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鑫 赵孟

2020年2月23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公开（下称《意见》），对破除论文“SCI至上”提出明确要求：除呼吁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同行评价、规范评价评审工作外，该意见直接列出了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的“负面清单”。

根据《意见》，这些受到限制的评审包括：学科、学校评估，要限制SCI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的使用，减少排名性评价；教师职称评聘，不得把发表SCI论文作为前置条件或直接依据；个人和学院考核，不得将SCI论文和资源分配、绩效奖励直接挂钩；授予学生学位，不宜将SCI论文作为毕业和获学位的限制条件；高校和部门宣传，不得发布以SCI为核心指标的排行榜等信息。

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意见》的出台是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破除的是论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

上述负责人称，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其一，SCI的本质是文献索引系统而非评价系统，SCI论文并不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其二，SCI论文的引用数反映的是论文受关注情况，此所谓“学术研究热点”，并不能直接说明研究的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其三，SCI论文相关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

值得注意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这份文件也间接传达出主管部门对疫情下科研工作、评价的态度。

权威科学杂志《Nature》使用“coronavirus”、“ ncov”等关键词检索发现，截止当地时间2月4日，至少已有77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论文发表。在北京某高校医学院工作近20年的教授王勇（化名）说，“过去10年的5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国家都不是主战场。这次就科研来说，中国可能是发文最频繁的，尽管不是所有研究都有助于疫情防控。”（注：5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

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病毒学教授告诉界面新闻，SARS疫情出现后，内地专家长期不能确定病毒基因序列，只能求助于香港专家。相比SARS期间中国科研认知的滞后，这次跟疫情有价值的、有分量、实质的东西都是中国学者发表的。

“我们在美国即便想做，也没有病毒和病人供我们研究，相当于无米之炊，我们只能围观中国做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副研究员李懿泽说。

疾控系统相关人士同样对界面新闻表示，国外学者对于新冠肺炎‌的‌发言权要弱一些，只要中国学者做出研究，发表出来就是最新的，权威期刊也更容易收录，SCI影响因子自然更高。

不过，这些研究中真正称得上“原创”的是基础性研究，即分离病毒、基因序列测序等，其他一些学者发表的病例分析和理论模型，相对容易操作，也能在短时间内出成果。

何为SCI论文？SCI是美国创办的科学引文索引，是一个分类数据库，现涵盖3300本科技期刊，呈现论文的研究领域、方向、被引频次，被该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即为SCI论文。近年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等相关指标，俨然成为学术评价、职称评定、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

“作为一个做研究的人来说，你的文章就是你的子弹，或者是你的枪。没有子弹、没有枪怎么去打仗？”前述病毒学教授表示，只有拿到经费才能做实验，做实验才可能出名，出名之后发表文章才会有更多经费投入下一个研究，如此循环。

《意见》虽提出“代表作制度”，但有学者担心，代表作不是救命稻草，只是给sci换了外包装。“‌‌代表作也好，全部论文也好，‌‌关键是要看评价的指标，如果仍然是看代表作的SCI发文数量、影响因子，‌‌那等于没有改变。”王勇说。

《意见》还强调“同行评审”，王勇认为，这更需要对专家进行甄别，需要更认真负责、真正懂行的评审专家，而有些靠论文影响因子评选上的专家可能也会面临淘汰。“SCI也要靠关系，如果你跟杂志社或者某个评委关系好，‌‌那就容易发表论文。”王勇认为，在SCI分数包装之下的学术关系其实更为隐蔽，如果SCI考核不再是最重要的指标，“起码在同行评价时发现问题，作者还可以去申诉”。

“大学可以有研究机构研，但我们是大学老师，‌‌首先需要完成教育的任务。”王勇认为，学术评价还应重视学者的个人经历和资历，不过随着多年来学术评价体系已经变成“SCI分数至上”，他担心仅凭一纸文件难以使高校恢复到正常的学术生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界面新闻，如果评价主体仍然是行政部门，即便根据“破除唯论文”的要求调整评价指标，诸如实行分类评价、代表作评价等，很可能出现“领导说了算”的问题。

熊丙奇建议，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改革行政主导的评价机制，让高校不再围着行政指标办学，追求成果的规模与数量，而是应该把本校师生发表论文、申请专利数等，作为最重要的办学政绩，并把这些指标再分解给教师和学生。

此外他强调高校内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应该分离。

“学校内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坚持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对于教师的教育能力与教育贡献的评价，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而不是用行政性指标进行评价；对于教师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的评价，应该由学术委员会进行，如对论文的评价，不是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上，而是要看论文本身的创新价值和质量。”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