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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得王家卫电影里香港街头的那些霓虹灯招牌吗?它们就快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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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得王家卫电影里香港街头的那些霓虹灯招牌吗?它们就快没了

香港街头铺天盖地的霓虹灯招牌和维多利亚港一样,都是东方明珠的标志性景观。但随着政府收紧管理,再加上LED照明技术兴起,这种招牌越来越少,手工制作霓虹招牌的手艺也快失传了。

图片来源:华盖创意

香港——差不多40年来,悬挂在香港西区一家牛排店上方那个巨大的牛头霓虹灯店招一直是当地社区的一个地标。如果要给人指方向,它就是你告诉别人上下车的地方。它是一个10英尺(约合3米)长、8英尺(约合2.4米)高的牛型灯塔,闪闪发光,悬在街道上空,不可能看不到。

森美餐厅(Sammy's Kitchen)经理叶艾莉(Iry Yip)说,它应该是一头安格斯牛。招牌是1978年她父亲、餐厅的创始人叶森美(Sammy Yip)设计的。老人已经84岁高龄,但仍然坐在收银台后面工作。

但店招的制作师傅认定,牛的腿做得更长一些看起来更美观,于是就有了这头世界上已知唯一的一头长腿、蓝白相间花纹的安格斯牛。贯穿牛肚子的是“森美餐厅有限公司”(Sammy's Kitchen Ltd.)的字样,绿色的是英文,红色的是中文。

但到了2011年,香港屋宇署(the Hong Kong Buildings Department)认定这块招牌不安全,下令把它拆除。人们曾经发起了一场活动,希望保住它,但没能成功。今年8月,这块招牌被拆下来了。

“感觉少了点什么。”叶艾莉说,“整条街变得空荡荡的。”

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无边无际闪闪发光、不停跳跃的高楼霓虹灯已经和维多利亚港以及天空密集的摩天大楼一样,成了香港风景的决定性因素。

M+博物馆设计兼建筑策展人陈伯康(Aric Chen)说:“想起香港的视觉文化,首先冒出来的东西就有霓虹灯招牌。”M+正在搜集网上的香港霓虹灯招牌,以及一些已经退休招牌的实物,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那块牛型招牌。

陈伯康说,电影导演王家卫(Wong Kar-wai)在《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和《重庆森林》(Chungking Express)等电影中永远定格的香港都沐浴在霓虹灯之中。

“如果他在大众想象中对香港的这种呈现影响深远——我确实这么认为。”他说,“那就没办法把那个形象和周围闪烁的霓虹灯割裂开来。”

但香港街头的霓虹灯正在变得越来越暗淡。

招牌制作师傅和专家们都说,自从1990年代以来,随着本地的建筑管理规定收紧、新的招牌采用LED灯制作,霓虹灯就开始急剧减少。LED灯没有霓虹灯那种温度,但却更明亮,维护成本也没那么高昂。

香港屋宇署没有记载这座城市目前现存多少块霓虹灯招牌,也没有记载高峰时期有过多少,但这个政府机构承认,因为不达标,每年都要拆除几百块招牌。拆除这些招牌既有安全和结构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它们已经荒废,或者没有得到授权。

刘万(Lau Wan,音)是香港最后一批招牌制作匠人中的一个。在一间墙皮剥落的灰色作坊里,刘万在明火上把一根玻璃管加热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折成了理工大学(Polytechnic University)其中的一个汉字。

刘万自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在通过手工制作霓虹灯招牌,帮着把香港的夜晚变成炫目耀眼的不夜天。他曾经制作了香港最大、最有名的霓虹灯招牌中的一块。那是一块红白两色的松下广告牌,从1973年到1995年,一直覆盖着弥顿道整整一栋楼的楼面。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World Records),香港另外一块招牌,一块210英尺X55英尺(约为64米X16.7米)的万宝路香烟广告是19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一块招牌。吉尼斯女发言人王蕾拉(Leila Wang,音)说,一直到1999年,它才被一块大约299英尺X151英尺(约为91米X46米)的巨龙招牌给比了下去。

