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层妖塔》首映礼上，宣传方安排一个大怪兽模型上台串场。主持人问导演陆川：这是一个鬼还是一个怪？

“中国不能有鬼。”陆川脱口而出。

《九层妖塔》根据小说《鬼吹灯》改编。故事气质与以文艺风格著称的陆川格格不入。

这是陆川导演的第五部电影，也是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他为此做出了努力：《九层妖塔》里虽然没有盗墓，没有摸金校尉，没有黑驴蹄子，但是陆川按照《侏罗纪公园》的路子，把它处理成了一部中国版的怪兽片。在主人公们的一段探险之后，史前怪兽从天而降，主人公和怪兽展开生死搏斗。

2009年之后，陆川一直是中国挨骂最多的导演之一：《南京！南京！》的叙事视角引来巨大争议，以艺术片方式处理大制作古装片《王的盛宴》，又遭到票房失利和观众质疑。

陆川把《王的盛宴》的批评声归结为观影人群和评价标准的转变。9月25日《九层妖塔》上映前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是不是个垃圾片，不取决于你的品质、态度、情怀，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能不能看懂。”

而在近期的数场看片会和点映场之后，《九层妖塔》的口碑趋向两极。影片的视觉效果得到一致好评——观众称赞国产电影终于告别了“五毛特效”时代，但剧情、叙事和逻辑仍然遭到网友吐槽。

陆川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九层妖塔》是一个拍给青少年看的片子，但里面依然带有一个文艺片导演的“习惯性动作”， “一抬手先起范儿，不是直接‘裸奔（商业化）’的路子。”

“不能写盗墓，不能提鬼吹灯，不能有鬼”

2012年，当陆川带着吴彦祖、刘烨和张震走进一个个电影厅宣传《王的盛宴》时，他发现自己看到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据2013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电影观众平均年龄为21.5岁。这群直言无忌的观众向陆川发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令人费解的反复闪回倒叙？为什么古人的言语这么现代？为什么影片不遵从商业片的叙事逻辑？

“你用《王的盛宴》那套语言跟他们交流，（他们）根本就看不懂，看不懂就会觉得你在胡说八道。”陆川说，“这个时代的观影逻辑就是这样。”

直到现在，陆川仍然觉得3年前的《王的盛宴》是一部对中国来说都十分重要的作品。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影片的主题关乎中国的权力关系，“它相当于中国的古装版《社交网络》。”

结果，投资近1亿元、有古装商业巨制卖相的《王的盛宴》仅收回7700万元票房。第二年11月的第十届金字奖论坛上，《王的盛宴》投资方星美传媒董事长覃宏将这部影片称为自己投资方面的失败案例，并表明自己已经和陆川“分道扬镳”，以后不会投他的电影。

电影在票房上的失败让陆川“震惊”——对于自己和市场的脱节，这个刚刚四十出头的导演猝不及防。同样在2012年，包括管虎的《杀生》、王全安的《白鹿原》、娄烨的《浮城谜事》和张杨的《飞越老人院》在内，跟陆川年龄相仿的第六代导演纷纷将自己的新片推向市场，而其中不少影片都具备商业性，他们寻求认同的对象正从国际电影节转向大众票房。

陆川也必须做出一些改变。他四处旅行了一段时间，并且在旅途中陆陆续续地写一个叫做《异族史》的小说，讲述混在地球人中的另外一个外星种族——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基因和生理基因，看起来跟普通人一样，但却是异能分子：有的人能隔空取物，有的人会读心术，有的则可以疯狂地做心算。

这个故事看起来更像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与陆川过去主题宏大、现实风格的作品风格相去甚远。他打了个比方：陆川的心里有9个抽屉，《寻枪》在一个抽屉里，《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和《王的盛宴》占了另一个。而还有一个抽屉里装着神话传说、神秘文化和怪力乱神的东西。这次，他希望把它拉开。

彼时，陆川接到了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的电话，问他对改编《鬼吹灯》是否感兴趣。韩三平还给了他一套《鬼吹灯》，里面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不能写盗墓，不能提鬼吹灯，不能有鬼。

项目跟陆川当时的想法刚好一拍即合。他干脆把《异族史》的故事背景装进《鬼吹灯》的套子——这样也能规避审查风险，写出一个剧本。

对于审查制度，陆川并不陌生。他的前4部电影在审查上都出过问题，审查时间少则半年，多则将近一年。拍摄艺术片时，他对自己的剧本十分坚持，因为“知道自己想讲什么，要表达的情怀是什么”；而现在要做商业片，他对待审查反而愈发谨小慎微，大概是由于“心里一下子没有了支点”。被告之盗墓是犯罪、不能拍，他突然觉得无法反驳。

“这次心态很奇怪，”陆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商业片的条条框框里，你没有特别多的理由去反驳人家（审查）。”

当由华谊投资、乌尔善导演的另一部《鬼吹灯》电影《寻龙诀》宣传自己有更贴近小说的“摸金校尉”和古墓元素时，陆川版《鬼吹灯》却只保留了昆仑山探险故事和几位主角的名字没有改变。陆川这样回应：“我只能很负责地跟你说，它（《寻龙诀》）一定不能拍盗墓。”

