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飞观 魏初韡

编辑| 魏初韡

这个年，相信大家过得一点也不舒心。所有人都宅在家里，在朋友圈中又好好“学习”了一遍生物医学的常识。

在疫情之前，很多人甚至无法区分清楚什么是病毒，什么是细菌；很多人也不知道，平常爱吃的，看起来活蹦乱跳的野味身上竟然带着几十种传染病病毒；我们也看到，如此强大的现代医学文明成果，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时，我们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十分无力。

在中国受新冠病毒影响时，美国正在爆发甲型和乙型流感，从去年9月底到现在，累计已超过2000多万人感染。

2019年8月30日，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自2018年8月暴发以来已发现超过3000例病例，其中死亡病例超过2000例。

2018年的一次国际医学会议上，来自沙特MERS科学委员会的专家表示在过去的6年，全世界总计在27个国家有超过2143例实验室确认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感染病例，总死亡率高达35.6%。

曾有社会医学的专家说过：人类文明的演变史，其实就是一部与传染病抗争的斗争史。

本文将分析人类历史上大量的传染病爆发案例，详细解读为什么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我们自己在“花样作死”?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

1.水乳交融：人类与自然的过分亲密

2.药不能停：抗生素滥用与病菌变异

3.选择远方：人口流动导致加速扩散

4.蜜汁消费：吃野味与不良饮食习惯

水乳交融：人类与自然的过分亲密

最新一期的Youtube纪录片《Seasons》中，贾斯汀·比伯也大方承认了自己曾深陷药物滥用问题。

2020年1月9日，比伯在Ins上发文表示自己患上了莱姆病。这给近一段时间比伯糟糕的精神状态和皮肤问题提供了解释。但仍有黑粉在他的社交平台下留言称，“你就是个骗子，赶紧承认你仍在嗑药吧！”

在比伯发声之后，美国知名歌手艾薇儿也站出来支持他。艾薇儿在2013年底患上莱姆病，并一度在乐坛消失5年之久，2018年她复出回归。在单曲《Head Above Water》中，艾薇儿表达了自己患病的心路历程：

“我患上了莱姆病，我当时觉得自己不能呼吸，5个月卧床不起，一度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不能吃饭，甚至一周没办法淋浴，生活陷入崩溃。”

欧美两大巨星患上的莱姆病，它究竟是个啥？

2018年5月底，江苏盱眙宋先生的小舅子和岳母先后患上怪病，出现畏寒发热、头痛、恶心、呕吐、关节和肌肉疼痛等症状，最终因多器官衰竭而不治身亡。

结果事情还没完，6月初，宋先生在举办完丧事之后也出现类似症状。到了医院后，宋先生出现咳血和休克状态，最终在医生的努力下，宋先生侥幸从鬼门关活了过来。

事后，医生给出了检查结论：

宋先生一家被蜱虫叮咬，导致患上了传染病。

至于宋先生患上了何种传染病，新华社的新闻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蜱虫在国内俗称草爬子，在黑龙江、内蒙、四川、河北、新疆、云南等省和自治区均有因蜱虫叮咬致病的事件发生。

我们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应该都学过：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必须具有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并受社会和自然两大因素的影响。

莱姆病（Lyme disease）或莱姆疏螺旋体病是一种由伯氏疏螺旋体属生物引起的细菌性传染病，人畜共患，其储备宿主为老鼠，并会以真蜱科硬蜱属的生物为媒介传染给人类。

莱姆病是蜱虫在北半球散布最广的疾病。首次发现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莱姆镇， 1975年，一位美国医生在这里研究一些患有“少年红斑性关节炎”的患者时发现，他们的病因与已知的病因都不一样，这种病也因此得名莱姆病。

莱姆病曾经认为只在北美地区流行，但现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均有患病记录。美国疾控中心报告全年美国有3万个病例。莱姆病协会则认为全美每年有40万莱姆病病例发生。