刘万现在已经75岁了,他说,他担心自己的手艺就要失传了。

他说:“我希望把它留下来,但我可能看不到了。”

香港现在还剩大概10个霓虹灯招牌制作师傅,刘万的同事、47岁的胡启智(Wu Chi-kai,音)是其中倒数第二年轻的一位,而且,下一辈也没人在当学徒接受训练。

“就跟所有其他行业一样,如果生意好,肯定会有新鲜血液。”胡启智说,“如果没人进入这个行业,原因就是没生意。”

霓虹灯是舶来品,但很快就在中国(最开始是在上海,然后是香港)形成了自己的语汇,结合了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和现代的广告技术。

电脑字体统治之前,书法大师先写下汉字的草样,制成草图供招牌师傅比着做。

现年66岁的冯绍华(Fung Siu-wa,音)自诩是文字勾边的头号高手。他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电脑,最高级的科技产品就是一台电视。他身穿黑色的丝绸唐装,啜了一口红茶说,这个活计需要花时间揣摩汉字的形体,理解汉字的结构,还要满足特定行业的需求。

“每个行业对字体都有不同的偏好。”他说,“餐厅和旅馆喜欢看起来更诚实厚道的字体,而沙龙、夜总会和卡拉OK这些更有艺术色彩的行业则偏爱更飘逸的字体,能够带来一种浪漫、放松的感觉。”

期间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修辞手法。比如徽章形状的招牌,所有香港人都知道是典当行的标志。整个设计就像一只蝙蝠嘴里衔着一枚硬币。蝙蝠的中文名发音类似于英文单词“fortune”,而钱币则象征着财富。

媒介本身所代表的东西随着时间流逝已经发生了改变。香港1920年代刚刚爱上霓虹灯的时候,它是城市文明和繁荣的象征。

但到了19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一些社区已经像美国的时代广场一样塞满了霓虹灯,就算不令人头疼,人们也觉得它廉价。到了1980年代,霓虹灯招牌通常都和城市的衰落以及红灯区联系在一起。

今天,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少,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复古的艺术品和怀旧的对象。收藏家和博物馆把有年头的招牌当成民间艺术品来购买,而现代艺术家则把霓虹糅合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M+博物馆的陈伯康说,这些招牌应该留在它们自然的环境里,挂在香港繁忙的街头。但他的博物馆已经搜集了一些招牌,避免它们流落到垃圾堆里。M+博物馆目前没有自己的展示空间,希望等到2019年大楼完工的时候再来展示这些招牌。

大量手工制作的霓虹灯招牌为了那些留意到它们的人继续留在香港这座城市里。陈伯康说,大多数居民都没有注意到它们。

他说:“当然,霓虹灯招牌对香港人来说非常熟悉,几乎不需要刻意地去想起它们。”他说,通常需要异乡人的眼睛才会发现那种美。

然而,招牌制作师傅们却对任何艺术上的故弄玄虚都不以为然。他们的作品开始席卷这座城市的时候,艺术并不是重点。

“满大街都是招牌,那个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马上能够抓住一个人的注意力。”胡启智说,“那就是标准。”

“如今大部分的霓虹招牌,都由精品店、酒吧和餐厅的室内装饰性招牌组成。”胡启智说。

这些招牌或许很好看,甚至是艺术品,但都不起眼。胡启智和刘万当年制作的霓虹招牌整个香港的700万人都能看到。

“外国人来香港,看着狭窄的街道,街上那些霓虹招牌把他们都给震住了。这一点让我们这些做招牌的人相当自豪。”刘万说,“我们那时候那么卖力地为香港干活,我们其实也有功劳。”

(译者:轩然)

