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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染的武汉护工:记不清志愿者的名字,我们叫他们好心人 | 疫中人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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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染的武汉护工:记不清志愿者的名字,我们叫他们好心人 | 疫中人⑲

如今,她们会想象出院的日子。李楠说,治愈隔离14天后,她要回黄冈,带着孙子孙女去逛超市,任他们挑选零食。杨荷同样最想和家人在一起,她要“去过安稳踏实的日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毛玉婷

在武汉,李楠和杨荷没有家。她们是医院护工,陪护的患者在哪个病房,哪里就是她们的临时住所。

庚子年的春节,她们在医院照护病人,却疑因照料的病人患新冠肺炎而被感染。

她们瞬间失去工作,也失去了住所。

白天,她们在医院的角落里栖身;夜晚,她们只能坐在住院楼的公共椅子上睡觉。期间,一些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不记得每个志愿者的名字,她们把志愿者都叫做“好心人”。

庆幸的是,她们确诊后,最终住进了医院。杨荷在治疗两周后,从危险期恢复过来,病情正在好转。李楠症状较轻,等待出院。

2020年2月28日,杨荷躺在金银潭医院——武汉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病床上,她双眼盯着天花板,说自己住院的日常就是“吃吃、睡睡加治疗”。

半月前,杨荷一住进医院,就上了呼吸机。持续发烧的一周里,她常常大汗淋淋。10天前,医生开始给她注射抗病毒药和消炎药,每天各两瓶。药品的副作用很大,她时常感到乏力饥饿。

得知自己病情进入了危险期,她眉头皱成了一团,因为她常听说“很多人是在高发期死去的。”

幸运的是,经过用药,她高烧逐渐退去,精神了很多,但依旧没有食欲。“连鸡腿那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下”。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面色如黄蜡,唇色乌青。

如今,她度过了危险期,进入恢复期。“治愈出院后还要隔离。”她想,等隔离完,武汉或许已经解封了,她也就能回家了。

在距离杨荷16公里的武汉市第一医院,曾经和她一起失业流浪的李楠抱着手,迈着细细的碎步,在病床旁来回踱着步。

微信步数显示,她平均每天能走7000多步。最近一次检测,她口腔核酸检测是阳性,鼻腔检测为阴性。医生告诉她,还需要继续观察。

中午,护士送来盒饭,三荤一素。李楠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点开微信,发送给儿子。

老家黄冈也封了城。与家人相距百余公里,李楠每天都要和儿子通一次电话。

看到她发来的照片,儿子说:“妈,你比家里还吃得好啊。黄冈食材不好买,我们今天还是煮面条吃。”

她回应儿子说:“我胃口很好。就是要控制血糖,饭不敢吃多。”

李楠把菜吃光了,剩下了一半米饭。

“流浪那3天,我没有胃口。现在,我吃什么都香。”李楠说。

李楠说的“那3天”始于2月8日元宵节,武汉封城第16天。当天,武汉市胜利街上,餐饮店都大门紧闭,街道安静。

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也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医院正大门左侧,在花坛和住院楼背面之间,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行李包、盆子、衣架,还有锅,两个女人坐在其间,头发凌乱。门口的保安不时地朝她们张望。

戴着蓝色医用口罩坐在塑料桶上的是李楠,1米7的她重130斤,担心把桶坐坏,她的双脚使劲撑着。她不停地接打着电话,反反复复地向亲人、朋友重复相同的话,“没有落脚的地方,没有啊……”

说不了几句话,她的喉咙就会发痒,眼泪止不住,“大脑一团乱”。

一旁的杨荷拿了一件旧衣服垫坐着,她戴着白口罩、白手套,额前的刘海已经黏在了一起。她正在查找各部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拨打……

她们在同一个家政服务中心工作,相识于1月26日。因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李楠和杨荷随着各自照顾的病人一同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并在同一间病房。病人的床竖对着门,李楠、杨荷的床横对着门,睡在各自病人的床尾处。

转院后的第2天,杨荷照顾的陈婆婆忽然发烧。病房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第5天,李楠照顾的李婆婆也开始发烧。

