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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医生夫妻的“抗疫”史:亲历疫情后,她力劝流产妇女留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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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医生夫妻的“抗疫”史:亲历疫情后,她力劝流产妇女留下孩子

过去,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病情,多么难缠的患者,医生与病人的界限是明晰的。但现在,“你今天是医生,明天就可能成感染者。”

记者|赵孟

3月17日,杨婷一天做了7台手术。这是她近一周来的工作常态,她做的一半的手术都是人流,比平时翻了一倍多。

杨婷是湖北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半个月前,她结束了新冠肺炎疫情诊治工作,隔离期过后,她又投入到医院常规门诊恢复的工作中。人流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手术,但这确是疫情高峰过后,妇产医生不得不面临的“善后”工作之一。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规定,“双职工”夫妻可以不必两人都去“抗疫”一线。但她和丈夫的工作单位分属不同市辖,即便夫妻二人都不是流行病学专业,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陌生的一线岗位。

疫情爆发后,无数像杨婷和黄波这样的非传染病专业医生,加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线。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而是掺杂着畏惧和使命的艰难抉择的过程。“我只是在承担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

疫情流行高峰已过,这段并不算长的“抗疫”之路,给他们带来的震荡却仍在持续。比如,面对那些要求引产的孕妇,她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抉择

2020年1月中旬,杨婷在新闻上看到武汉有人感染一种冠状病毒肺炎,出于职业的敏感,她感到担忧,“非典也是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很狡猾”。

临近年底,在武汉工作的当地人陆续回家过年,有些孕妇来医院分娩或者看病,时不时伴有咳嗽症状。杨婷有些警觉,早早给自己戴上了口罩。

杨婷的敏锐有其原因。成为妇产科医生前,她曾在内科有过短暂的传染病工作经历。小时候,杨婷最喜欢的一位叔叔(其父亲的弟弟)罹患出血热去世,她当时只有四五岁,但清晰地记得叔叔的遗体躺在家里的样子,“好像睡着了”。但父亲告诉他,年仅22岁叔叔已经死了。

杨婷家有三兄妹,父亲是一名村医,经常无暇顾及孩子们,叔叔便带着她跟一群堂兄妹们玩,肚子饿了就在叔叔家吃饭。桃子成熟的季节,叔叔经常摘满一筐桃子送到她家里来。叔叔患病后,一直住在他家里治疗。她听父亲说,这是一种传染病,病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碰,吃饭的碗筷要分开,“好像一得这个病,再亲的人都有距离了”。

她暗暗发誓,长大后要学医,并且要研究传染病。大学毕业那年,她如愿进入一家医院大内科传染病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病毒,“每天都有人死去”。杨婷常常感到无助,她远远做不到让这些人全部康复,加之她身体虚弱,只能重新进修了妇幼保健专业,“与其跟死神较劲,不如迎接新生命。”

杨婷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后,对传染病知识遗忘殆尽的她,将再次迎战一种未知的病毒。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披露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医院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杨婷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给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赶在封城前两天,1月21日,弟弟开车回到老家。

1月25日,杨婷所工作的妇幼医院被征用,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常规妇幼保健工作暂停。医生们起初并不理解,“我们毕竟是不是搞传染病的,为什么不征用些综合医院?”但没过多久,该市其他两家综合医院也被纳入定点收治医院。

当时,防护物资极度紧缺,大量无法收治的患者信息铺天盖地,武汉许多医院纷纷公开募集防护物资。杨婷所在医院的物资也出现紧缺,不得不在网上募捐。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样的窘境下面对未知病毒,杨婷倒吸一口气,“从没感觉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按照方案,该院医生们被分成四批,与外地支援的专家一起,轮番进入病区给这些新冠肺炎患者诊疗。每一批医护人员工作7-10天,这期间全程都在医院,结束后隔离14天,再回来继续战斗。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在隔壁市的另一家综合医院内科任职。黄波也接到通知,要求他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此时,湖北大多数州市已经封城,出市更是困难重重。夫妻二人都被困在家里,惶恐不安。

他们有两个孩子,四岁的小儿子年前回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读初中的大女儿在身边,女儿正值青春期,与家长常有冲突。