为了让这个奇幻故事能在中国讲得通，他也想了很多：光凭《鬼吹灯》3个主角胡八一、胖子和shirley杨能在中国解决一个灵异事件吗？那样的任务要解决，背后一定早就有机构跟上了，这才是中国。

于是，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一个负责神秘事物研究的部门749局。它看起来像是美国电影里的“神盾特工局”，但在《九层妖塔》里，它是一个代表警察、公安、安全机构、科研机构乃至中国政府的存在。“我们有朝阳群众、西城大妈，”陆川说，“中国社会的政治体系就是政府无处不在。”

他本来想把最后“打怪”的重头戏放在大中城市拍摄，做出类似《汉江怪物》的效果；但别人告诉他：这次你别太冒进，如果一下子被封，就白拍了。他还想在影片结尾拍一场戏，延续影片的“战友情”：主角们打的红犼怪兽都是胡八一死去的战友们变成的，被消灭之后，他们的灵魂得到解脱，跟胡八一告别，升入天堂。大家又说：军人变成鬼魂，这太刺激了，估计通不过。

不过，《九层妖塔》的过审过程还是一波三折。第一次送审后电影局没有意见，要求创作者自查自纠——差到一定程度，没办法提意见。有评审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故事，最后还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力排众议，给予通过：“这样的电影不能用文艺片的逻辑（去理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尝试。”但即便通过，还是有一种声音是让影片不要在国庆节上映，因为“大过节的，别出来吓人了”。

 “我太民主了，下一部电影还得独裁”

接下《九层妖塔》项目后，制片人张昭对陆川说：要做这个商业片，你以前的积累就等于都没有了。你得认。你跟别的商业导演不一样，别人虽然艺术成就没你高，但是人家有票房纪录，你呢？你的票房纪录是1.7亿。

“他说得很残酷，气死我了，”陆川开玩笑说，“我的1.7亿是2009年拿到的啊（《南京！南京！》），挺厉害的。”

但其实他自己也发现，在商业片领域，自己过去文艺片时期的所有光环“赤裸裸地全没了”，一切都得从原点开始。

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自己的第一部“商业大片”里，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证明自己的商业能力。陆川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创作：每一个镜头都需要精打细算，因为加一个镜头就是8万元。

在过去几年，他是一个让投资方提心吊胆的导演——拍戏实在太慢。《王的盛宴》的拍摄长达8个月，一再延期，剧组里有人给了他一个外号：“陆慢慢”。

他是一个随性惯了的人，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的评语里永远都有“散漫”一词。对他来说，拍摄艺术片或作者电影是以导演为中心的工作：写作、融资、拍摄、剪片子和去电影节露脸，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就连拍摄内容和方式导演甚至都可以“闷着”：“不告诉别人你想拍什么，到现场再说。”

而成熟的商业电影模式则要求一切都工业化、规范化、技术化，注重团队合作，听取团队意见。尤其是《九层妖塔》这样的影片，特效画面多，现场全是器械、绿幕，需要非常细致地划分镜头；演员怎么演、机位怎么走，都得一一清晰地对所有人解释清楚。

陆川不太习惯，他觉得摄影师、美术师、特效师都像“咬住自己后脚跟的恶魔”，天天追着他问：这个具体怎么拍？你是怎么想的？

此外，从筹备到后期，他都在不断跟各种人进行沟通——帮他完成红犼、昆仑怪兽、雪崩等后期特效镜头的是一群自己完全不认识的动画师，这群人来自四五个不同的国家，包括30多名特效总监和4000多个电脑图形师，被不同的团队管理。陆川需要随时跟他们沟通进展，以期把他们创作的“零件”拼进一部中国制造的电影里。

“这是全球化采购。”陆川形容。合作伙伴们告诉他，这类商业片的导演除了是一个艺术家、创作者，还得成为一个优秀的整合资源者，一个HR（人力资源管理者）。他每天说话说得元气大伤，晚上嗓子“滚烫”，一瓶水倒下去，就像在哗哗冒烟。

“这个过程非常挑战人的耐心，我觉得比拍《王的盛宴》累，”陆川说，“真的辛苦我的舌头了。”

一部优秀的商业类型片需要具备怎样的要素？对陆川而言，第一要素是画面和视觉效果。《九层妖塔》刚开始筹备时，他请来4个好莱坞奥斯卡级别的特效总监（其中包括《地心引力》的3D特效师和《后天》的特效总监）进行面对面授课，把剧组变成了“特效学校”。最后，影片里总共使用了1500多个特效镜头，制作方包括制作过《变形金刚4》《007：大破量子危机》等影片的好莱坞特效公司Prime Focus。

在故事创作方面，由于有小说《异族史》构建出来的世界为基础，陆川一个月就写完了初稿剧本。开拍前，他没有专门去找类似的好莱坞类型片进行研究，称“自己早已是那些片子的粉丝”。

