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杰、周琼媛、Dexter Roberts、Lulu Chen

编辑：刘雅靓

一直帮助电商公司在农村刷广告的“中国最大刷墙公司”村村乐也做起了电商生意；腾讯投资建4G基站、发智能手机，让贵州小山村跳跃式地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阿里巴巴气势汹汹奔向农村，计划三五年内要让电商进入10万个村庄。中国广袤的农村正成为互联网巨头和创业者进发的下一个市场，可以预见的市场争夺和社会变革已经展开。

《商业周刊/中文版》本期特写《互联主义新农村》，由三篇文章组成：《闯入者：最大农村刷墙公司转身电子商务》、《现场：贵州山村尝试“微信治村”》、《寻宝：阿里巴巴下乡》。以下内容为三篇文章的摘选，更多内容请见2015年10月19日上市的《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商业周刊/中文版》App。

进村

美国作家、前《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在中国很多地方墙壁上的标语中读出了中国的时代脉搏。在他的畅销书《寻路中国》中，何伟写到：内蒙古一个村庄的墙上写着“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显露着它与外部信息时代的隔绝；丽水一家制造内衣调节环工厂墙上的“未来震撼眼前”，大张旗鼓地诉说着它的商业野心……

北京村村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胡伟不认识美国人何伟，但是他从这些刷在墙头的标语上，嗅到了别的东西——那是钱的味道。

胡伟的公司总部在北京东直门附近，公司门口的墙壁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标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39岁的河南人在这里管理着“中国最大刷墙公司”——这个公司的网络已经覆盖全国的66万个行政村，近30万名村村乐“网络村官”——“站长”，即胡伟管理的这家公司在农村当地的代理人，随时待命。

村村乐的刷墙模式很简单：公司接到刷墙业务后，由客户选择想刷的区域和标语的范本；公司把业务下发到每个站长手里，由他们准备刷墙材料，承包给村民或自己去刷；站长完成刷墙任务，把图片发给公司检验；公司检验合格后支付费用给站长。

家住河北衡水市故城县夏庄村的刘泽源是村村乐这30万“网络村官”中的典型一个。刘家三代都在村里刷墙。爷爷和父辈是免费刷。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们在夏庄村墙上刷的是政治标语；1979年以后，以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为主题的一批标语占据了主流；1990年代，致富口号逐渐多起来。2000年左右，品牌广告被刷上了夏庄村的墙壁，刘泽源也开始了靠刷墙壁广告获得收入的生活。在过去这些年中，经他手刷上夏庄村墙壁的广告主角从家用电器变成了个人电脑，又变成了智能手机。2010年之后，伴随着智能手机在农村的流行，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在村里刷墙，墙上除了品牌标语，还增加了一行英文字母的网址。

进入2015年的夏天，刘泽源在夏庄村的墙上第一次刷上了村村乐自己的广告——“村村相连，快乐致富”，8个字下还有大大的村村乐的网址。

村村乐多年来一直做“幕后英雄”，走闷声发财的路子。他们给渠道下沉的品牌到农村刷墙，把对方的品牌标识和标语刷在村庄主干道的显眼位置，却不曾留下自己的痕迹。这次，它要有不同的作为。

“村村乐实际上是一个村镇门户性网站，是一个为农民用户提供资讯、生活信息、商业动态、社交等服务的综合平台，目前注册用户超过1000万人。”胡伟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在帮众多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农村的墙上刷过广告之后，他的“中国最大刷墙公司”打算做农村电子商务的生意。

这是中国电商们渠道下沉的成果。各大电商在城市的竞争格局近乎稳定，想要寻求新的城市用户越来越难，推出新服务黏住用户成为它们的重点方向。而在有着7亿人口的农村，是电商们抢钱抢人抢地盘的新天地。

网络购物和网上支付正在成为农村网民中的新风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农村网民增长到1.76亿人。这一年，中国农村有7714万的网络购物用户，使用网上支付的人也超过6276万——这两个数据的增幅，超过了城镇网民。