第9天,杨荷也发烧了,她赶紧吃了感冒药,却未见好转。

第10天,她越来越害怕自己被感染,于是下楼做了CT和验血。检验结果与新冠肺炎症状高度疑似,她摸了摸发烧的额头,一时不知所措。

同一天,李楠在吃饭时忽然干呕了几下,她感觉嗓子干涩,但没有发烧,也不咳嗽。

第11天,陈婆婆和李婆婆被转到定点科室。有人告诉她们,两个婆婆确诊为新冠肺炎,但她们自己的病情没有得到医生的明确答案。杨荷接着做了核酸检测,李楠也做了CT。报告结果显示,二人“考虑病毒性肺炎”。

她们成了疑似病人,也失去了照护工作。2月7日,经院方安排,她们从医院10楼搬到12楼住了一晚。

8日早上7点多,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诊室,20多个人排着队,李楠排在第16号。她是来做核酸检查的,此时,她感觉腿有些软,于是从急诊室搬了张凳子坐等。

8点多,杨荷哭着跑到她跟前说,“医院不让我们住了。”

李楠还没反应过来,杨荷焦急地说,“护士长让我们10分钟之内赶紧搬走。”

说完,杨荷转身便跑,李楠也没有心思继续排队,跟着杨荷一路小跑回到病房。

李楠拎起3个行李包,杨荷抓着大大小小七八个袋子,背上书包,匆匆离开了病房。

她们走出大楼,四顾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在医院转了一圈后,她们最终决定在医院大门左侧,住院楼背后的角落里歇脚。她们琢磨,这里斜对大门,出了意外能被发现;另外就是这里的花坛长着半米高的植物,多少可以挡风。

放下大包小包,李楠接着去做核酸检查。等回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许多东西落在了病房:板蓝根、牛奶、零食,还有刚洗完挂在卫生间的棉毛衫。但她没有去取,“不让住,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因为封城,市内公共交通都停了。她们几乎哪里也去不了。

她们给家政公司负责人打电话求助,负责人建议她们联系社区居委会。联系社区居委会后被告知,她们“不是本社区居民,社区管不了”。

随后,杨荷把相关部门的电话都挨个打了一遍,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她又尝试联系医院想住院治疗,被告知,由于实行社区分诊,住院必须由社区上报。

家政公司在一家报社的求助统计表上填写了两人的情况,一位志愿者陈亚杰核实情况后,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希望能帮助她们。

一位居住在外地的房主看到求助信息后,说愿意提供自己的房子供她俩暂时居住。但从医院步行到他家需要1个小时,李楠浑身无力,只能暂时作罢。

陈亚杰还联系了多家约车公司,对方要么要求她们提供紫外线灯,要么称社区保障车队得社区调度,无法接送。

自疫情开始,李楠的儿子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元宵节,他本想关心下母亲节日的伙食,刚说几句,就从声音里感觉到了异样。

“妈,你怎么了?”

李楠大哭起来,“我没有落脚的地方。”

李楠的儿子和儿媳本打算在黄冈弄张通行证,去武汉接她回家隔离。但后来他们又听说,离开武汉需要放行证,只好放弃这个念头。

有亲戚打电话建议李楠走路回去,她直摇头,“天方夜谭,我走不了那么远。”

杨荷的亲人在电话也是焦急万分,但“远水解不了近火。”

9日凌晨三点,医院里空空荡荡,保安在岗亭里熟睡。李楠和杨荷保持一米的距离,坐在医院门口,等待志愿者的好消息。

武汉2月的凌晨还很冷,她们互相抱怨着自己的遭遇。

“唉,这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真是同病相怜。”

“过个年,怎么过成这个样子。”

“我们真是太造孽了。”

李楠感觉很冷,她身上只穿着毛衣和仿呢大衣。来武汉时她没有带棉衣。

她俩各自抱着一床被子,绕到住院部正门,走楼梯上了2楼,决定在一排不锈钢椅子上休息。椅子坚硬冰冷,在这里休息也并不舒服,但毕竟好过室外。

这一夜,两人都几乎没睡着。

李楠说,她想家,想孙子孙女。去年10月,她离开老家来武汉时,十来岁的孙子孙女抱着她,央求她不要去武汉。

她对杨荷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她这会正在黄冈200多平米的房子里呼呼大睡。她说自己还想起了往年的年夜饭和元宵饭。她特别喜欢做肉圆子,看着一家人一坨一坨地夹进嘴里,她心里很温暖。