此时,黄波更担心妻子的身体。杨婷凝血功能差,每次生理期出血量大,长期处于贫血状态。她体质太差,容易感冒,感冒容易引发肺炎。

在她工作的医院,也有不少“双职工”夫妻,医院都只安排一人上一线。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杨婷向医院领导反映,能否安排她不用去一线,尽量照应一下孩子。医院领导表示,杨婷的丈夫在另一个市的医院工作,与她并不在同一所医院,加上医院人手紧缺,她被安排在第三批进病区。

从1月底开始,界面新闻记者与杨婷一直保持联系,她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焦虑感日增,甚至准备写下遗书以备不测。没过多久,国家卫健委出台文件,建议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医生的情况,尽量不安排二人都去一线。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可以据此帮她与医院沟通,她犹豫了一阵,婉拒了。

焦虑愈加严重,并开始影响到她的身体。她感到胸闷、乏力、食欲不振,整夜整夜的失眠。可为了迎战病毒,身体不能垮掉,她每日都要强迫自己吃下许多食物。

奔赴“一线”前,丈夫黄波脸色凝重,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转过脸向妻子说道:“我搞内科的肯定逃不掉,但你搞妇科的不能去。”但他无法决定妻子的排班,也无法逃避自己的选择。

听见丈夫唠叨,杨婷生气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英雄?”“你想去上班,又怕死,到底在纠结什么呢?”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言不发的刷微信,所有的微信群朋友圈都在转发新冠肺炎信息,彼时,湖北确诊人数每日数以千计的量增加。

丈夫黄波最终鼓起勇气,在网上发起求助,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获得一张通行证,他将要去负责一个重症病区的工作。2月6日临走前,黄波不忘叮嘱她,“能不去就不要去了。”丈夫出门瞬间,杨婷哭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科室主任一直担心杨婷的状况,向医院领导多次请示后,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医院安排救护车到她老家,将她母亲从老家接来照顾孩子。此时其他社会车辆都已无法通行,这让她很感动。由于正值生理期,原本第三批进去病区的她,又被推后到第四批,让她多了几天的缓冲期。

当日,黄波所在的医院传出有医护人员感染,杨婷百感交集。她亲自找医院领导交涉,说丈夫已经奔赴一线,留下她和老人孩子,她身体底子太差,如果自己在一线发生意外,不仅不能帮助别人,还会成为团队的麻烦,是否可以给她安排一份外围的工作,但未获同意。

“医者良心的拯救”

2月10日,杨婷和第四批进病区的同事们参加了一天的培训,主要内容是针对新冠肺炎救治方案的学习,防护装备穿着规范等。次日,她正式进入病区。科室主任体谅她的境况,与她分在同一个组,方便照应。

当时,医院整个住院大楼都住满了人,但大多数症状较轻,重症患者被集中在一个楼层,全部由专家照看。杨婷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专家治疗病区的20多个轻症患者。她每天早晚例行查房一次,中间遇到病人突发情况随时准备再进病区。

按照规定,从清洁区到病区必须“全副武装”,医院采取最高级别的三级防护标准,除了通常熟知的防护服、口罩、眼罩外、还要戴面罩。即使熟练后,这套装备全部穿好也需要十分钟,哪怕一个细小的缝隙,都可能成为病毒进攻的阀门,必须胶带封好。从清洁区到病毒浓度最高的病区,需要经过三道门。

最初的物资主要依靠捐赠,有些防护服“薄如蝉翼”,以至于她不得不穿两套。防护服裤脚与脚踝之间存在间隙,杨婷便将裤脚踩到脚底下。院领导告诉他们,“自己都保护不好就不要去病区”,这让她觉得“暖心”。过了几天,医院调来了一批质量较好的防护服,物资短缺的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每次查房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她常常有窒息感,但不看完病人她就不能离开病区。第一次查房出来,疲惫不堪的她在缓冲区脱防护服时,不慎将口罩弄掉了。按照操作规范,缓冲期依然有较高的病毒含量,只能脱去防护服,等到消杀后洗澡才能摘下口罩。还有一次从病区出来,她发现脸颊都被口罩磨破了。

