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彼此之间也存在众多分歧和龃龉，但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正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PSA（诸边服务贸易协定）等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围猎包括中国制造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产能，逼迫他们“二次入世”。其中，美国、日本等12个太平洋国家已于10月5日宣布达成历史性的TPP协定。

面对围追堵截，中国也同时在三线合纵连横以应对，一线是中欧贸易协商和自贸区谈判，先对冰岛、瑞士，然后再推进到中心国家；二线是巩固东南亚与东北亚，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都在推进；三线是金砖联盟，力图打造一个平行世界，小三驾马车（IMF vs储备库，WB vs金砖发展银行，WTO vs工商理事会）正在启动。

其实很清楚，TPP等就如同“三体世界”派遣过来锁定中国高速增长能力的“智子”，其目的是全面封杀中国制造及其后发优势。后发国家采取的是把30年当300年用的追赶策略，如果直接遵守其中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以及抑制国有企业等条款，就等于自废武功。这不是说新兴国家未来就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而是说它们只有退守食物链的低端甚至底端，很难再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可以给出如此的高规格，说白了就是它们原始积累完成得早，产业升级得快，新竞争优势已经建立起来，并主导了游戏规则，可以按自己的偏好和比较优势来切割蛋糕。

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制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错误的，其中的不少规则也符合市场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要求。所以中国须用积极态度对待，其中一些合理的规则同中国自身的改革方向是高度兼容的。因此还是得采用最大公约数原理，找到交集并推进自身的转型发展，同时借此规则约掉或者消解掉大部分既得利益和利益集团。最终建立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尽量避免更多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

类似当年加入WTO，这也就是所谓的“开放促改革”。如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改不动，那就不妨开放多一些，倒逼强一点。目前中国对于包括TPP及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内的，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倡议均持开放态度。早参与早受益，才有可能在谈判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不被边缘化。但新一轮的游戏规则基本都是美国定的，如果整个国家要进去确实有困难，可以先让相对发达地区的各个自贸区主动门户洞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自由投资和贸易，做一个对接新规则的窗口。未来其中有效的高商业标准可以投射到整个中国制造和服务业。

这些关键试验包括贸易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上海主要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这里面最核心部件有两个，一是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另一个就是构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离岸贸易的最核心是解决跨国公司的资金管制问题，自贸区内企业允许搞一个国际资金池和国内资金池，当中设计有互联互通的管道。这样的贸易就是订单和资金环节是在上海完成的，货物未必经过上海的港口。自贸区不会做成集装箱的堆场，要探索同大长三角周边地区的错位竞争和协同合作。

更重要的是，推进与自由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配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以及航运金融交易平台，允许境内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和航运远期交易。这些设计这不仅会促进相关的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还降低了跨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源调配和商品价格风险管理的门槛和成本，将助力于自由贸易港的繁荣。

其次是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非禁即入，除了负面清单规定不能干的，其他都可以干。这特别针对的是服务业。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发展较好、竞争力变强。因此自贸区内投资应该大部分实行备案制，取消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等诸多限制。率先在试验区范围内改革投资项目管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而船舶运输、资信调查、融资租赁、检测维修、演出经纪、娱乐文化、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众多现代生产型和生活型服务性行业，都将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欢迎国内民营资本和海外直接投资，这也是对目前进展缓慢的中美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一种试验性呼应。

目前经过上一轮扩区，上海自贸区已经涵盖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8.78平方公里）以及陆家嘴金融片区（34.26平方公里）、金桥开发片区（20.48平方公里）、张江高科技片区（37.2平方公里）。这一扩展使得它的地域辐射和产业辐射能级迅速上升，全面涵盖了中国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最前线，并涉及到创业创新和金融支撑与开放的最前沿。完全可以要求在这些区域内运营的产业和企业按照更高的环保、劳动、知识产权标准的来进行生产和经营，全力提升各经济主体的要素使用效率，并全方位配合以支持创新驱动，这必然也会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管理模式创新，加强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和效能。

因此，在TPP、TTIP、PSA的外在压力下，在内生改革亟需动力和推力的重要关头，作为七大改革顶层设计，至上而下拉动新三驾马车的核心抓手，以及自下而上的全面积极试验和回应，上海的自贸区试验意义非凡，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是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其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即全球化3.0环境下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这正是当下中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

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它力图占领新一轮全球化4.0的产业和金融制高点。这应当是一个完整的，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它将创造出一个符合国际惯例、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新一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业。这也正是上海的新使命和新征程——鉴于长三角的广阔腹地，以至整个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需求的支撑、以及上海对亚太和全球的贸易触角、投资辐射能力，并且能够使得境外境内两种资源有效对接，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影响力能级是众多自贸区中最强者。因此，上海自贸区正是应对TPP，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这一试验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本文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总裁助理，陆家嘴沙龙理事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