夜里,巡逻的保安发现她们,要求她们离开。李楠向保安哭诉央求着,年轻的保安默许了,转身关掉大灯,给她们留了一盏小灯。

9日上午7点,住院部2楼人流多了起来。李楠和杨荷只好起身,回到大门口的角落里。

这时,志愿者打来电话,说原本答应留宿她们的那个房东改变了主意,因为小区物业和其他住户强烈反对疑似病人入住小区。

转机出现在9日中午左右。

李楠的一位朋友告诉她,一家宾馆可以接纳她们,还有个摩的师傅愿意送他们过去。

摩的司机先把杨荷送到后,再转回来接李楠,一共收取了她们80元。

宾馆的房间很小,只够摆下一张床,但她们很满足。冲了个热水澡后,她们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下午3点,杨荷的手机收到了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李楠回忆说,看到结果,杨荷“像疯了一般,不停打电话”。

她们怕传染宾馆的其他人,收拾包裹匆匆离开了。她们仍搭乘来时的摩的,回到了武汉中心医院住院楼门口的临时栖身之地。

由于前一天就没吃饭,她们饿极了,两人在外面转了一圈,没有一家餐厅开门,此时她们能充饥的只有从病房带出来的饼干。李楠不敢多吃,她患糖尿病多年。

急诊室旁有饮水处,但医院里密集的咳嗽声让她们害怕,只能尽量减少喝水。

这天晚上,一位30岁左右的武汉女子给她们送来三件羽绒服。个高的李楠选了一件绿色的穿上,微胖的杨荷选了一件蓝色及膝的穿上。

“身上暖了,心也暖了。”李楠把拉链拉到顶部。

这位好心人还送来了两盒盖饭,李楠吃了宫保鸡丁盖饭,杨荷吃了香菇肉片盖饭。怕她们着凉,她还送来抱枕给她们当坐垫。

这一晚,她们继续到住院部2楼的椅子上休息,又是难免的一夜。

10日临近中午时,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知她们,有医院可以安排床位了。

下午2点,社区派来一辆保障车把她们送到了宏济骨科医院。

她俩住进的病房里有5张病床,床与床之间由帘子隔开。一个小时前,一位80多岁的婆婆先她们住进了病房。

她俩的病床靠窗,李楠在左,杨荷在右,中间隔着一堵可以绕过的墙。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两床棉被整整齐齐。

“总算有落脚地了。”杨荷感叹着说。

“可以睡个好觉了。”李楠激动得要哭出来。

半个小时后,又有一位老人住进来,老人说她老伴发病一周后就离世了。

她俩实在太累了,从包裹中翻出几件必需用品后,就躺下沉沉睡去。   

下午5点半,李楠醒了,两个护士送来盒饭,配菜有青菜、莴笋、麻辣牛肉。平时不吃辣椒的她,吃了个精光。

她的脸盆早不知道丢到哪里。一位志愿者帮她网购了一只桶,终于可以洗漱了,她很满足。

晚上,护士送来晚餐,有一个鸡蛋、一盒牛奶,加一个肉包子。

11日中午,卫生间的水龙头终于有了热水。二人轮流洗了个热水澡。

下午,护士送来2包中药。中药包上写着:二号方,200毫升一袋,国家省市专家联合推荐方;一日两袋,早晚各一次,饭后40分钟,混服。

护士第一次给她们量了体温,杨荷36.6度,李楠36.2度。护士又给那位死了老伴的老人量了体温,她发烧了,随后被转走了。

14日,杨荷转到金银潭医院。两天后,李楠转院到武汉市第一医院。

如今,她们会想象出院的日子。李楠说,治愈隔离14天后,她要回黄冈,带着孙子孙女去逛超市,任他们挑选零食。

杨荷同样最想和家人在一起,她要“去过安稳踏实的日子”。

(李楠、杨荷为化名)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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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染的武汉护工:记不清志愿者的名字,我们叫他们好心人 | 疫中人⑲