第一次暴露让她心神不宁,但恐惧很快被疲劳驱赶。除了下病房,其余的时间她们都在清洁区写病历,开医嘱,讨论治疗方案,晚上也睡在医院,24小时待命。

杨婷说,当时核酸试剂盒的检测准确率只有50%,大量CT影像显示有病灶患者,核算检测仍为阴性。医生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将CT影像和临床症状结合,符合标准的统统收治。“我们都使劲为病人着想,努力把病情控制,不想受到某些其他影响。”她说。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对的,2020年2月5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在病区,杨婷询问患者生活细节时发现,体质好的人基本不熬夜,作息规律,在抵御病毒入侵时,与体质差的人对比明显。年轻的轻症患者治愈率都比较高,而有基础疾病和免疫力低的人,病情容易恶化。每当有病人出院,就是医生们最高兴的时刻,每治愈一个病人,意味着他们离开“战场”的时间就近了一步。

这个病区也有一位40多岁,症状较重的患者,情绪一直不好,每次查房时,都拉着医生不停地询问。杨婷心细,她把自己的微信留给了这位病人,没有在病房时,她通过微信给他提供指导,经常安慰鼓励他。

或许是共同面对病毒的威胁,杨婷发现她和许多同事比以前有了更多耐心。过去,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病情,多么难缠的患者,医生与病人的界限是明晰的。但现在,“你今天是医生,明天就可能成感染者。”

在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丈夫黄波也和妻子一样在奋战着。“我们不仅要全力救治患者,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给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黄波说。一名疑似患者在入院第二天就失去了耐心,对医生发脾气:“如果最终我不是确诊病人,我就投诉你们!”

作为病区主任,黄波每天都要耐心地给他讲解治疗方案。另外几名医生则把自己的电话和微信留给患者及其家人,希望能消除他们的顾虑。随着疫情的发展,起初满不在乎的患者,随即又陷入了对病情胡思乱想的恐惧中。好几个晚上,这位患者的家属都要给医生打电话,最长一次,一位医生向家属解释了两个小时。

对于传染病人来说,从隔离治疗那一刻起就不能与亲人相见。他们要么治愈后与亲人团聚,要么不幸病重身亡,亲人再见已是骨灰。病区的形势让医生们不敢掉以轻心,有些病患全家感染,有些是夫妻双方感染,对于这类聚集性感染病例,如果病人提出住在同一家医院,医生都会争取满足。“虽然都是单独病房见不到面,但在同一个医院也许让他们更有信心。”杨婷说。

查房期间,杨婷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不少夫妻都在一个同一个病区,“女人见到医生,总是先问丈夫病情是否好转了;而男人见到医生,总是先问自己的病情怎么样。”

下病房第三天深夜,杨婷突然感觉胸口发闷,喉咙似有异物,她开始频繁咳嗽,吵醒了两米外隔着一道帘子的同事。两人压着心照不宣的恐慌。“明天做个CT吧。”同事说。那夜,她们都没有再入睡。

杨婷并没有去做CT,她告诉同事自己可能是口罩戴太久,咽喉不舒服。她心情复杂,不知道是否与第一次暴露有关。“如果检查出来真的感染了怎么办?”可不检查心理更担心,于是,服用了大量阿比朵尔(一种抗病毒药),又开了一些中药,“把西药当饭吃,中药当水喝”。

在清洁区,同事们坐在一起写病历,她一个人坐得远远的,每咳嗽一声,大家都惊慌的挪动一下位置。后来,她又服用了抗生素,咳嗽和胸闷渐渐消失了。

几天后,她收治了一个新冠肺炎孕妇,孩子即将临盆,必须手术。按照规定,谁收治的病人,手术当由谁来做。但科室主任担心她的身体,主动要求自己来做。

医院没有负压手术室,只能在普通手术室进行,为了防止感染,羊水和血液都密封处理。庆幸的是,手术很成功,孩子顺利降生,未被病毒感染。过了几天,大人也治愈出院。

有空的晚上,杨婷会和丈夫聊会儿视频电话,他们相互问好,并不多谈各自的工作。短短几天,杨婷发现丈夫瘦了,头发也被剃光了。电话那头的黄波也有同感,妻子的秀发也已经不在。杨婷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头发,长大后就没有剪过,已经垂到了腰间。但长发不便于防护,下病区前她一狠心,减掉头发扔到垃圾桶。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2月18日,结束了一周的病区值守,杨婷开始进入隔离期,然后准备再投入下一轮“战斗”。

隔离期间,每个医生一个房间,不能外出,也不能见亲友。静下来后,杨婷才格外想念两个孩子。作为医生,不应该逃避职责,但作为一个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坦言“不怕死是假的”。