2009年，加拿大的莱姆病报告有144例，而2017年则猛增到2,025例。据《赫芬顿邮报》报道，渥太华超过2/3的小区，检测出携带莱姆病菌的蜱虫。

莱姆病高发的地区为森林和植被茂盛的地带，北美洲的森林面积约占全洲面积的30%，约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8%。主要分布在西部山地，盛产达格拉斯黄杉、巨型金针柏、奴特卡花柏、糖槭、松、红杉、铁杉等林木。草原面积占全洲面积14.5%，约占世界草原面积的11%。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北美的莱姆病爆发一直高居世界前列的原因，但近几年都市人群频频感染莱姆病则更有可能是“人祸”造成的。美国有医学学者研究证实，由于北美地区近年来逐步扩大的人工植树造林活动，以及鹿的保护区面积的扩大，使得鹿种群的数量显著增加。

而蜱虫则主要寄生在以鹿、马、牛等动物的身上，间接地促进了蜱虫的寄生环境。同时蓬勃发展的森林旅游和夏令营活动，则大大增加了人群与野生动物接触的频率

植树造林活动、鹿种群的扩张以及蓬勃的森林旅游探险活动，这个促使莱姆病爆发的链条便形成了。莱姆病的爆发既是天灾，但也是人祸。

我们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人类社会与自然处于一个和谐平衡状态时，人类生活就不会出现问题。反之，大自然会以自身的运行规律来对我们的越界行为作出警告。

2016年7月14日晚，一名在安哥拉务工的中国公民出现发热伴头痛，以及全身关节痛、肌肉痛等症状，因当地医疗条件原因。他于7月21日凌晨乘飞机回国，当晚抵达北京后病情加重，于是他被送往某专科医院隔离诊治。23日上午，北京市疾控中心对患者标本的裂谷热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至此，中国出现了第一例输入性裂谷热传染病。

裂谷热，也称立夫特谷热(Rift ValleyFever)，是由裂谷热病毒，也称立夫特谷热病毒(Rift Valley Fever Virus, RVFV)，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该病主要影响动物，可致牲畜死亡和流产。年幼的动物病死率高。绵羊、山羊、牛、水牛、骆驼等家畜均可感染该病毒，并可作为该病的传染源。　　

人类对裂谷热病毒容易感染，一般由于接触患病动物的血液、体液和内脏感染；也可能通过伊蚊、库蚊等蚊虫叮咬而发生感染。人感染后早期症状类似感冒，主要发热、头痛、背疼和肌肉酸痛、恶心呕吐，后期表现为肝炎、视网膜炎。裂谷热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国际兽疫局(OIE)将其列为A类疫病。

裂谷热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和南部，肯尼亚、津巴布韦、赞比亚、纳米比亚、索马里等国家，亚洲的沙特阿拉伯、也门也曾发生爆发疫情。

一般来说，裂谷热爆发的原因与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它一般在非洲的雨季爆发，随着非洲洪水的扩散而在各地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流行。但科学家在西非的一次调查却发现人类的经济活动也在间接影响着裂谷热疫情的传播。

1987年，几位科学家在西非塞内加尔河考察，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塞内加尔河上游此时正在兴修大坝，由于工程因素的影响，塞内加尔河下游发生洪涝灾害，毛里塔尼亚随后发生了200人死亡的裂谷热疫情大爆发。

此次的裂谷热爆发，与人类活动高度相关。局部地区的河流水文情况发生人为变化，导致出现人为因素造成的传染病爆发。

进入新世纪，我们探索自然的脚步会迈的更大。森林开发和探险，工农业的进一步扩张发展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大自然。

这也恰恰使我们接触到原本很少接触到的传染病虫媒和带病动物，这些带病的动植物也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始迁往人口密集的都市之中，它们悄悄潜伏在你我的身边，暗暗等待重见天日的机会。

19世纪德国著名医学家魏尔啸曾经讲：“流行病的发生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原因。疾病流行从本质上就是社会和文化在某段时间内失调的现象。”

有一句话叫距离产生美。这句话放到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十分恰当，我们不要跟大自然过于亲密，而是需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

