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共进晚餐入席者名单：

皮埃罗·斯加鲁菲 硅谷观察家、《硅谷百年史》作者

龙雪晴 界面联合创始人

方园婧 界面资深记者

皮埃罗助理 他山石演讲者智库联合创始人姚兰

与硅谷观察家、《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的晚餐地点约在吃新派江浙菜的许仙楼。听说他饮食偏素，我们脑中预热了一下研究人工智能的硅谷精英搭配素雅精致中国江南美食的和谐图景。

但是，在约定晚餐时间前一个小时我们才被告知他的饮食不是仅“偏素”，而是彻头彻尾的素食主义者，腥荤不沾，爱吃豆腐。于是点菜确实颇费周折，我们只能从极为有限的全素菜选了些图片看上去不错的菜品，以及点名要了做法不同的豆腐。

不过，当60岁的斯加鲁菲穿着宽松的POLO T恤和棉质便装裤、背着IT男标配黑色双肩电脑包出现时，我们才发现硅谷自由人这股随意家常的画风，跟略显高冷的场地氛围还是有些不搭。

他当天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与那些著名互联网企业交流了一圈，很开心地发现人人也都T恤牛仔，穿得“非常硅谷”。这位1955年生的意大利人在硅谷呆了32年之后，看起来已经美国化了。去年，他与朋友合写的《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被中国IT界奉为了解硅谷最为便捷生动的必读书。

为了提前做功课，我特意网购了这本标价99元人民币、500多页沉甸甸的硅谷编年史。这本首次系统记述硅谷创新的史料，记录了从1900-2013年硅谷所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从无线电的诞生一直到互联网、云计算的演变，中间穿插刻画了每一代重要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的故事。看得出来，若非亲身浸淫硅谷多年，难以完成这样细节化的著述。

斯加鲁菲聊到这本书时口吻比较随意，似乎在谈起一桩昔日成就：“我最初到硅谷时一起合租房子的室友，有天我们聊起来决定为硅谷写本书。各自分工写一部分，我这部分很早就写完了，他过了几年才收尾。”

这种举重若轻的方式看起来比较符合他对自己“自由职业者”的定位。从意大利都灵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一直想尽办法拒绝大公司提供的全职工作，谋求相对自由松散的顾问式合作，以便在各国游历。1983年，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Olivetti（奥利维蒂）公司许诺送他到美国加州的研究中心工作，于是他来到硅谷成为软件工程师，被老板称赞为“世界上编程最快的程序员”。

当时还没有因特网，硅谷用的还是Arpanet网络（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运营的封包交换网络，它是全球互联网的始祖），全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则在1982年才刚刚出现。“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用一个伯克利大学研发的新程序来从一台个人电脑向另一台个人电脑发送信息。这个新程序叫做‘Email’。我当时觉得这很傻，谁会要用这些Email？”斯加鲁菲笑着说：“你们看，我那时确实并不聪明，但我很幸运。”

斯加鲁菲来到硅谷的时间正赶上一个技术创新爆发的节点。次年，苹果的Mackintosh系统问世。他得以在随后硅谷崛起的黄金时代见证了Internet的诞生和流行，并投身其中成为网络工程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先驱人物。“几年间各种新技术就全冒出来了，或许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我真的非常幸运。”

聊起他1990年代开始做的个人网站，他倾向于认为这次成功仅仅是因为赶早和赶巧。“一开始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电子笔记本，把自己做的关于音乐、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研究都放到了这个笔记本上，没想到逐渐变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站点。2006年《纽约时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这一年，《纽约时报》将斯加鲁菲的个人网站放在《史上最伟大的网站》专题中进行了报道。

虽然他这两年受邀来中国，几乎都是围绕“硅谷”和“创新”主题做交流，但他个人兴趣多元，一直充满“跨界混搭”色彩，在心智论、文学艺术、音乐史领域多有著述。他的个人网站上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关于摇滚乐、爵士、现代流行音乐的历史，还撰写过《摇滚音乐史，1951-2000》，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Velvet Underground（地下丝绒乐队）。

“音乐和科技有共同点，我对他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们和生活如此密切相关，但却很少有文字记录下它们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不同源流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又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和改变生活的。”他说，这是他坚持研究并写科技和音乐历史的原因。

斯加鲁菲十分健谈，不停地说着，甚至顾不上吃饭，“我一点也不饿。”我们叫了一瓶香槟，他表示自己并不喝酒，但还是很绅士地和我们碰杯致意。

虽然斯加鲁菲撰写了硅谷的发展历史，但他并不忌讳批评硅谷。他认为硅谷人对科技过分狂热，相当多的人只在乎技术是否厉害，不会顾忌技术可能带来风险和负面影响。

他认为硅谷对令人兴奋的新技术的探索方式某种程度上就像小孩子不顾一切地随意玩耍。“现在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人热衷于投生物科学技术，而湾区的科研人员也一味追求这个技术创新而不顾后果。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如果要是他们突然在实验室发明了活体生物器官，他们就只顾着兴奋了，但这些发明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可怕而难以估计的。”

