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世界秩序》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译者：胡利平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务卿，也被公认为20世纪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他没有因为辅佐的总统尼克松卷入丑闻，而让自己的影响力受到丝毫影响。这位而今已91岁高龄，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老人推出新著《世界秩序》，向人们描绘了近400年前世界秩序的形成，这套秩序起到过的作用，秩序内生的缺陷以及因此引发的区域冲突乃至世界大战，并就当今国际关系背景下现有秩序面临的不稳定因素，世界秩序的走向给予了深刻解读。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美国媒体及美国政界跨政党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把当前世界面对的问题，以及在这个联系越来越密切、却越来越分裂的世界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放到了有益——经常是令人启发——的背景下来讨论”（《纽约时报》）。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由此合约缔造出一整套国际法律和组织结构，俗称为“国际社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国家、地区以及其他政治集团间交流的规则，要求规则受到破坏时各方仍应采取克制，恢复均势，延伸出国家主权平等、内政不容干涉等规则。欧洲国家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以上规则，是欧洲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纷乱政局持续，各国君主和贵族阶层为消弭战乱、避免教廷干涉的制度发明。在近代，长达几个时期内，欧洲国家在全球掀起殖民扩张，很显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适用于承认这个和约的“文明国家”范围之内。当然，这套体系因其简洁实用，实质性的减少了基于宗教信仰、领土纷争的冲突，特别是到了现代，大国侵略扩张开始变得罕见，小国、弱国只要接受国际法基本准则，一般情况下可以避免受到侵略。《世界秩序》一书的第一章令人信服的介绍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由来。

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欧洲国家迅速组建起反法同盟。在基辛格看来，这并非是以反革命镇压革命，而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提出了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格格不入的革命型的意识形态，两个世纪后，伊朗也提出了类似的输出革命主张，这也成为后者受到国际孤立的根本原因。当拿破仑兵败，多国部队占领巴黎，却没有出现多国瓜分法国领土的状况，相反，维也纳和会结束后，法国还收回了大革命爆发前的边界领土，这说明，当时的欧洲国家，包括带有一贯扩张性特点的沙皇俄国，都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但俄国并非始终遵从于上述规则，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只要它受到欧洲主流社会的冷落，就会以报复性的姿态恢复扩张。

书中在提及19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首相、欧洲著名政治家梅特涅时，通过与19世纪晚期的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对比指出，两个人对国际秩序性质的认识不同，前者希望借助秩序保障国家利益，而后者的主张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希望通过更强有力的国家行动，在国际秩序中赢得更为主动的地位。统一后的德国挑战欧洲秩序，突破均势，并最终在半个世纪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一战结束后，法国决意惩罚德国，惩罚的严厉程度超出了一个世纪前欧洲大国对法国的处置，却也没有让德国失去复仇能力，这就让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再度面临冲击。直到冷战结束后，二战后被分拆的德国统一，欧盟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再得以重新稳固。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欧洲走向全球，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确立。在中东、中亚、北非、东南欧、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人们信奉的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分歧再加上地缘政治分歧，在这些地区反复激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重新勃发建立世界秩序梦想，先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建立起全球殖民体系，加深了不同地区同一信仰群体的交流；而后美国在这些地区又着力扶持西方形态的民族国家建立；西方允许犹太复国群体在中东建立以色列国，并在中东国家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明显偏向后者，因而分化出更多的有意挑战现行世界秩序、国家形态的极端主义者。

基辛格在谈到伊朗、沙特时，道出了这两个国家的独特性所在，即一方面借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正常国家的形态，跟其他国家交往，与宗教极端势力划清界限，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彻底抛开宗教立国，以及基于宗教确立的世界观（输出革命）。这方面的独特性使得伊朗和沙特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借助两类不同的发展机遇，提高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力，但也埋下了引发冲突的隐患。

基辛格认为，亚洲国家除了日本，迟至20世纪才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很快就成为这个体系最为坚定的捍卫者。印度独立后，奉行不结盟和维持国际关系间均势的原则，对强权政治持中立超然态度，这使得印度成为不结盟国家集团中的领袖。但印度因为国内人口种族、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也存在重新引发、卷入危及现行秩序的内在隐患。《世界秩序》书中谈到，亚洲国家之所以热衷建立各种多边集团和双边机制，而不具备建立欧盟、北约、欧安组织等范围更大的区域组织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奉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外，亚洲国家之间仍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矛盾，难以消弭分歧而建立稳固、统一的共识。

《世界秩序》第七章分析了“代表全人类行事”的美国的一套独特而带有内在矛盾性的秩序观。美国的独立，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不仅违反了这套体系的规则，而且还否认自己的扩张意图，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帝国行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认为，承认体系规则的国家具备合法性，但美国的标准是，是否接受美国的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当然，当美国意识到利益需要的时候，又会重新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借口，比如跟君主国家沙特建立盟友关系并提供全方位支持。一战结束前，刚刚宣布美国参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希望在短期内能将美国原则扩散到欧洲，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却成功的让美国推动的民族自决原则和民主政体纳入了一战后欧洲重建的议程，使得奥匈帝国崩溃后原疆域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国家——各国之间不成熟的民主迅速转化为排斥少数民族的压力来源，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甚至引发了大屠杀。21世纪初，美国也用同样的方式，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输出了自己想要的政体形式，也引发了两个被占领国家的持续内乱。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在于维持均势。但不同国家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基辛格特别强调了核大国和核扩散国家之间就威慑能力与威胁的不同理解，指出各个国家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结盟联系会有效束缚冲突驱动，但协调机制总体上仍是僵化的，不排除出现国家间甚至大国间的常规对抗、核对抗的危险。当今网络技术的进步，加剧了国家间权力的非对称性，特别是互联网一代出现了淡忘历史记忆、漠视历史教训的危险倾向，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涌动，这为国家间关系协调带来新的压力。基辛格疾呼，“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靠大众共识驱动的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社会需要调整教育政策，使其适应国家长远目标和培养价值观的终极目标”，让年轻一代“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抛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