对它保持敬畏。

药不能停：抗生素滥用与病菌变异

1928年，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的细菌学教授亚历山大·弗莱明结束了暑假回到实验室，他准备收拾东西，开始工作。无意中，他发现自己之前使用过的细菌培养皿长出了霉斑。

这些霉斑呈现青绿色，放在显微镜下，原本生命力旺盛的金色葡萄球菌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弗莱明的这个发现使他成为了1945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的获奖者。他的发明就是日后被称为解救千百万人的神药——青霉素（penicillin，盘尼西林）。

青霉素是人类医学史上诞生的第一款安全的抗生素，在二战中，它挽救了数以千万士兵的生命，也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它与原子弹、雷达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三大发明“。

但在1945年弗莱明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讲中，他作为抗生素的发现者却大声地警告世人：

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他回忆自己在实验室中的情形，当细菌暴露在不足量的青霉素浓度下时，不少细菌出现了对抗生素的耐药性。

当时弗莱明的这些话没有被公众所重视，大家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老派科学家所谓的严谨和钻牛角尖罢了。

我们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列举的39种传染病，这些传染病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肆虐人类社会的公敌。而这些传染病中以甲类的2种传染病最为凶恶。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 《药》 鲁迅

这是我们中学时代都学过的一篇课文《药》，这个片段生动地展现了老栓去向刽子手购买人血馒头以治疗儿子小栓肺痨病时的心态。

小栓得的肺痨病即是传染病名录中的肺结核病。肺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及许多脏器，以肺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肺结核的症状一般表现为咳嗽、咯痰、咯血、胸痛、发热、乏力、食欲减退等局部及全身症状。肺结核90%以上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 病人通过咳嗽、打喷嚏、高声喧哗等使带菌液体喷出体外, 健康人吸入后就会被感染。

令人不幸的是，曾经写下《药》的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清晨，因肺结核在上海去世，终年55岁。

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这些集中在一起生活的城市贫民就成为了结核杆菌最理想的“温床”。一位结核病医生特鲁多（1848-1915）曾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这些略显无奈的话翻译过来就是：根本治不好。

结核病的治疗直到1945年链霉素的发现才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此后, 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等药物的相继合成, 更令全球肺结核患者的人数大幅减少。

卡介苗 (BCG) 接种和化学预防的方式也使得肺结核的发病率显著降低。其中1952年异烟肼的问世, 使化学药物预防获得成功。异烟肼的杀菌力强, 副作用少且又经济, 其片剂便于服用,服用6至12个月, 10年内可减少发病50%至60%。

抗生素、卡介苗和化疗药物的问世, 是人类在与肺结核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胜利, 为此,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认为20世纪末即可消灭肺结核病。

但事实证明，人类再一次过于乐观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 1995年全世界有300万人死肺结核,是该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大大超过了肺结核流行的1900年。

在2003年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之际, “制止结核病”世界行动组织公布的数字显示, 目前全球每天仍有5000人死于结核病,而每年罹患结核病的人数超过800万。

肺结核的再次肆虐使得人类想起了弗莱明曾经发出的警告：抗生素滥用。

据WHO估计,目前感染耐药结核菌的结核病患者约有1亿,现有抗结核药物对这些人已无何治疗作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防痨及肺部疾病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 在新病人中, 100个结核病人中有10个至少对1种药物耐药, 至少有1个为耐多药结核病人;而在复治病人中 (即以往接受抗结核治疗超过1个月)，100个结核病人中近20个至少对1种药物耐药, 7个为耐多药结核病人。据估计, 全球每年新出现耐多药结核病人30～60万。

我国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耐药结核病疫情严峻。据我国第四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近1/3结核病人为耐药病人, 1/10以上病人为耐多药结核。据此估计, 我国每年新产生的耐多药结核病人将超过10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4的耐多药结核病人在中国。

肺结核病的耐药性数据凸显了我国抗生素滥用问题的严重性。国际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枪支容易买到, 抗生素很难买得到,而中国恰恰相反。”