小儿子跟婆婆住在乡下,那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每到下雨房子就漏水,想到儿子在那样的环境下奔跑玩耍,杨婷内心五味杂陈。下病区前,婆婆就打电话,说孩子奶粉没有了,她也无法送到,只能让婆婆“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吧。”

大女儿正是青春期,学习成绩不理想,前几天给她了一条信息:“妈妈,我要是成绩好就好了。”她感受到女儿的焦躁,眼泪瞬间一瞬间就滚了出来。

2月23日,女儿在家闹情绪,手被划破了几条口子,杨婷六十多岁的母亲忧心如焚。她向医院说明情况希望能回家,但隔离规定严格,不允许离开。隔离酒店与家隔着一条十字街,她只能站在窗口眺望。那天,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又找了几个朋友加微信安慰孩子,才慢慢平复下来。

她在信中告诉女儿,疫情发生后,各地出了不少针对医护人员子女的加分政策,“有些人觉得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兴奋的感觉,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平凡的,自由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我不再逼你好好学习了,我只想看到你快乐阳光的微笑。妈妈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不假。”她写道。

后面的五个夜晚,她连续失眠。医院考虑到事态严重,让她结束隔离就回家照顾孩子。

这天,正好是杨婷的生日,丈夫直到晚上才打来视频电话。杨婷以为在通话结尾,丈夫会给她一个惊喜,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也行。但突然,丈夫告诉她,有个病人正在找他,视频必须要挂断了。没有蛋糕,没有祝福,“他也是给忙忘记了。”

隔离期间,医院有个护士诞下一名婴儿,这是“抗疫”期间难得的喜事,护士的丈夫正好也是一名医生,仍在一线奋战。虽然无法见面,但同事们纷纷发去祝福。杨婷想到这些,一股振奋的暖流涌上心头,她告诉丈夫,自己要申请再回到一线。

她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隔离期间清洗衣服后,她和同事爬到楼顶晾晒,但次日上去收衣服时,发现去顶楼的门锁住了。酒店老板告诉她,顶层有些普通居民,听说有医生在此隔离,“说你们是带毒的”,于是把门锁住试图阻止她们去楼顶。

杨婷欲哭无泪。她和同事只能在宾馆房间,用吹风机将洗后的衣服吹干。不仅如此,甚至一些过去认识她们的人,“也像躲瘟神似的”。结束隔离后,她再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医生了。

2月24日,尚在隔离期间的她得到消息,近期患者数量下降,当地调整了收治方案,她所在的医院不再接受新冠肺炎患者,新增患者由另一家医院收治,现有病人全部出院后,医生们隔离结束,即可回归原来岗位。那位她在微信上鼓励过的患者,也已康复出院,每次她发朋友圈都来点赞。

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总体上看,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随后,各个医院开始接诊常规病人,杨婷又像往常一样成了“工作狂”。疫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善后”事宜仍不轻松。

医院重新开诊第一天,医护人员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员都在隔离,但光住院病人就占了三层楼,加上门诊可能有几百人。因疫情积压的患者人数,仍在持续增加。现在,医院已经开了8层楼的住院病房,而平时一般只有需要4层。

最近,杨婷每天要做六七台手术,其中一半是引产,这是杨婷最不愿意面对的工作。平日里,引产手术很少,“十个中有可能有两个。”许多胎儿都是符合政策的二孩,但父母或顾虑抚养成本,或因为孕前服用药物,担心胎儿质量,决定放弃。杨婷每次都要一遍一遍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如今,她比过去有了更多耐心,仍在孜孜不倦的劝说那些试图引产的妇女。她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同命运的联结,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她还在几个群里,每天给朋友们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三番五次叮嘱大家,“在忙也要抽空看一下”。

丈夫黄波也即将结束这一轮的救治工作,他已经在重症病区值守了一个多月,现在正在隔离期,身体暂时无恙。3月18日,黄波所在医院发了一篇记述该院医护人员的文章,其中写到了黄波的事迹。黄波转到的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晚上,黄波给妻子打来电话,很认真地问她是否看到了那篇文章。杨婷说看到了,黄波又问为什么不点赞,杨婷半开玩笑说:“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不好,重点还没有突出来。”

“哦,我也觉得。”黄波笑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婷、黄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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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医生夫妻的“抗疫”史:亲历疫情后,她力劝流产妇女留下孩子

过去,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病情,多么难缠的患者,医生与病人的界限是明晰的。但现在,“你今天是医生,明天就可能成感染者。”