“当我放下‘形而上’身段的时候，我挺喜欢看一些娱乐片的，”陆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很多观众批评，《九层妖塔》的故事缺乏逻辑，“扯飞上了天”。“其实我们是自圆其说的，”陆川说，“只是我们后半段突然开始讲一个科幻逻辑，很多人觉得不适应。”前两天，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看完《九层妖塔》，给陆川打来电话，评价影片是一个“类型上的创新”。

《九层妖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电影？冒险片？科幻片？魔幻片？陆川想了想，回答：“我会觉得它偏向打怪，怪兽灾难类。将来下一部可能会结合一些超级英雄的东西。”

他给自己这部新片打75分。有两场戏没拍出来他很惋惜——除了红犼死后变成战友，还有一场姚晨、赵又廷在帐篷里的疯狂情爱戏。

“都是别人的意见，我太民主了，”陆川开玩笑说，“下部（电影）还是得‘独裁’。我确实觉得那两场戏没拍是绝对绝对的失误。”

“一个文艺片导演转型去做一部这样的电影，还是很纠结的”

13年前，陆川靠艺术电影声名鹊起。他先凭借《寻枪》一鸣惊人，又在2年后，以《可可西里》中简洁写实的镜头语言和反英雄主义的刻画手法确立起个人影像风格。他凭借后者赢得40多个不同电影节的大小奖项，还被美国杂志Variety评选为世界十大年轻导演。

而《九层妖塔》完全颠覆了他在公众心里的既往印象。有网友评价影片有日本少年漫画的气质。

陆川承认，《九层妖塔》就是一部拍给青少年看的电影。在《中国新闻周刊》询问拍摄商业电影会不会使他更在乎观众看法时，他巧妙地避开问题回答：“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它能找到什么样的观众群体。我发现我一个人的兴趣可能也是一批人的兴趣，而他们都是孩子。在国外，包括《饥饿游戏》《暮光之城》《哥斯拉》一类的影片都是青少年电影，主题基本都是打怪，当英雄，寻找真爱，牺牲等等。”

《九层妖塔》让陆川“放下了很多”。他想找回自己最早爱电影时最本质的东西，“不是爱电影的某种光环，不是爱电影的某种气质。”

小时候，陆川是一个热爱商业电影的男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如果不上电影学院，可能我的口味一直都是比较低的。”

1995年，24岁的陆川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开始迷上具有独特作者气质的影片。他喜欢黑泽明所有的片子，把《七武士》看了无数遍，到现在几乎还是每年看一遍。虽然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是《体制中的作者：新好莱坞背景下的科波拉研究》，但毕业后，他还是把记录人性的艺术电影视作自己的首要拍摄目标。

对陆川来说，拍摄艺术电影是一种享受。拍完一个不错的镜头，他会觉得自己记录下了一个伟大的瞬间。而商业电影给他的则是一种“很直接的、底层的乐趣”——特效公司一点点把自己想象中的东西做出来，带来一种新奇的感觉。一点点毛发的飘动，地面震动与否，是否加一层烟，都会轻微地改变这部电影。

他说，自己在《九层妖塔》里已经尽力压抑了对“形而上”方面的野心。

但即便如此，陆川还是抑制不住地在这部商业片里加入了一些“个人情怀”和自己的经历、体验。影片里有不少描绘1970到1980年代风格场景的段落，如文革快板、战士唱军歌、石油工人们在礼堂里表演石油礼赞，更借鉴了很多考古界实际案例，如1980年考察罗布泊的科学家彭加木失踪事件。有的场景很费钱，一场石油礼堂戏就得给数百个群众演员设计、定制服装，然后再做旧；但陆川骨子里有现实主义情结，一拍到那里，他就“倍儿高兴”。

他认为，强化年代感和中国感，对《九层妖塔》来说特别重要——中国商业电影里的怪兽现在还无法媲美好莱坞怪兽，所以他希望在怪兽跟中国的关系上做文章。“中国感觉出来之后，怪兽才能形成它自己的意义，”他严肃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真的有人分析这个意义的话，没有前面中国的这一些东西，怪兽也没有力量了。”

影片中还有一句台词影射了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中的“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事件。陆川回忆，自己的第一稿剧本有更强的社会性，“哪哪都有点讽刺挖苦”。

但是，有朋友看完电影对他说：这个故事还是太复杂，还不是一个光溜溜的类型片——大多数人都认为，一部由《鬼吹灯》改编的冒险题材电影应该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类型片。他们觉得，《九层妖塔》里承载的“别的东西”太多，“不是很顺”。

在中国，从十几年前的第五代导演到如今的第六代导演，很多艺术片导演在商业转型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社会意义的承载、厚重主题的表达与在技术上处理好一个好看故事之间的矛盾。

“我可能不能完全去做到他们说的那个路子（一部纯粹的类型电影），”陆川对《中国新闻周刊》承认，“你明白，一个文艺片导演转型去做一个这样的电影还是很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