据2007年统计, 我国的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应用抗生素, 外科手术则高达95%。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 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 其中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 远高于世卫组织推荐30%的使用率, 而欧美发达国家的使用率仅为22%-25%。

20世纪初青霉素的发现使得传染病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人类也一度看到了战胜传染病的希望。但结核病的反复爆发则给喜欢一感冒就打点滴，想着法地找医生开抗生素的人提了个醒：再厉害的抗生素吃多了也没用！

我们小的时候得了感冒，父母总是让多喝热水，多休息。其实，感冒本身就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绝大多数感冒都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抵抗而痊愈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经过与感冒的战争，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的身体素质也就越来越好。

现在看来，感冒痊愈的原因并不是多吃药，而是直男们喜欢说的多喝热水！

选择远方：人口流动导致加速扩散

1374年，蒙古钦察汗国的大军大举进攻黑海城市卡法。卡法的守军面对凶悍异常的蒙古骑射手，只能关闭城门打消耗战。他们认为蒙古军队劳师远征，后勤必定不能支持如此庞大军队的消耗。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蒙古军队死伤惨重，恼羞成怒的蒙古人决定使用他们的秘密武器。他们将蒙古军队中一种被萨满称之为被诅咒的人的尸体通过投石机，扔到被困的卡法城中。他们希望将这种诅咒施加在他们的敌人身上。

蒙古人的损招很快就得逞了，腐烂的尸体迅速演变成瘟疫在卡法城内传播。没过多久，卡法就沦陷了。

染上这种瘟疫的人全身出现毒血症症状，皮肤出血、神志不清、谵妄或昏迷。往往在3天之内死亡。他们死亡后尸体呈紫黑色，因此这种疾病也被称为“黑死病”。

黑死病的传染源是鼠类和其他啮齿类动物身上所携带的鼠疫杆菌。而这种传染源直到1894年才被发现，而感染鼠疫杆菌的啮齿动物(如鼠类)由蚤叮咬传染给人，这个经由鼠类、蚤类传染的途径也直到1898年才被科学家研究发现。

卡法沦陷后，生活在卡法城中的许多意大利人选择返回家乡。但他们身上也悄悄携带着鼠疫杆菌，这样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就从卡法传播到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再沿着地中海航线传至意大利西西里岛、热那亚，法国港口城市马赛。

蒙古军队发起的战争没有使欧洲灭亡，但他们带来的黑死病却使得欧洲2500万人失去了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黑死病带来的恐惧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冲击，它使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原来进行得十分艰难的社会转型因为黑死病而突然变得顺畅了。它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

回顾欧洲中世纪这场大瘟疫，它从黑海之滨的卡法开始，经地中海一路扩散到整个欧洲。鼠疫本身流行于以蒙古人为代表的游牧民族身上，他们与草原沙鼠等啮齿类动物有直接的接触。

但由于战争，或者说是人口的地域性迁徙使得鼠疫在当时卫生状况恶劣，城市人口密度大的欧洲城市迅速爆发。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海路贸易也为人口的来往和迁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这也为黑死病的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

1347年,一些商人试图逃离卡法，他们驾船驶向意大利热那亚,由于船上的人患有奇怪疾病,当局禁止船上的人上岸,但船上的老鼠却沿绳索爬上岸,病菌扩散,黑死病迅速蔓延于整个意大利半岛和马赛。

鼠疫作为烈性传染病，在随后的300多年间依然周期性地爆发。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长篇小说《鼠疫》中叙述了北非小城奥兰在爆发鼠疫时城中市民的生活状态：

“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

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第一次在公元6世纪的地中海沿岸，那次的鼠疫持续半个世纪之久，杀死了大约1亿人第二次则是上文讲到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英国和意大利的一半人口死于这场瘟疫；第三次则流行于19世纪末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流行的范围囊括亚洲大部分国家。

某种程度上，鼠疫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没有欧洲人的恐惧那么深刻。但在20世纪初，我国的东北地区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这其中1910年的鼠疫大流行持续了6个多月，囊括了东三省全境，累计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