记者|赵孟

3月17日,杨婷一天做了7台手术。这是她近一周来的工作常态,她做的一半的手术都是人流,比平时翻了一倍多。

杨婷是湖北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半个月前,她结束了新冠肺炎疫情诊治工作,隔离期过后,她又投入到医院常规门诊恢复的工作中。人流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手术,但这确是疫情高峰过后,妇产医生不得不面临的“善后”工作之一。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规定,“双职工”夫妻可以不必两人都去“抗疫”一线。但她和丈夫的工作单位分属不同市辖,即便夫妻二人都不是流行病学专业,最终他们还是走到了陌生的一线岗位。

疫情爆发后,无数像杨婷和黄波这样的非传染病专业医生,加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线。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而是掺杂着畏惧和使命的艰难抉择的过程。“我只是在承担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

疫情流行高峰已过,这段并不算长的“抗疫”之路,给他们带来的震荡却仍在持续。比如,面对那些要求引产的孕妇,她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抉择

2020年1月中旬,杨婷在新闻上看到武汉有人感染一种冠状病毒肺炎,出于职业的敏感,她感到担忧,“非典也是冠状病毒,这个病毒很狡猾”。

临近年底,在武汉工作的当地人陆续回家过年,有些孕妇来医院分娩或者看病,时不时伴有咳嗽症状。杨婷有些警觉,早早给自己戴上了口罩。

杨婷的敏锐有其原因。成为妇产科医生前,她曾在内科有过短暂的传染病工作经历。小时候,杨婷最喜欢的一位叔叔(其父亲的弟弟)罹患出血热去世,她当时只有四五岁,但清晰地记得叔叔的遗体躺在家里的样子,“好像睡着了”。但父亲告诉他,年仅22岁叔叔已经死了。

杨婷家有三兄妹,父亲是一名村医,经常无暇顾及孩子们,叔叔便带着她跟一群堂兄妹们玩,肚子饿了就在叔叔家吃饭。桃子成熟的季节,叔叔经常摘满一筐桃子送到她家里来。叔叔患病后,一直住在他家里治疗。她听父亲说,这是一种传染病,病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碰,吃饭的碗筷要分开,“好像一得这个病,再亲的人都有距离了”。

她暗暗发誓,长大后要学医,并且要研究传染病。大学毕业那年,她如愿进入一家医院大内科传染病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病毒,“每天都有人死去”。杨婷常常感到无助,她远远做不到让这些人全部康复,加之她身体虚弱,只能重新进修了妇幼保健专业,“与其跟死神较劲,不如迎接新生命。”

杨婷没有想到,时隔多年后,对传染病知识遗忘殆尽的她,将再次迎战一种未知的病毒。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披露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医院紧急开会,研究对策。杨婷相信自己的直觉,她给在武汉工作的弟弟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赶在封城前两天,1月21日,弟弟开车回到老家。

1月25日,杨婷所工作的妇幼医院被征用,作为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常规妇幼保健工作暂停。医生们起初并不理解,“我们毕竟是不是搞传染病的,为什么不征用些综合医院?”但没过多久,该市其他两家综合医院也被纳入定点收治医院。

当时,防护物资极度紧缺,大量无法收治的患者信息铺天盖地,武汉许多医院纷纷公开募集防护物资。杨婷所在医院的物资也出现紧缺,不得不在网上募捐。想到自己将要在这样的窘境下面对未知病毒,杨婷倒吸一口气,“从没感觉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按照方案,该院医生们被分成四批,与外地支援的专家一起,轮番进入病区给这些新冠肺炎患者诊疗。每一批医护人员工作7-10天,这期间全程都在医院,结束后隔离14天,再回来继续战斗。

杨婷的丈夫黄波也是一名医生,在隔壁市的另一家综合医院内科任职。黄波也接到通知,要求他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此时,湖北大多数州市已经封城,出市更是困难重重。夫妻二人都被困在家里,惶恐不安。

他们有两个孩子,四岁的小儿子年前回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读初中的大女儿在身边,女儿正值青春期,与家长常有冲突。