来源:纽约时报

原标题:HONG KONG IS LOSING ITS NEON GLOW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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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记得王家卫电影里香港街头的那些霓虹灯招牌吗?它们就快没了

香港街头铺天盖地的霓虹灯招牌和维多利亚港一样,都是东方明珠的标志性景观。但随着政府收紧管理,再加上LED照明技术兴起,这种招牌越来越少,手工制作霓虹招牌的手艺也快失传了。

图片来源:华盖创意

香港——差不多40年来,悬挂在香港西区一家牛排店上方那个巨大的牛头霓虹灯店招一直是当地社区的一个地标。如果要给人指方向,它就是你告诉别人上下车的地方。它是一个10英尺(约合3米)长、8英尺(约合2.4米)高的牛型灯塔,闪闪发光,悬在街道上空,不可能看不到。

森美餐厅(Sammy's Kitchen)经理叶艾莉(Iry Yip)说,它应该是一头安格斯牛。招牌是1978年她父亲、餐厅的创始人叶森美(Sammy Yip)设计的。老人已经84岁高龄,但仍然坐在收银台后面工作。

但店招的制作师傅认定,牛的腿做得更长一些看起来更美观,于是就有了这头世界上已知唯一的一头长腿、蓝白相间花纹的安格斯牛。贯穿牛肚子的是“森美餐厅有限公司”(Sammy's Kitchen Ltd.)的字样,绿色的是英文,红色的是中文。

但到了2011年,香港屋宇署(the Hong Kong Buildings Department)认定这块招牌不安全,下令把它拆除。人们曾经发起了一场活动,希望保住它,但没能成功。今年8月,这块招牌被拆下来了。

“感觉少了点什么。”叶艾莉说,“整条街变得空荡荡的。”

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无边无际闪闪发光、不停跳跃的高楼霓虹灯已经和维多利亚港以及天空密集的摩天大楼一样,成了香港风景的决定性因素。

M+博物馆设计兼建筑策展人陈伯康(Aric Chen)说:“想起香港的视觉文化,首先冒出来的东西就有霓虹灯招牌。”M+正在搜集网上的香港霓虹灯招牌,以及一些已经退休招牌的实物,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那块牛型招牌。

陈伯康说,电影导演王家卫(Wong Kar-wai)在《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和《重庆森林》(Chungking Express)等电影中永远定格的香港都沐浴在霓虹灯之中。

“如果他在大众想象中对香港的这种呈现影响深远——我确实这么认为。”他说,“那就没办法把那个形象和周围闪烁的霓虹灯割裂开来。”

但香港街头的霓虹灯正在变得越来越暗淡。

招牌制作师傅和专家们都说,自从1990年代以来,随着本地的建筑管理规定收紧、新的招牌采用LED灯制作,霓虹灯就开始急剧减少。LED灯没有霓虹灯那种温度,但却更明亮,维护成本也没那么高昂。

香港屋宇署没有记载这座城市目前现存多少块霓虹灯招牌,也没有记载高峰时期有过多少,但这个政府机构承认,因为不达标,每年都要拆除几百块招牌。拆除这些招牌既有安全和结构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它们已经荒废,或者没有得到授权。

刘万(Lau Wan,音)是香港最后一批招牌制作匠人中的一个。在一间墙皮剥落的灰色作坊里,刘万在明火上把一根玻璃管加热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折成了理工大学(Polytechnic University)其中的一个汉字。

刘万自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在通过手工制作霓虹灯招牌,帮着把香港的夜晚变成炫目耀眼的不夜天。他曾经制作了香港最大、最有名的霓虹灯招牌中的一块。那是一块红白两色的松下广告牌,从1973年到1995年,一直覆盖着弥顿道整整一栋楼的楼面。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World Records),香港另外一块招牌,一块210英尺X55英尺(约为64米X16.7米)的万宝路香烟广告是19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一块招牌。吉尼斯女发言人王蕾拉(Leila Wang,音)说,一直到1999年,它才被一块大约299英尺X151英尺(约为91米X46米)的巨龙招牌给比了下去。