如今,她们会想象出院的日子。李楠说,治愈隔离14天后,她要回黄冈,带着孙子孙女去逛超市,任他们挑选零食。杨荷同样最想和家人在一起,她要“去过安稳踏实的日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毛玉婷

在武汉,李楠和杨荷没有家。她们是医院护工,陪护的患者在哪个病房,哪里就是她们的临时住所。

庚子年的春节,她们在医院照护病人,却疑因照料的病人患新冠肺炎而被感染。

她们瞬间失去工作,也失去了住所。

白天,她们在医院的角落里栖身;夜晚,她们只能坐在住院楼的公共椅子上睡觉。期间,一些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不记得每个志愿者的名字,她们把志愿者都叫做“好心人”。

庆幸的是,她们确诊后,最终住进了医院。杨荷在治疗两周后,从危险期恢复过来,病情正在好转。李楠症状较轻,等待出院。

2020年2月28日,杨荷躺在金银潭医院——武汉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的病床上,她双眼盯着天花板,说自己住院的日常就是“吃吃、睡睡加治疗”。

半月前,杨荷一住进医院,就上了呼吸机。持续发烧的一周里,她常常大汗淋淋。10天前,医生开始给她注射抗病毒药和消炎药,每天各两瓶。药品的副作用很大,她时常感到乏力饥饿。

得知自己病情进入了危险期,她眉头皱成了一团,因为她常听说“很多人是在高发期死去的。”

幸运的是,经过用药,她高烧逐渐退去,精神了很多,但依旧没有食欲。“连鸡腿那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下”。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面色如黄蜡,唇色乌青。

如今,她度过了危险期,进入恢复期。“治愈出院后还要隔离。”她想,等隔离完,武汉或许已经解封了,她也就能回家了。

在距离杨荷16公里的武汉市第一医院,曾经和她一起失业流浪的李楠抱着手,迈着细细的碎步,在病床旁来回踱着步。

微信步数显示,她平均每天能走7000多步。最近一次检测,她口腔核酸检测是阳性,鼻腔检测为阴性。医生告诉她,还需要继续观察。

中午,护士送来盒饭,三荤一素。李楠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点开微信,发送给儿子。

老家黄冈也封了城。与家人相距百余公里,李楠每天都要和儿子通一次电话。

看到她发来的照片,儿子说:“妈,你比家里还吃得好啊。黄冈食材不好买,我们今天还是煮面条吃。”

她回应儿子说:“我胃口很好。就是要控制血糖,饭不敢吃多。”

李楠把菜吃光了,剩下了一半米饭。

“流浪那3天,我没有胃口。现在,我吃什么都香。”李楠说。

李楠说的“那3天”始于2月8日元宵节,武汉封城第16天。当天,武汉市胜利街上,餐饮店都大门紧闭,街道安静。

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也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医院正大门左侧,在花坛和住院楼背面之间,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行李包、盆子、衣架,还有锅,两个女人坐在其间,头发凌乱。门口的保安不时地朝她们张望。

戴着蓝色医用口罩坐在塑料桶上的是李楠,1米7的她重130斤,担心把桶坐坏,她的双脚使劲撑着。她不停地接打着电话,反反复复地向亲人、朋友重复相同的话,“没有落脚的地方,没有啊……”

说不了几句话,她的喉咙就会发痒,眼泪止不住,“大脑一团乱”。

一旁的杨荷拿了一件旧衣服垫坐着,她戴着白口罩、白手套,额前的刘海已经黏在了一起。她正在查找各部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拨打……

她们在同一个家政服务中心工作,相识于1月26日。因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被征用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李楠和杨荷随着各自照顾的病人一同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本院,并在同一间病房。病人的床竖对着门,李楠、杨荷的床横对着门,睡在各自病人的床尾处。

转院后的第2天,杨荷照顾的陈婆婆忽然发烧。病房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第5天,李楠照顾的李婆婆也开始发烧。