此时,黄波更担心妻子的身体。杨婷凝血功能差,每次生理期出血量大,长期处于贫血状态。她体质太差,容易感冒,感冒容易引发肺炎。

在她工作的医院,也有不少“双职工”夫妻,医院都只安排一人上一线。考虑到这些特殊情况,杨婷向医院领导反映,能否安排她不用去一线,尽量照应一下孩子。医院领导表示,杨婷的丈夫在另一个市的医院工作,与她并不在同一所医院,加上医院人手紧缺,她被安排在第三批进病区。

从1月底开始,界面新闻记者与杨婷一直保持联系,她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焦虑感日增,甚至准备写下遗书以备不测。没过多久,国家卫健委出台文件,建议对于夫妻双方都是医生的情况,尽量不安排二人都去一线。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可以据此帮她与医院沟通,她犹豫了一阵,婉拒了。

焦虑愈加严重,并开始影响到她的身体。她感到胸闷、乏力、食欲不振,整夜整夜的失眠。可为了迎战病毒,身体不能垮掉,她每日都要强迫自己吃下许多食物。

奔赴“一线”前,丈夫黄波脸色凝重,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转过脸向妻子说道:“我搞内科的肯定逃不掉,但你搞妇科的不能去。”但他无法决定妻子的排班,也无法逃避自己的选择。

听见丈夫唠叨,杨婷生气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英雄?”“你想去上班,又怕死,到底在纠结什么呢?”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言不发的刷微信,所有的微信群朋友圈都在转发新冠肺炎信息,彼时,湖北确诊人数每日数以千计的量增加。

丈夫黄波最终鼓起勇气,在网上发起求助,一番周折之后终于获得一张通行证,他将要去负责一个重症病区的工作。2月6日临走前,黄波不忘叮嘱她,“能不去就不要去了。”丈夫出门瞬间,杨婷哭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科室主任一直担心杨婷的状况,向医院领导多次请示后,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医院安排救护车到她老家,将她母亲从老家接来照顾孩子。此时其他社会车辆都已无法通行,这让她很感动。由于正值生理期,原本第三批进去病区的她,又被推后到第四批,让她多了几天的缓冲期。

当日,黄波所在的医院传出有医护人员感染,杨婷百感交集。她亲自找医院领导交涉,说丈夫已经奔赴一线,留下她和老人孩子,她身体底子太差,如果自己在一线发生意外,不仅不能帮助别人,还会成为团队的麻烦,是否可以给她安排一份外围的工作,但未获同意。

“医者良心的拯救”

2月10日,杨婷和第四批进病区的同事们参加了一天的培训,主要内容是针对新冠肺炎救治方案的学习,防护装备穿着规范等。次日,她正式进入病区。科室主任体谅她的境况,与她分在同一个组,方便照应。

当时,医院整个住院大楼都住满了人,但大多数症状较轻,重症患者被集中在一个楼层,全部由专家照看。杨婷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专家治疗病区的20多个轻症患者。她每天早晚例行查房一次,中间遇到病人突发情况随时准备再进病区。

按照规定,从清洁区到病区必须“全副武装”,医院采取最高级别的三级防护标准,除了通常熟知的防护服、口罩、眼罩外、还要戴面罩。即使熟练后,这套装备全部穿好也需要十分钟,哪怕一个细小的缝隙,都可能成为病毒进攻的阀门,必须胶带封好。从清洁区到病毒浓度最高的病区,需要经过三道门。

最初的物资主要依靠捐赠,有些防护服“薄如蝉翼”,以至于她不得不穿两套。防护服裤脚与脚踝之间存在间隙,杨婷便将裤脚踩到脚底下。院领导告诉他们,“自己都保护不好就不要去病区”,这让她觉得“暖心”。过了几天,医院调来了一批质量较好的防护服,物资短缺的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每次查房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她常常有窒息感,但不看完病人她就不能离开病区。第一次查房出来,疲惫不堪的她在缓冲区脱防护服时,不慎将口罩弄掉了。按照操作规范,缓冲期依然有较高的病毒含量,只能脱去防护服,等到消杀后洗澡才能摘下口罩。还有一次从病区出来,她发现脸颊都被口罩磨破了。