除此以外，硅谷的价值观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斯加鲁菲回忆他刚到硅谷的时候，整个硅谷没有大公司，只有带着改变世界的疯狂梦想和勇气的中小型公司。但如今硅谷已经大公司充斥：苹果、谷歌、Facebook、Oracle、Intel等全球领先的顶尖公司都挤在相互车程几分钟的路段上。小小的硅谷成为了全球顶尖科技公司密度最高的地方。

“但这还是硅谷吗？”他有些激动，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现在的新技术很多已经不是诞生于硅谷了，Google、Facebook的新技术还是来源于硅谷吗？很多已经不是了。硅谷的公司变大之后并购其他中小型公司，也慢慢地形成垄断。硅谷资本运作和并购如此频繁，和纽约也没有什么区别。”

中小型创业公司的创业初衷也逐渐偏离了硅谷曾经的价值观。斯加鲁菲说，在硅谷有一个说法，如果6个月内你的公司没能卖给Google或者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你就死定了。“换句话说，硅谷创业公司的动机已经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了，而是要在6个月内快点赚到钱。”

诞生于硅谷的雅虎、苹果等公司曾经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暂新商业模式。但今时今日从硅谷崛起新的明星创业公司并不多见，在旧金山反而诞生了许多不错的创业公司，比如Uber、Airbnb。斯加鲁菲告诉我们，目前硅谷谈论得最多的事情，也是他接下来要在清华大学做的演讲主题——“比起硅谷，是不是旧金山更适合创业？”

我紧接着问他，对Uber和Airbnb这样新型的互联网公司怎么看。他认为从技术上来看两家公司都谈不上太大的创新，“他们承担的是中介平台的角色，但这个平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他们只是一个新的演变形式，这样的公司能够成功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先发优势。”他说，美国人一直都有“分享经济”的思想，将自己闲置的东西放在平台上供需要的人使用，而Uber和Airbnb也仅仅是做到了将雪橇、书这样的东西，变成了汽车和房子而已。

在中国，近几年诞生的互联网明星企业绝大多数也是承担“中介平台”角色，玩“互联网+”。这些公司深谙先发优势的重要性，通过迅速融资，加强补贴力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用户，但又由于平台所建立的技术门槛本身不高，往往陷入来自其他竞争对手的“价格苦战”，长时间无法盈利。资本市场对这类平台类公司以及O2O企业持越来越悲观的态度，甚至有O2O的“资本寒冬”已经到来的说法。我抱着这个疑问，问斯加鲁菲怎么看。

“O2O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东西，这在美国很难做下去，”斯加鲁菲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做O2O在于物流成本非常低，而这在美国是行不通的，“没有哪个美国投资人会看好O2O。要做O2O必须雇用许多人，至少25美元/小时的雇用成本，然后买很多车，在美国完全无法想象这个成本，而且也很难赚到钱。”

另一方面，斯加鲁菲指出，大部分美国的风险投资人认为中国的创业公司不太健康。很多美国风险投资人来中国考察，但真正参与投资项目的并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市值太高了！”他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另外，中国公司喜欢拷贝已经存在的商业模式，因为中国的风险投资人喜欢听到的是，这些公司做的是在美国已经验证成功、流行的商业模式。但硅谷和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人对此前未有人做过的产品更感兴趣。”

斯加鲁菲特意提了一个孵化器公司，叫Innospring，是中国人在美国创办的孵化器，专门教育中国的创业公司学会对美国投资人“正确地说故事”。

“这就是关键。硅谷投资人真正希望听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人做过的想法，有创意，有市场，可执行。或许中国许多创业公司在一开始就没有被教育正确的创业方向，这是导致投资遇冷的一个问题，何况估值实在是太高了。很难有几个公司能做成阿里巴巴这样，更何况阿里巴巴的股价也开始下跌了。”

用过甜品以后，谈话也接近尾声。我们请皮埃罗说出他认为下一代科技革新最可能突破的领域。他表示要准确预测下一个爆发点并不容易，因为在硅谷及世界其他科技创新中心，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前沿技术的实验和探索。不过，他最终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未来技术的重大突破应该来自生物学，1948年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后，帮助人们在近70年克隆了许多不同的动物，甚至接近克隆出人类。你很难想象这个过程只花了70年。而未来70年还会发生什么，光是想象就足以让人兴奋和战兢不已。”

菜单：

雪里笋干蒸冬瓜

西湖船点拼盘

罐香官府浓汁三珍

竹笋卷菊花豆腐清汤

石斛花胶炖瘦肉

灵隐素香

虎跑泉水混合蔬菜

义乌红糖发糕配香草

巴黎之花特级香槟