第9天,杨荷也发烧了,她赶紧吃了感冒药,却未见好转。

第10天,她越来越害怕自己被感染,于是下楼做了CT和验血。检验结果与新冠肺炎症状高度疑似,她摸了摸发烧的额头,一时不知所措。

同一天,李楠在吃饭时忽然干呕了几下,她感觉嗓子干涩,但没有发烧,也不咳嗽。

第11天,陈婆婆和李婆婆被转到定点科室。有人告诉她们,两个婆婆确诊为新冠肺炎,但她们自己的病情没有得到医生的明确答案。杨荷接着做了核酸检测,李楠也做了CT。报告结果显示,二人“考虑病毒性肺炎”。

她们成了疑似病人,也失去了照护工作。2月7日,经院方安排,她们从医院10楼搬到12楼住了一晚。

8日早上7点多,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诊室,20多个人排着队,李楠排在第16号。她是来做核酸检查的,此时,她感觉腿有些软,于是从急诊室搬了张凳子坐等。

8点多,杨荷哭着跑到她跟前说,“医院不让我们住了。”

李楠还没反应过来,杨荷焦急地说,“护士长让我们10分钟之内赶紧搬走。”

说完,杨荷转身便跑,李楠也没有心思继续排队,跟着杨荷一路小跑回到病房。

李楠拎起3个行李包,杨荷抓着大大小小七八个袋子,背上书包,匆匆离开了病房。

她们走出大楼,四顾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在医院转了一圈后,她们最终决定在医院大门左侧,住院楼背后的角落里歇脚。她们琢磨,这里斜对大门,出了意外能被发现;另外就是这里的花坛长着半米高的植物,多少可以挡风。

放下大包小包,李楠接着去做核酸检查。等回来的时候,她才发现许多东西落在了病房:板蓝根、牛奶、零食,还有刚洗完挂在卫生间的棉毛衫。但她没有去取,“不让住,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因为封城,市内公共交通都停了。她们几乎哪里也去不了。

她们给家政公司负责人打电话求助,负责人建议她们联系社区居委会。联系社区居委会后被告知,她们“不是本社区居民,社区管不了”。

随后,杨荷把相关部门的电话都挨个打了一遍,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她又尝试联系医院想住院治疗,被告知,由于实行社区分诊,住院必须由社区上报。

家政公司在一家报社的求助统计表上填写了两人的情况,一位志愿者陈亚杰核实情况后,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希望能帮助她们。

一位居住在外地的房主看到求助信息后,说愿意提供自己的房子供她俩暂时居住。但从医院步行到他家需要1个小时,李楠浑身无力,只能暂时作罢。

陈亚杰还联系了多家约车公司,对方要么要求她们提供紫外线灯,要么称社区保障车队得社区调度,无法接送。

自疫情开始,李楠的儿子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元宵节,他本想关心下母亲节日的伙食,刚说几句,就从声音里感觉到了异样。

“妈,你怎么了?”

李楠大哭起来,“我没有落脚的地方。”

李楠的儿子和儿媳本打算在黄冈弄张通行证,去武汉接她回家隔离。但后来他们又听说,离开武汉需要放行证,只好放弃这个念头。

有亲戚打电话建议李楠走路回去,她直摇头,“天方夜谭,我走不了那么远。”

杨荷的亲人在电话也是焦急万分,但“远水解不了近火。”

9日凌晨三点,医院里空空荡荡,保安在岗亭里熟睡。李楠和杨荷保持一米的距离,坐在医院门口,等待志愿者的好消息。

武汉2月的凌晨还很冷,她们互相抱怨着自己的遭遇。

“唉,这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们真是同病相怜。”

“过个年,怎么过成这个样子。”

“我们真是太造孽了。”

李楠感觉很冷,她身上只穿着毛衣和仿呢大衣。来武汉时她没有带棉衣。

她俩各自抱着一床被子,绕到住院部正门,走楼梯上了2楼,决定在一排不锈钢椅子上休息。椅子坚硬冰冷,在这里休息也并不舒服,但毕竟好过室外。

这一夜,两人都几乎没睡着。

李楠说,她想家,想孙子孙女。去年10月,她离开老家来武汉时,十来岁的孙子孙女抱着她,央求她不要去武汉。

她对杨荷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她这会正在黄冈200多平米的房子里呼呼大睡。她说自己还想起了往年的年夜饭和元宵饭。她特别喜欢做肉圆子,看着一家人一坨一坨地夹进嘴里,她心里很温暖。