“互联网原来是个体力活儿！”从7月开始马不停蹄地出差，乘坐飞机、高铁、大巴，前往一个又一个村庄，村村乐创始人胡伟在朋友圈发了条状态，感慨转型的不易。

连接空壳村

站在家门口，36岁的吴勇每天一抬头就能看到立在村头山坡上的4G基站，一低头则能看到一条悬在水田上空的红色宣传条幅。条幅一头牵着田埂上的木桩，另一头拉着水田里的水泥柱，与周围绿油油的水田和古朴的木屋格格不入。让吴勇费解的是条幅上的标语：中国移动4G进村，为“互联网+乡村”保驾护航。每个字都认识，吴勇却说不出“互联网+”的意思，尽管这个词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并以铺天盖地之势影响着各行各业。它像一场运动，从大城市扩散到小城镇，甚至把触角深入到这个吴勇屡次出走却又离不开的贵州小山村。

黎平县铜关村地处贵阳，它藏在黔东南山地横沟纵壑中，离黎平县城有近40公里，因为山路崎岖，以及雨水多而带来的山体塌方，从铜关开车到黎平县城要一个多小时，到贵阳则要五六个钟头。作为少数民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地，没有自己的文字、靠口耳相传的侗族大歌文化，在黎平保存完好。

被互联网公司腾讯选为“移动互联网乡村”计划的首个试点村以前，黎平铜关这个有460来户人家、被断定为“老少边穷”的国家级贫困村可谓籍籍无名。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去年。腾讯和贵州移动合作，投资了人民币100多万元建了一座4G基站。4G网络成了腾讯放入这个乡村试验场的第一个“反应物”。紧接着，腾讯添加了另一项“反应物”——智能手机。从2014年11月开始到第二年年初，腾讯给铜关村和隔壁的黑洞村200多位村民派发中兴、天翼手机。它期待看到4G网络和智能手机在一块儿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怕村民们舍不得花钱买网络流量，贵州移动每个月为领到手机的村民赠送1G的网络流量，鼓励他们开启移动互联网之旅。免费的网络流量好比这场试验里的催化剂。

4G网络+智能手机+免费流量=？可见的事实是，铜关与周边村庄种植的有机米、茶叶等农特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高价卖给了城里人。为保护和推广侗族文化，腾讯投入人民币1500万元，在铜关村修建了一座占地46亩、由19座木屋组成的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今年8月博物馆开张以来，曾经封闭的铜关村迎来了对侗族文化感兴趣的专家组、中欧商学院的企业家，深圳一所中学一个班的60多名学生来这里办夏令营。游客来了，村民们有了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有村民动起了装修房子、办农家乐的心思。

村里这一年来的发展变化“超过之前许多年”，铜关村村支书吴珍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在位于贵州东南部的这片农村，大多数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没几个人知道科技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好多辈，一年种两茬水稻，收割、脱粒主要还得靠人力。让人们牵肠挂肚的，只是“人均0.6亩的耕地会不会有好收成”“跟同村的那谁一样去外地打工挣点钱”等现实的问题。土地留不住人——耕地少、挣不了钱，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小孩留守，成了这个村庄自1990年代以来就面临的现实。“没有支柱产业，经济薄弱，靠劳务输出支撑。”吴珍刚解释，他管这个叫“空壳村”。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吴勇在外务工多年。1999年，不满20岁的吴勇扔下农具，揣着500块钱，由同乡带着去了工厂密集的广东，他在揭阳、东莞等地的几家工厂当工人，在建筑工地干过，后来他辗转到温州，进工厂做鞋，还找过师傅学做家具、刷漆。2011年7月中旬，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奠基，吴勇接到弟弟的电话，“这项目需要人刷油漆，你回来吧。”吴勇和弟弟承包了部分木屋搭建和刷漆工作，挣了十来万。他花8万买了辆7座面包车，方便在县里跑，接刷漆的生意。

46岁的吴珍刚自1996年开始在村委会工作，2002年开始当村支书，直到现在。这些年，吴珍刚喜欢以基础设施进村的时间点来记录村子的发展。1999年国家电网进村，替换掉了1972年铺设的老电网。让村民们沮丧的是，16年过去了，村里还是时常没电。“白天停、晚上停、天晴停、下雨停……搁城里，人们早跳起来了。”吴勇气愤地说。

