桑德尔追问:“转向和推人的原则，不都是‘牺牲一人胜于牺牲五人’？为什么大多数学生前是而后非？我想听一听你们的想法。”

故事还没完，桑德尔继续说：

六个人在电车事故中受伤，都没死，紧急送医。其中五个人是中度伤害，一个人重伤。你是医生，救活重伤号，要花一天的时间。重伤号救活了，其他五个人因为缺乏及时疗救而告不治。你也可以先照顾五个病人，那样重伤号会死。作为医生，多少人会选择光救重伤号？多少人会选择先救五个人？多数学生的票投向五人。

那么，医生还会碰到另一个故事。你是医生，你有五个病人，他们都需要器官移植才能活下去。一个要心，一个要肺，一个要肾，一个要肝，一个要胰脏。医院里一个器官都没有。

这时候一个健康的人来医院做体检，他正在打瞌睡。你可以悄悄地从他身上取走五个器官。他肯定会死，但你救了另外五个人。有人会这样做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人命可以用数字来衡量吗？或者说，人命可以用什么来衡量？

以前有一个笑话这样讲：

布什说：“我们准备枪杀4千万伊拉克人和1个修单车的。”

CNN记者：“1个修单车的？！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

布什转身拍拍鲍威尔的肩膀：“看吧，我都说没有人会关心那4千万伊拉克人。”

很显然，关注一个人的生命，同样是有条件的。它必须让人感同身受，必须放到日常的基本生活之中，否则，理念将永远是理念。否则，它只是一个数字。

桑德尔喜欢设置这样的情景，《十二公民》的对焦也是这样。

二

《十二公民》改编自《十二怒汉》。

第一部《十二怒汉》拍摄于1957年，35万美元成本、19天拍摄，至今排在IMDB前十。随后不断被翻拍，最近一次引起广泛关注是由《毒太阳》的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所摄。

所有翻拍的电影与原电影情节一致，都是一个少年杀父的故事，但是国家不同，面对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进入审判中的人他的生活也不同。

在《十二公民》中，背景设置是这样的：

暑期一所政法大学内，未通过英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学生迎来补考。他们组成模拟西方法庭，分别担任法官、律师、检察官等角色，审理的正是一桩社会上饱受争议的“20岁富二代弑父”案。

12位学生家长组成了陪审团。这些人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有医生、房地产商、保安、教授、保险推销员等。他们在听取学生法庭审理后，将对本案做出最终“判决”。 

这12名陪审员互不相识，但按照规则，他们必须达成一致，才能结束审判。

第一轮投票，就有11人认定“富二代”有罪，只有何冰表示反对。在他的建议下，最终所有线索都被逐一讨论，随着审判的进行，各种疑点出现，结果12：0判定无罪。 

如果我们说这是一堂课，那它是一堂重要的课，为什么呢？它几乎涵盖了在教育伦理中最重大的几个命题。

第一个关键词：生命。

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这就是场游戏，赶紧投完票回家吃饭。但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出现了一张反对票，所有人都不理解，反对者何冰的解释非常空白：我就是想讨论讨论。一群人站起来反对他：为什么？他回答的很缓慢：这看起来是一张票，但是你们投的时候，这人，在你心里，死了。一条人命就这么简单的投没了？

或者说，一个它者的生命有多重要？或者说，他人的生活与我何干，他人的生死与我有何意义，他人的苦难幸福与我有何关联？

第二个关键词：理解。

第一个附和他投了反对票的是坐在旁边的老先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他受到了波及，正是有一位女士给予他的同情，才让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活了下来。

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同情和理解，不存在物伤其类的悲哀，那么人也不会重视他人的生命。它是冷漠的，是灵魂之间的隔绝，无药可救。