这次的鼠疫由满洲里开始，逐渐传播扩散到东三省全境，北京、天津及河北部分地区也爆发了疫情。这次的鼠疫最终在以伍连德为首的卫生防疫专家的领导下扑灭，而伍连德博士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卫生防疫的第一人。”

他是那个时代的钟南山。

回顾1910年东北地区的鼠疫大爆发，流行病学者总结后认为：人口迁移造成了移民高峰，催化了东北鼠疫的大爆发。

《盛京时报》当时报道：“1908年2月1日至17日,自烟台乘船到大连者，约为九千九百七十五人,平均每日五百八十人之多。”1910年后，清政府也放弃了禁止汉人入关的禁令。开始逐渐放松甚至鼓励起关内向关外的移民。

自满洲铁路开工，大批的山东及河北人开始“闯关东”。他们有的成为修建铁路和城市的劳工，有的则在当地开餐馆，做些小生意。而近代随着中俄陆上贸易口岸的开放，大批移民开始做起了边境贸易。

而这次兴起于满洲里口岸的鼠疫，恰恰是由东北收购旱獭皮毛的客商传染造成的。

就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尔尼在《瘟疫与人》一书中说的一样：

“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这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接受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后代在未来仍要面对的严峻现实。

蜜汁消费：吃野味与不良饮食习惯

2002年12月5日，深圳打工的广东河源人黄杏初咳嗽流涕，他到附近诊所看病，医生看过之后，对他讲：问题不大，就是感冒。

吃药不见好转的黄杏初进了老家河源医院住院，随后几名护理过黄杏初的医生和护士也出现了与黄杏初相似的症状。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怀疑这不是简单的感冒，而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严重疾病。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清楚了。黄杏初作为全世界第一例感染非典型肺炎（SARS）的患者受到了当时媒体的空前关注。

曾有自媒体报道，黄杏初是一名厨师，他当时在深圳的一家酒楼打工。他作为厨师，确实曾经做过“白鼻豿”——果子狸这道菜。

黄杏初是否曾经做过果子狸已经无法考证，但非典结束后的研究也证实，果子狸是非典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而黄星初作为厨师，也的确有更大的几率处理过携带病毒的食材。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有150人左右的同学群里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中心医院急诊科隔离收治了7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SARS确诊病人（ 随后更正为冠状病毒感染 ）。

2021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发表了“病毒猎手”石正丽院士团队的论文：

“武汉新冠状病毒（SARS-COV-2）的中间宿主可能是中华菊头蝠。”

一时间，大家纷纷转发了国人吃蝙蝠的照片和文章。从2003年的非典吃果子狸再到2019年的新冠病毒肺炎（SARS-COV-2）吃蝙蝠，这17年来我们似乎走过了一个相似的轮回。

直到今天我们也只能确定病毒来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仍旧无法精确定位到是海鲜市场中售卖的何种野生动物。有专家和学者表示可能是海鲜市场中的污水沾染野生动物，导致野生动物身上原本携带的病毒变异，才发生了此次严重的疫情。

华南海鲜市场，一个鸡鸭鱼、猪、蛇、鼠，甚至可能还有穿山甲、蝙蝠、鹿等野生动物聚集的大型集散地。它是一个天然的病毒变异基因库，在这里，任何病毒可以自由畅快地穿梭在各种野生动物身上。直到有一天它们发生变异扩散，最终成为带走人类生命的恶魔。

中国人吃野味早已不是新鲜事，甚至还火到了国外。不少来中国上学、工作的外国人讲，“看到中国人吃蛇，他们感到十分害怕。”但蛇在广大的华南地区是不少人钟爱的美味佳肴。

非典期间，有网友这样评价广东人，“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上跑的除了汽车不吃。四条腿的只有板凳不吃，两条腿的只有人不吃。”而这次湖北人也成为了“地图炮们”调侃的对象。

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有记者曾经采访华南海鲜市场销售野味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委屈地讲，”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自己卖的那些动物都活蹦乱跳，十分健康。”

