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界总是瞬息万变，一会刮来海洛因风，一会刮来穷人风，而最新的时尚居然是……移民风？听起来实在是可怕的体验。

然而就在上周Valentino和Junya Watanabe都出了很明显带有非洲风格的展品，与此同时，来自该大陆和中东的移民正是欧洲目前争议与政治反省讨论的核心。值得一提，Watanabe先生甚至是将他的秀放在了巴黎移民历史博物馆举行。

也是同时，一名摄影师Norbert Baksa，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他最新的作品，作品以一处破败的匈牙利难民营为背景，而作品中的模特则身着奢侈品。

这三个场景毫无疑问都是想要展现服装的魅力，然而三件事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Valentino和Watanabe都在没有使用足够的有色模特上成了千夫所指，而前者还因其秀场缺乏内涵被批评。Baksa的遭遇并没有更好，人们对于他的反应要更为愤怒，指责他美化并利用了一个全球性的敏感创伤问题。

所以这些时尚人士该怎么做呢？彻底远离这些？

当照片脱离其拍摄背景也毫无注解地在更多的平台上分享，并且更多接触到拥有各种各样政治倾向的个体时，这个问题就成了这个产业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不管是从道义还是商业考量角度出发。

图片被误解并引起他人不快的几率是如此之大。我与Valentino设计师Maria Grazia Chiuri和Pierpaolo Piccioli在秀举行之前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展现其他文化中的美丽来挑战本土文化对于美丽的定义，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身边的世界。这听起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反射性地给他们的模特扎上小辫子可能效果要好得多。

意大利Vogue杂志的编辑曾在我几年前为Financial Times采访她时说过：“时尚并不仅仅是衣服，它有关生活。”她是在解释她2008年出版一本全部都是有色模特刊物的决定，一张图片展现了2010年英国石油泄漏问题发生后被石油污染的海滩，另一张则有关2014年国内暴力案件以及之后的有关抗议。“我们不能只关心花朵，蕾丝和绿宝石。”她是这样说的。

其实在这个产业内，以贫困地区为背景取景来拍摄一些华美的照片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最近Marie Claire和W才在古巴完成一组时尚摄影，9月刊中展出了一张图，是一名身着Prada，Balmain和Givenchy的模特站在砂砾飞扬的街头。美版Vogue也曾经在1996年带Kate Moss去越南拍摄了她身着晚礼服站在稻田里的照片。

设计师们也同样喜欢运用缝纫符号学来作为作品中传递信息的载体，包括Jean Paul Gaultier93年的Hasidic秀，Hussein Chalayan 97年的chador作品以及John Galliano 2000年以“无家可归”为主题的Dior定制秀。Vivienne Westwood和Katharine Hamnett也是明显地运用作品来表示个人信念的设计者。

但是这对于一个严肃的问题回答是否显得过于轻浮了呢？只是一种最糟糕的艺术借鉴？亦或是这个行业想要在自己的能力背景下合法地涉及一些现实问题的努力？也许二者兼有。但是每一次都有抗议的声音，而且每一次，服装的展示对于理解的深入都收效甚微。

通常最好的时尚都是逾越常规的，它挑战了传统。从最基本的角度而言，我们第一次让女人穿上裤子和迷你裙时震惊了那个时代的不少观看者。这并不是一种舒适的体验。想一想Rick Owens的人体背包我们就知道这样做是有风险的。然而正如Tonchi先生所言，“正如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其有关宣传某种理念，不然它就空洞无物，只是单纯的衣服。”

时尚的意义在于反映其周围的世界，而周围的世界总是充斥着各种丑陋与不和谐，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博物馆解说员为什么服饰也会在博物馆中展出，回答都会是这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其反映了给定时期的历史现实。

Sozzani女士表示，世上确实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责任以其自身的角色去展现现存的问题，去让他们成为公众谈论的焦点。从这个角度而言，相比起用一本光鲜亮丽的杂志作为讨论的媒介远不如完全忽略不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收入差距（举个例子）来得要诡异。如果一个杂志的编辑可以用这种能力，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

时尚通常会被贴上“现实逃离主义”的标签，这种观点进一步深入就是时尚应该给那些幻想着华美富丽而不是偏见的人提供服务。如果拒绝扮演这重角色，设计师和摄影师们通常会被认为是越界。这里人们作出的假设是时尚不能理解也不会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隐含意义。

这并不是要免去那些设计师摄影师（还有批评者们）所做的选择的责任。我们都需要认清我们所面对的全球现实。股票交易者们需要考虑。任何人都需要为他们的错误买单。而盈利机构的好处就在于它有能力这么做。

毕竟，我们还剩下什么？衬在驼绒大衣里的未来？

当然，并不是骆驼做错了什么，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翻译：鲍玉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