第一次暴露让她心神不宁,但恐惧很快被疲劳驱赶。除了下病房,其余的时间她们都在清洁区写病历,开医嘱,讨论治疗方案,晚上也睡在医院,24小时待命。

杨婷说,当时核酸试剂盒的检测准确率只有50%,大量CT影像显示有病灶患者,核算检测仍为阴性。医生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将CT影像和临床症状结合,符合标准的统统收治。“我们都使劲为病人着想,努力把病情控制,不想受到某些其他影响。”她说。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对的,2020年2月5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在病区,杨婷询问患者生活细节时发现,体质好的人基本不熬夜,作息规律,在抵御病毒入侵时,与体质差的人对比明显。年轻的轻症患者治愈率都比较高,而有基础疾病和免疫力低的人,病情容易恶化。每当有病人出院,就是医生们最高兴的时刻,每治愈一个病人,意味着他们离开“战场”的时间就近了一步。

这个病区也有一位40多岁,症状较重的患者,情绪一直不好,每次查房时,都拉着医生不停地询问。杨婷心细,她把自己的微信留给了这位病人,没有在病房时,她通过微信给他提供指导,经常安慰鼓励他。

或许是共同面对病毒的威胁,杨婷发现她和许多同事比以前有了更多耐心。过去,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病情,多么难缠的患者,医生与病人的界限是明晰的。但现在,“你今天是医生,明天就可能成感染者。”

在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丈夫黄波也和妻子一样在奋战着。“我们不仅要全力救治患者,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给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黄波说。一名疑似患者在入院第二天就失去了耐心,对医生发脾气:“如果最终我不是确诊病人,我就投诉你们!”

作为病区主任,黄波每天都要耐心地给他讲解治疗方案。另外几名医生则把自己的电话和微信留给患者及其家人,希望能消除他们的顾虑。随着疫情的发展,起初满不在乎的患者,随即又陷入了对病情胡思乱想的恐惧中。好几个晚上,这位患者的家属都要给医生打电话,最长一次,一位医生向家属解释了两个小时。

对于传染病人来说,从隔离治疗那一刻起就不能与亲人相见。他们要么治愈后与亲人团聚,要么不幸病重身亡,亲人再见已是骨灰。病区的形势让医生们不敢掉以轻心,有些病患全家感染,有些是夫妻双方感染,对于这类聚集性感染病例,如果病人提出住在同一家医院,医生都会争取满足。“虽然都是单独病房见不到面,但在同一个医院也许让他们更有信心。”杨婷说。

查房期间,杨婷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不少夫妻都在一个同一个病区,“女人见到医生,总是先问丈夫病情是否好转了;而男人见到医生,总是先问自己的病情怎么样。”

下病房第三天深夜,杨婷突然感觉胸口发闷,喉咙似有异物,她开始频繁咳嗽,吵醒了两米外隔着一道帘子的同事。两人压着心照不宣的恐慌。“明天做个CT吧。”同事说。那夜,她们都没有再入睡。

杨婷并没有去做CT,她告诉同事自己可能是口罩戴太久,咽喉不舒服。她心情复杂,不知道是否与第一次暴露有关。“如果检查出来真的感染了怎么办?”可不检查心理更担心,于是,服用了大量阿比朵尔(一种抗病毒药),又开了一些中药,“把西药当饭吃,中药当水喝”。

在清洁区,同事们坐在一起写病历,她一个人坐得远远的,每咳嗽一声,大家都惊慌的挪动一下位置。后来,她又服用了抗生素,咳嗽和胸闷渐渐消失了。

几天后,她收治了一个新冠肺炎孕妇,孩子即将临盆,必须手术。按照规定,谁收治的病人,手术当由谁来做。但科室主任担心她的身体,主动要求自己来做。

医院没有负压手术室,只能在普通手术室进行,为了防止感染,羊水和血液都密封处理。庆幸的是,手术很成功,孩子顺利降生,未被病毒感染。过了几天,大人也治愈出院。

有空的晚上,杨婷会和丈夫聊会儿视频电话,他们相互问好,并不多谈各自的工作。短短几天,杨婷发现丈夫瘦了,头发也被剃光了。电话那头的黄波也有同感,妻子的秀发也已经不在。杨婷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头发,长大后就没有剪过,已经垂到了腰间。但长发不便于防护,下病区前她一狠心,减掉头发扔到垃圾桶。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2月18日,结束了一周的病区值守,杨婷开始进入隔离期,然后准备再投入下一轮“战斗”。

隔离期间,每个医生一个房间,不能外出,也不能见亲友。静下来后,杨婷才格外想念两个孩子。作为医生,不应该逃避职责,但作为一个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坦言“不怕死是假的”。