生命是需要理解的，没有爱的沟通，生命之间没有桥梁，它是永恒黑暗的距离。

第三个关键词：正义。

随着对证据的逐渐梳理，他们发现所有证人的证言都有问题。当那位曾经坐过冤狱的人站起来时，他选择了坚持正义。

中国的法律一向是先抓后审，疑罪从无的概念的历史非常短暂，但无论这罪恶有多么重大，如果公安机关没有拿到足够的证据链，那就不能随便判，“我们不可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为这是法律的正义和尊严所在。只有被误判的人，才会有深刻的体会。

第四个关键词：罪恶。

在《十二公民》中饰演出租车司机韩童生真是老戏骨，他一直坚持到最后，都希望判决这个富二代死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富二代，因为他不尊重自己的父亲。而他又这样一个逃跑的儿子。

说起来，那里面的每个人都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决。因为除了那个房地产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羞辱与被损害的人”，那个商店的小老板被掌管学校资源的教师欺压，被所有人看不起，那个保安曾经考政法落榜同样被人看低，那个北京本地的房东他儿子被外地人挤压工作机会等等，他们都仇富，天生带有一种刻意的偏见。富裕，在中国，天然等于潜规则，等于非正义，等于该死的罪恶。

但谁是罪恶的？是罪犯？是审判者，是判决者，还是围观群众？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这部电影对中国的现状表现的很好，而且真实的探讨了这些日常见不到的话题。如果说，这是一堂课，那它无疑是一堂优秀的教育课。它源于生活，从多角度呈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正是当今教育改革的方向。如果我们无视，它就判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三

但很可惜，这仍然是一个架空历史却表现真实的电影。我所说“架空历史”的意思，不是武侠玄幻上的概念，而是说，这种事，在中国的现实中根本不能发生。

首先中国没有陪审团。中国法律也不是这样的审判过程。这些民众再热闹，最终于事无补。

其次，这里面的讨论气氛仍然过于理想，在实践中，恐怕早就冷场或者有人离开了，我见过无数次“冷冷一笑，不跟你玩了”的情景。

第三，中国对生命的态度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比如佘祥林、聂树斌，比如那些数十年冤狱的人，目前仍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死刑判决，在大陆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雷区。

第四，影片最后，何冰回来取工作证，证明他是一个检察官，随后阳光柔和的照下来，变成了“中国梦”广告宣传片。这无疑是中国教育教人写作文的弊病，最后总要主题升华一下。固然这是为过审献媚，但也未免太过。

对照《十二怒汉》的结尾，那位“开始就知晓男孩无罪但仍然希望判他有罪”的老者如此说道：

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他说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车臣男孩是无辜的。但是为什么必须得判他有罪呢？

因为这个男孩，他亲生父母在战争中已经死去，而养父母也被人杀害了。给了他自由，他却并无处可以去投奔。而且，他的自由，甚至会导致杀手找上门来去杀害他。而监狱则对于目前的他来说是一个安全的所在。目前的境地，应该是陪审团介入更多，先判小伙子有罪，让他入狱，然后陪审团去抓真凶，等真凶入狱了，再来翻案，让小伙子获得完全的自由。这个想法大胆，而且具有至高的正义倾向。

这个想法被抛出来之后，让刚刚从人性中苏醒过来的陪审团成员再次沉默。就虽然最后仍一致认为法律至上而小男孩无罪，以后的生活要让小男孩自己去承担。那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最后影片做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老者自己站出来去救助那个孩子，但是他究竟能做到吗？影片没有给出答案。

很显然，这是一个“桑德尔式的悖论问题”。但两相比较，不恰恰是一个好电影与一个伟大电影的区别吗？

人性的悖论和悲剧才是一个永恒让人沉思的话题。它包含有最深刻的教育哲理，但我们却必须永远活在大团圆的幻境之中。什么时候，那些装睡的人，能够切身的去面对一次外面的真实生活呢？

它或许是粗砺的，但它仍然是深刻而美的。对教育而言，只有这种生活才是合适的场所，也只有面对它，才能找到教育的真正技巧和目的。透过千百年的历史，你会发现，这已然被那些努力生活过的人证明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