夜里,巡逻的保安发现她们,要求她们离开。李楠向保安哭诉央求着,年轻的保安默许了,转身关掉大灯,给她们留了一盏小灯。

9日上午7点,住院部2楼人流多了起来。李楠和杨荷只好起身,回到大门口的角落里。

这时,志愿者打来电话,说原本答应留宿她们的那个房东改变了主意,因为小区物业和其他住户强烈反对疑似病人入住小区。

转机出现在9日中午左右。

李楠的一位朋友告诉她,一家宾馆可以接纳她们,还有个摩的师傅愿意送他们过去。

摩的司机先把杨荷送到后,再转回来接李楠,一共收取了她们80元。

宾馆的房间很小,只够摆下一张床,但她们很满足。冲了个热水澡后,她们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下午3点,杨荷的手机收到了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李楠回忆说,看到结果,杨荷“像疯了一般,不停打电话”。

她们怕传染宾馆的其他人,收拾包裹匆匆离开了。她们仍搭乘来时的摩的,回到了武汉中心医院住院楼门口的临时栖身之地。

由于前一天就没吃饭,她们饿极了,两人在外面转了一圈,没有一家餐厅开门,此时她们能充饥的只有从病房带出来的饼干。李楠不敢多吃,她患糖尿病多年。

急诊室旁有饮水处,但医院里密集的咳嗽声让她们害怕,只能尽量减少喝水。

这天晚上,一位30岁左右的武汉女子给她们送来三件羽绒服。个高的李楠选了一件绿色的穿上,微胖的杨荷选了一件蓝色及膝的穿上。

“身上暖了,心也暖了。”李楠把拉链拉到顶部。

这位好心人还送来了两盒盖饭,李楠吃了宫保鸡丁盖饭,杨荷吃了香菇肉片盖饭。怕她们着凉,她还送来抱枕给她们当坐垫。

这一晚,她们继续到住院部2楼的椅子上休息,又是难免的一夜。

10日临近中午时,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通知她们,有医院可以安排床位了。

下午2点,社区派来一辆保障车把她们送到了宏济骨科医院。

她俩住进的病房里有5张病床,床与床之间由帘子隔开。一个小时前,一位80多岁的婆婆先她们住进了病房。

她俩的病床靠窗,李楠在左,杨荷在右,中间隔着一堵可以绕过的墙。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两床棉被整整齐齐。

“总算有落脚地了。”杨荷感叹着说。

“可以睡个好觉了。”李楠激动得要哭出来。

半个小时后,又有一位老人住进来,老人说她老伴发病一周后就离世了。

她俩实在太累了,从包裹中翻出几件必需用品后,就躺下沉沉睡去。   

下午5点半,李楠醒了,两个护士送来盒饭,配菜有青菜、莴笋、麻辣牛肉。平时不吃辣椒的她,吃了个精光。

她的脸盆早不知道丢到哪里。一位志愿者帮她网购了一只桶,终于可以洗漱了,她很满足。

晚上,护士送来晚餐,有一个鸡蛋、一盒牛奶,加一个肉包子。

11日中午,卫生间的水龙头终于有了热水。二人轮流洗了个热水澡。

下午,护士送来2包中药。中药包上写着:二号方,200毫升一袋,国家省市专家联合推荐方;一日两袋,早晚各一次,饭后40分钟,混服。

护士第一次给她们量了体温,杨荷36.6度,李楠36.2度。护士又给那位死了老伴的老人量了体温,她发烧了,随后被转走了。

14日,杨荷转到金银潭医院。两天后,李楠转院到武汉市第一医院。

如今,她们会想象出院的日子。李楠说,治愈隔离14天后,她要回黄冈,带着孙子孙女去逛超市,任他们挑选零食。

杨荷同样最想和家人在一起,她要“去过安稳踏实的日子”。

(李楠、杨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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