小儿子跟婆婆住在乡下,那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每到下雨房子就漏水,想到儿子在那样的环境下奔跑玩耍,杨婷内心五味杂陈。下病区前,婆婆就打电话,说孩子奶粉没有了,她也无法送到,只能让婆婆“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吧。”

大女儿正是青春期,学习成绩不理想,前几天给她了一条信息:“妈妈,我要是成绩好就好了。”她感受到女儿的焦躁,眼泪瞬间一瞬间就滚了出来。

2月23日,女儿在家闹情绪,手被划破了几条口子,杨婷六十多岁的母亲忧心如焚。她向医院说明情况希望能回家,但隔离规定严格,不允许离开。隔离酒店与家隔着一条十字街,她只能站在窗口眺望。那天,她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又找了几个朋友加微信安慰孩子,才慢慢平复下来。

她在信中告诉女儿,疫情发生后,各地出了不少针对医护人员子女的加分政策,“有些人觉得很开心,但是我没有兴奋的感觉,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平凡的,自由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我不再逼你好好学习了,我只想看到你快乐阳光的微笑。妈妈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不假。”她写道。

后面的五个夜晚,她连续失眠。医院考虑到事态严重,让她结束隔离就回家照顾孩子。

这天,正好是杨婷的生日,丈夫直到晚上才打来视频电话。杨婷以为在通话结尾,丈夫会给她一个惊喜,哪怕是一句“生日快乐”也行。但突然,丈夫告诉她,有个病人正在找他,视频必须要挂断了。没有蛋糕,没有祝福,“他也是给忙忘记了。”

隔离期间,医院有个护士诞下一名婴儿,这是“抗疫”期间难得的喜事,护士的丈夫正好也是一名医生,仍在一线奋战。虽然无法见面,但同事们纷纷发去祝福。杨婷想到这些,一股振奋的暖流涌上心头,她告诉丈夫,自己要申请再回到一线。

她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却不是人人都能理解。隔离期间清洗衣服后,她和同事爬到楼顶晾晒,但次日上去收衣服时,发现去顶楼的门锁住了。酒店老板告诉她,顶层有些普通居民,听说有医生在此隔离,“说你们是带毒的”,于是把门锁住试图阻止她们去楼顶。

杨婷欲哭无泪。她和同事只能在宾馆房间,用吹风机将洗后的衣服吹干。不仅如此,甚至一些过去认识她们的人,“也像躲瘟神似的”。结束隔离后,她再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医生了。

2月24日,尚在隔离期间的她得到消息,近期患者数量下降,当地调整了收治方案,她所在的医院不再接受新冠肺炎患者,新增患者由另一家医院收治,现有病人全部出院后,医生们隔离结束,即可回归原来岗位。那位她在微信上鼓励过的患者,也已康复出院,每次她发朋友圈都来点赞。

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总体上看,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随后,各个医院开始接诊常规病人,杨婷又像往常一样成了“工作狂”。疫情虽然告一段落,但“善后”事宜仍不轻松。

医院重新开诊第一天,医护人员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员都在隔离,但光住院病人就占了三层楼,加上门诊可能有几百人。因疫情积压的患者人数,仍在持续增加。现在,医院已经开了8层楼的住院病房,而平时一般只有需要4层。

最近,杨婷每天要做六七台手术,其中一半是引产,这是杨婷最不愿意面对的工作。平日里,引产手术很少,“十个中有可能有两个。”许多胎儿都是符合政策的二孩,但父母或顾虑抚养成本,或因为孕前服用药物,担心胎儿质量,决定放弃。杨婷每次都要一遍一遍劝她们将孩子留下来。

如今,她比过去有了更多耐心,仍在孜孜不倦的劝说那些试图引产的妇女。她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同命运的联结,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她还在几个群里,每天给朋友们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三番五次叮嘱大家,“在忙也要抽空看一下”。

丈夫黄波也即将结束这一轮的救治工作,他已经在重症病区值守了一个多月,现在正在隔离期,身体暂时无恙。3月18日,黄波所在医院发了一篇记述该院医护人员的文章,其中写到了黄波的事迹。黄波转到的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晚上,黄波给妻子打来电话,很认真地问她是否看到了那篇文章。杨婷说看到了,黄波又问为什么不点赞,杨婷半开玩笑说:“我觉得那篇文章写得不好,重点还没有突出来。”

“哦,我也觉得。”黄波笑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婷、黄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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