另一件大事发生在2000年之后，有线网络通到了铜关村，少数村民触网。但是，在吴珍刚看来，有线网对村民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在人均年收入仅人民币2000多元的村里，买得起电脑的家庭不多，“目前村里有电脑的家庭也只占到10%”。有些小孩子和年轻人倒是学会了用电脑，这功劳是属于网吧的。村里曾经有两家不大的网吧，其中一家有六七台电脑，另一家有十来台，后来村委会把它们给整顿关停了，理由是无证经营。

没有从有线网发展中受益的铜关村一下子迈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这让我们的公益尝试有了落脚点。”主导铜关村这场互联网试验的腾讯企业社会责任部总监陈圆圆说，腾讯要“连接一切”，也一直在摸索如何把互联网和乡村连接起来。

早在2009年年中，腾讯就踏入贵州黎平县和雷山县，以及云南迪庆州，尝试用互联网来进行西部乡村帮扶。但在有线网时代，腾讯走过不少弯路。“仅仅在黎平，我们捐助了50个单个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多媒体教室，以及46个价值人民币1万元的带电脑的书屋，但使用效率都不高，难以承担互联网启蒙的作用。”陈圆圆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她觉得，即便送电脑给农户，他们白天在外务农，电脑整天闲置着，也只是个摆设。智能手机则不同，它可以随身携带，千元以下智能手机市场的成熟和4G网络的普及，“让实现连接的门槛大大降低，让基于连接的服务有可能在乡村发生。”陈圆圆说。

中国电商奔向农村求增长

在偏远的云南乡村土官村，现代中国的躁动与喧嚣距离这里就像中国与美国一样遥远。在仅供一车通过的坑坑洼洼、贯穿全村的土路旁，随处可见刷着白石灰的农舍，农舍的外墙大多画着花和竹子，屋檐也是传统的大平顶。土官村有约170户白族村民，主要种植葡萄和酸角。在高温潮湿的午后，大部分居民都在树荫下或在家中小憩，以此避暑。

但是，在6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土官村有一处却热闹非凡。在村里的便利店里，十几个晒得黝黑的村民围着一台新的联想电脑和壁挂式创维平板显示屏，察看手机、牙膏、农药喷洒机等众多商品的最新在线交易，所有这些都是在阿里巴巴新开通的农村电子商务平台上出售的。

镶着两颗金牙的张一斌身材瘦高，烟不离手，自阿里巴巴在他们县城设立了农村淘宝服务站以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位葡萄种植户已经在网上购买了一台电风扇、一台农药喷洒机和一辆价值人民币1.36万元的宗申牌三轮摩托车。张一斌说：“网上的价格更便宜，选择也更多，也方便得多。”张一斌指出，他不必再耽误半天的时间跑去经销商那里买三轮摩托车了。他的三轮摩托车用来运送灌溉水管和化肥。他表示，他想在网上把自己的葡萄“推销给每一个中国人”。

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实现收入人民币2.79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49.7%。但是，在今年8月24日的全球股市暴跌中，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股票下跌了3.5%，首次跌破其68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该公司的增长放缓以及中国的经济减速已令投资者感到担忧。

尽管经济放缓、股市暴跌，中国电子商务销售额在2015年的前7个月仍增长了37.7%。为继续保持在线销售的势头，阿里巴巴及其竞争对手的目光已不再局限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年轻人，开始大举进军农村地区——约有一半的中国人出身于农村。香港大和资本市场大中华区互联网研究部主管John Choi说：“发达城市不可能永远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这是大自然的法则。”

阿里巴巴去年10月宣布，计划在未来3到5年，在物流、硬件和培训上投资人民币100亿元，推动电子商务在中国10万个村庄的发展。该公司正在开设仓库，并与快递公司和地方政府展开合作。

阿里巴巴的战略核心就是农村淘宝服务中心，村民们可以在这些服务中心放心购买商品，在网上交手机费和水电费，还可以在此收取淘宝上购买的物品。阿里巴巴会提供计算机和显示器，确保商品能及时交货，并培训村民担任其服务中心代表，这些服务中心往往设在便利店里。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事业部总监余向海说：“阿里巴巴一直想在农村地区开拓业务，这是一个培育网购文化和习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