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发自荷兰 阿姆斯特丹

我在阿姆斯特丹的家门前有一条铁路，从阳台上就能看到火车来来往往。夜幕总是跟下班晚高峰一起降临，灯火通明的车厢穿梭过将暗未暗的天空，常能望见里边人头攒动的剪影。

这是条贯穿西欧城市的“大动脉”，我曾无数次在这里跳上列车，去往南边的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运气不好赶上满座，就得半程都站着。欧洲一体化给人造成的幻觉是，这片大陆从北到南的距离，也不过就站着的几个小时那么远。

但是列车今天没有人。视野范围之内，车厢几乎是空的。荷铁发布的报告说，这周以来的客流量只有平时的15%，它们已经亏损严重。而它还只是这场正在席卷欧洲的新冠疫情之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一直待在荷兰。整整一个月前（2.23），意大利封锁北部11个小镇，疫情在欧洲正式引爆。至今虽仅三十日，却已常有沧海桑田之感。对承平日久的这一代欧洲人来说，这恐怕是他们集体经历过的最大危机。而对一个紧跟了中国疫情、又再来观察欧洲疫情的驻外记者来说，撕裂感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整整两个月之前，武汉封城（1.23）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瑞士达沃斯报道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会方临时组了一个针对新冠的国际专家发布会，满满一屋子中国记者争相提问，为身陷疫情的中国民众们向公卫专家们寻求建议。

那时，还没有人预料到新冠会以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

离开瑞士时我在苏黎世匆匆买了几盒口罩，便开始计划去伦敦的出差，英国即将在1月底正式脱欧。

那时我没想到，两个月之后，多亏了那几盒口罩，身在欧洲的我才能继续安心地出门采访；也没想到，宁静的阿尔卑斯雪山和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标本的瑞士，会成为疫情重灾区；更没想到，当时占据了欧洲报纸头条的脱欧会如此迅速地淡出媒体视野，唐宁街10号的敲钟时刻，现在看来，更像是旧世界结束前的最后回响。

欧盟爆发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相比之下，几年前因难民涌入而掀起的分裂浪潮，现在来看恐怕也就是朵水花。马克龙的一场演讲八次提到“我们处在战争之中”，多国进入紧急状态争先恐后，3亿人口禁足家中。在医疗物资紧缺的重压之下，一国截胡另一国。在意大利最困难的时候，深入疫区援助的医疗队伍来自中国，而非任何一个欧洲盟友。混乱之中，连申根区史无前例的暂时关闭都显得“并不是个大新闻”。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略带刻薄地指出，新冠病毒就是在欧盟的坟头跳舞。

对欧盟仍抱有希望的人们会扔出另一些论据：正是因为“病毒没有护照”，才更需要各国通力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政。已经有些积极的信号：德国正在开始收治意大利的病人，意大利人在欧洲多国的媒体上发文传授防疫经验，欧盟紧急拨款250亿欧元……也有些改变的期许：成员国的卫生政策毕竟不属于欧盟的权限范围，不能期待一个尚不存在的机制发挥作用，要允许作为组织的欧盟进行自我修正，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那样。

但时代还会给欧洲这个机会吗？

在一个全球化已经褪去华服、露出赤脚的时代，病毒的大流行似乎成为全球化反对者们最有力的口号。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国家，人们责怪亚洲移民带来了病毒，却甚少追责政府在过去数年里削减医疗预算而导致的ICU病床锐减。对危机的恐慌让人们愿意交出一部分的自由、去换取更多安全感；而仍然受到公民隐私、个人自由、公私域边界等“制约”的欧洲政府，危机之下显得笨拙、吃力、蹑手蹑脚，像是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坚守着一套旧世界的标准，却早已被新世界的浪潮甩在身后。

不只是欧洲，也是全世界。而这些问题，我都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