刘万现在已经75岁了,他说,他担心自己的手艺就要失传了。

他说:“我希望把它留下来,但我可能看不到了。”

香港现在还剩大概10个霓虹灯招牌制作师傅,刘万的同事、47岁的胡启智(Wu Chi-kai,音)是其中倒数第二年轻的一位,而且,下一辈也没人在当学徒接受训练。

“就跟所有其他行业一样,如果生意好,肯定会有新鲜血液。”胡启智说,“如果没人进入这个行业,原因就是没生意。”

霓虹灯是舶来品,但很快就在中国(最开始是在上海,然后是香港)形成了自己的语汇,结合了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和现代的广告技术。

电脑字体统治之前,书法大师先写下汉字的草样,制成草图供招牌师傅比着做。

现年66岁的冯绍华(Fung Siu-wa,音)自诩是文字勾边的头号高手。他的办公室里至今没有电脑,最高级的科技产品就是一台电视。他身穿黑色的丝绸唐装,啜了一口红茶说,这个活计需要花时间揣摩汉字的形体,理解汉字的结构,还要满足特定行业的需求。

“每个行业对字体都有不同的偏好。”他说,“餐厅和旅馆喜欢看起来更诚实厚道的字体,而沙龙、夜总会和卡拉OK这些更有艺术色彩的行业则偏爱更飘逸的字体,能够带来一种浪漫、放松的感觉。”

期间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修辞手法。比如徽章形状的招牌,所有香港人都知道是典当行的标志。整个设计就像一只蝙蝠嘴里衔着一枚硬币。蝙蝠的中文名发音类似于英文单词“fortune”,而钱币则象征着财富。

媒介本身所代表的东西随着时间流逝已经发生了改变。香港1920年代刚刚爱上霓虹灯的时候,它是城市文明和繁荣的象征。

但到了19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一些社区已经像美国的时代广场一样塞满了霓虹灯,就算不令人头疼,人们也觉得它廉价。到了1980年代,霓虹灯招牌通常都和城市的衰落以及红灯区联系在一起。

今天,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少,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复古的艺术品和怀旧的对象。收藏家和博物馆把有年头的招牌当成民间艺术品来购买,而现代艺术家则把霓虹糅合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M+博物馆的陈伯康说,这些招牌应该留在它们自然的环境里,挂在香港繁忙的街头。但他的博物馆已经搜集了一些招牌,避免它们流落到垃圾堆里。M+博物馆目前没有自己的展示空间,希望等到2019年大楼完工的时候再来展示这些招牌。

大量手工制作的霓虹灯招牌为了那些留意到它们的人继续留在香港这座城市里。陈伯康说,大多数居民都没有注意到它们。

他说:“当然,霓虹灯招牌对香港人来说非常熟悉,几乎不需要刻意地去想起它们。”他说,通常需要异乡人的眼睛才会发现那种美。

然而,招牌制作师傅们却对任何艺术上的故弄玄虚都不以为然。他们的作品开始席卷这座城市的时候,艺术并不是重点。

“满大街都是招牌,那个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马上能够抓住一个人的注意力。”胡启智说,“那就是标准。”

“如今大部分的霓虹招牌,都由精品店、酒吧和餐厅的室内装饰性招牌组成。”胡启智说。

这些招牌或许很好看,甚至是艺术品,但都不起眼。胡启智和刘万当年制作的霓虹招牌整个香港的700万人都能看到。

“外国人来香港,看着狭窄的街道,街上那些霓虹招牌把他们都给震住了。这一点让我们这些做招牌的人相当自豪。”刘万说,“我们那时候那么卖力地为香港干活,我们其实也有功劳。”

(译者:轩然)

来源:纽约时报

原标题:HONG KONG IS LOSING ITS NEON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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