而在中华菊头蝠被认为是此次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之后，国外的《Nature》杂志发表了相关的实验室数据。

数据表明中华菊头蝠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在它身上提取到140余种病毒，其中60余种都可以传播到人身上，包括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汉坦病毒等近年来肆虐人类的病毒。

也就是说，中华菊头蝠能做到的，你我根本就做不到。它的确可以安然无恙，但你我沾染上这种病毒，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对于我们这样的吃货民族来说，病从口入的中招概率真的很大。

1988年1月，上海市一些医院的医生突然发现近期门诊肝炎病人数量剧增，从每天几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很快又增加到上千人。

经过临床检测后，当时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甲肝大爆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确诊人数1.8万人。

当时的情况跟如今的湖北一样，全市的病床数量不到3000张，但每天疯涨的病人数量使得上海市的医疗系统压力巨大。

甲肝病毒虽然没有乙肝病毒那么严重，但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身患甲肝的病人上吐下泻，为了避免人间感染，上海市也将部分学校和图书馆征用，用作隔离病人的场所。

最终在这场甲肝大爆发结束后，上海身患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病人达到29万人。但事后调查显示，身患甲肝的病人只有20%是人间传染，而另外的80%则并不是直接的人间传染。

他们患病的原因则是食用携带甲肝病毒的毛蚶，而且吃法也很中国，直接蘸调料生吃。调查显示，每只毛蚶每日能过滤40升水，将甲肝病毒在体内浓缩并贮存。上海市居民吃蚶率32.1%，即约230万人食用过毛蚶，食毛蚶者甲型肝炎罹患率达14%～16%。

其实山东人也吃毛蚶，但是他们喜欢将毛蚶捣碎了放在包子里做馅。而甲肝病毒在摄氏100度的水中待5分钟就无法存活，所以山东的甲肝发病率就很低。上海人生吃的习惯导致了1988年的上海甲肝大爆发。

很多人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但很多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却是经济发展短时间改变不了的。比如我们爱吃野味，以及喜欢生食的饮食习惯。

这些习惯和传统经过代代相传很多在未来还会继续流传下去。面对这些传统和习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0世纪30年代,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指出“医学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是一门社会科学。“医学上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这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传统和习惯可以通过教育和立法来加速其新陈代谢。就像1988年抗击上海市甲肝传染的时任副市长谢丽娟讲，“卫生部门是救火队长，不是疫情爆发的肇事者。”这句话我们可以解读一下：

“控制传染病最好的阶段是它仍未发生的时候。”

后记

1980年5月28日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全球已消灭天花”。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同疾病斗争中第一个被消灭的危害人类的物种———天花病毒所致的疾病“天花”。

在天花被消灭之后，很多国家逐渐放松了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但很快便遭受了公共卫生系统投入减少的恶果。

1990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750万例，到1994年即上升为880万例，而且覆盖了118个国家和地区。

1995年登革热在拉美各国又严重流行,整个11月的报告例数为20.3万人(其中5500例为登革出血热)。发病最多的是巴西、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及哥伦比亚等国。

WHO收到的报告显示，近15年内全球已发生60万例登革出血热，其中2.4万例死亡，病死率4%。至于霍乱，自1961年至今全球已报患者350万例以上，并波及五大洲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人类与病毒的战争还远未结束。这是一场最锋利的矛与最坚硬的盾的持久战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永远不要打盹，更不要装睡。

参考资料：

【1】.《近百年来中国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研究》，甄雪燕

【2】.《新发现传染病与社会因素的探讨》，关尽忠

【3】.《传染病再度全球蔓延的社会因素探讨》，李宁

【4】.《世纪传染病与社会经济》，李导龄

【5】.《对传染病再度肆虐的反思》，刘雪林

【6】.《结核病的治疗与药物进展》，王洁

【7】.《论黑死病在西欧的传播与影响》，杨围

【8】.《1910-1911年东北鼠疫及防治研究》，王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